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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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薄薄的手稿，将时间重新拨回到近百年前。
蓝色钢笔写在鹰牌竖排原稿纸上，字迹已有深浅，行间、页边散布着增删、替换和补写；第二章首页右侧，另有毛笔题写的“迷羊 郁达夫”。2026西泠春拍呈献的郁达夫《迷羊》手稿共二十六页，包含这部中篇小说第一章后半部分和完整的第二章，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内容与《迷羊》初版本基本一致，为正式发排稿，同时又保留了大量创作阶段的修改痕迹。它并非一份整洁誊清、仅供纪念的成品，而是一处仍然保存着作家思考温度的文学现场：句子怎样被推翻，情绪怎样被释放，人物怎样从朦胧轮廓中逐渐显影，都留在手稿中。
郁达夫（1896—1945）
在郁达夫传世手稿极为稀少的背景下，这二十六页的意义远不止简单的“名人手迹”。1926年11月4日，郁达夫在广州开始写作《迷羊》，其后在上海续成；小说于1927年在《北新》杂志连载，192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百年之后，作品最初的书写形态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也推动今天的读者重读这部关于迷失、欲望与幻灭的小说。
从A城开始：一位青年如何走入迷途
《迷羊》的故事始于一座被隐去真名的A城，郁达夫曾于1921年至1922年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小说中的街巷、大观亭、戏园以及沿江风物，都与他在安庆的生活经验相关联。主人公王介成大学毕业不久，凭借长辈关系在A城谋得一份近乎挂名的差事。他衣食无虞，却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受过现代教育，却找不到安放才智与热情的位置。他住在城外，靠读书、散步、饮酒消磨时间。
2026西泠春拍 郁达夫代表作《迷羊》创作稿
谢月英就在这时出现。她是随戏班来到A城的女伶，王介成最初在街头偶然看见她与同伴，随后从报纸广告中得知戏园新聘了女角，便走进此前从未真正留意过的安乐园。他不是先理解一个具体的人，再产生爱情，而是先被舞台、装束、声音和距离共同制造出的形象吸引。台上的谢月英既真实又不可接近，既属于眼前这座小城，又携带着流动戏班的异乡气息。对于一个厌倦固定生活的人而言，她首先代表的不是家庭意义上的伴侣，而是逃离现状的可能。
民国安庆大观亭
于是，王介成反复出入安乐园，把无处投放的情感集中到一个谢月英身上，现实生活随之发生倾斜。两人相爱后，舞台距离被打破，爱情从想象转向日常。王介成迅速把这段关系视为生命获得意义的证明，疾病、嫉妒和猜疑却接踵而来。爱情没有治愈他的精神失衡，反而使敏感、自卑和占有欲更加集中地显露。之后，王介成抛下A城的工作和原有生活，带着谢月英前往南京和上海。王介成把相爱理解为生活本身，谢月英却必须面对职业女性的现实，没有演出便没有收入，离开戏班也意味着失去赖以生存的网络。抵达上海后，谢月英遇到旧日同行，重新萌生登台谋生的念头。旅费将尽，现实迫使两人承认，私奔只能改变生活地点，不能自动创造新的生活秩序。
民国时期，安庆（A城）西门外正大街
谢月英最终离开，王介成遍寻有女伶登台的戏院，从报纸戏目中追索可能的名字，在拥挤而欢乐的观众之间辨认每一张相似的面孔，最终找寻无果返回A城。所谓“迷羊”，既是失去爱人的男人，也是迷失道路的青年，他并非没有受过教育，也并非没有选择，却在欲望、散漫、社会位置和自我想象之间反复徘徊，始终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迷羊》出版后，《申报》曾以“不下于《茶花女》”形容它的缠绵哀丽，小说中大量的情感描写，也延续了郁达夫自《沉沦》以来最具辨识度的写作方式。但若只把《迷羊》看成一部自我暴露式的恋爱小说，便会忽略它真正尖锐的部分。王介成的悲剧并不始于谢月英离开，而始于他与谢月英相遇之前已经失去生活方向。爱情只是把这种失重感放大。他把谢月英同时视作爱人、救赎和逃离A城的理由，背后是现代青年的结构性困境的反映。
郁达夫的漂泊、丧失与新生
1926年3月，郁达夫与郭沫若、王独清等南下广州，进入广东大学任教，后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他起初雄心勃勃，但广州的学校风潮、斗争、欠薪和复杂人事很快消磨了这种热情。6月初，长子龙儿病重，他匆忙北返，抵京时孩子已经去世。此后数月，他沉浸在丧子之痛中；10月再次南下，经上海回到广州，11月辞去中山大学职务，12月离开广州返沪。在这一往返过程中写成的《一个人在途上》，留下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与“完不了的漂泊”这样的自我感受的记录。
1926年的丧子、奔波、职业变动和理想幻灭，构成了理解《迷羊》精神底色的语境。王介成在A城的闲散、对现实工作的疏离、以爱情填补生活空洞的冲动，与郁达夫这一时期不断追问个人出路的状态形成了可以辨认的呼应。故事中的悲凉，不只是失恋后的感伤，也是一个人在家庭、事业、团体与时代方向同时松动时产生的失重感。
1927年郁达夫于上海结识王映霞，《日记九种》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恋爱、革命想象与经济压力交织的生活。《迷羊》恰恰跨越广州与上海两个写作阶段。现存手稿中的第一章部分和第二章，交代了A城、戏园、王介成与谢月英的初遇，是整部小说的结构起点，由广州写到上海，也与作者从大学教职转回出版与职业写作的轨迹重合。
郁达夫曾设想以《迷羊》《蜃楼》《春潮》组成三部曲，分别表现中国青年的“天真时代”“怀疑时代”与“革命时代”。虽然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完整实现，却证明《迷羊》不只是一篇爱情小说。它所代表的“天真”，不是无忧无虑，而是一代青年尚未建立社会行动方向时，把全部生命激情寄托于个人情感的状态。王介成以为爱情可以解决人生，正因为他还没有找到更坚实的目标。
1927年前后，革命文学的声音日益高涨，强调个人情绪和爱情纠葛的《迷羊》因此受到“未能紧跟时代”的批评。然而它保存的，正是一种容易被新话语覆盖的青年经验：受过新教育、渴望自由，却仍困于旧有资源结构；拒绝传统安排，却缺少建立新生活的能力。这种矛盾，使作品并未因时代转向而失去解释力。
从《北新》连载到一纸风行
1927年11月1日，改版后的《北新》半月刊自第二卷第一号开始连载《迷羊》，每期刊出一章，共连载五期。《北新》编辑在“编完之后”中预告，这是郁达夫自认“生平最得意”的作品。1928年1月1日，第五章刊毕；九天后，十四章本《迷羊》即由北新书局正式出版。书前收入叶鼎洛绘制的插图，书末附郁达夫1927年12月19日写成的《后叙》。
本册手稿部分首次皆连载于《北新》1927年第2卷
小说出版后迅速进入文坛与大众阅读市场。评论者贺玉波、邵洵美、刘大杰、韩侍桁等先后撰文，评价有褒有贬；市场反应却十分明确：截至1929年3月，单行本在一年多时间内已印行四版，共一万七千册；到1932年8月，仅北新书局版便达到九版三万册。以现代文学早期的出版规模衡量，这不是一部只在小圈子内流传的实验性作品，而是拥有广泛读者基础的畅销小说。
在手稿中，看见郁达夫如何书写
本季西泠春拍呈献的《迷羊》手稿之所以珍贵，正在于它同时具有创作稿与发排稿的双重性质。它不是只有正文的誊清本，每一页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增订、涂改和补写；但修改后的文字又与初版本高度一致，说明这些纸页直接参与了作品的从撰写到出版的流程。
其中一处修改，发生在对戏园观众的描写中。初稿写年轻而衣着奢丽的时髦青年“坐着”在前几排，改稿把“坐着”换成“坐了”，并加入“中国的无论”等限定。看似只是几个字，视野却从A城的一处戏园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类型：这些青年不再只是现场偶见的人，而成为“无论哪一个地方都有”的现代城市人物。郁达夫由个人叙事转向社会观察正是在这样的微调中完成的。
2026西泠春拍《迷羊》手稿局部
另一处修改涉及王介成为何夜夜听戏。原稿只是说他无事可做、书已读完，还是去戏园消遣；改定时增添了“每晚”“终于”，又补入“无情无绪地冒着寒风”等语句，并以“安闲”修饰坐在戏园中的感受。几个副词和状态词把外在行为变成心理过程：“每晚”说明习惯形成，“终于”暗示他曾经抵抗又屈服，“无情无绪”则提前暴露了谢月英出现前的空虚。修改让这种变化拥有了时间层次，也使王介成后来的痴迷显得有迹可循。
郁达夫的小说虽然常给人情感奔涌、一气呵成之感，却并不意味着其写作缺少推敲。手稿显示，他会为动词的完成状态、句子的节奏、限定范围和心理递进反复调整。所谓“自叙传”色彩，也不等于原样抄录生活。个人经验只有经过选取、重组、节奏控制和语言修订，才成为小说。稿纸上的删改，让研究者得以从成品背后看见这一转换过程。
《迷羊》手稿何以珍贵？
郁达夫的文学声名极高，手稿存世却极少。已知公藏的重要稿本主要有国家图书馆所藏《毁家诗记》部分稿本；完整保存的《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于2017年影印出版，2019年在西泠拍卖以897万元成交。《迷羊》稿本因而成为继《她是一个弱女子》之后，市场上出现的又一部郁达夫重要小说手稿。
它的第一重意义，是作品版本研究价值。现存稿页可以与《北新》连载本、1928年北新书局初版本以及后来的文集本逐字比勘，由此确认文本在创作、发排和刊印阶段的变化。第二章首页早在1982年《郁达夫文集》中曾以图片形式出现，此后又见于相关选本，如今原件重新面世，使过去分散的图版著录获得了可以追溯的源头。
它的第二重意义，是创作过程研究价值。印刷本只能告诉人们郁达夫最后写成了什么，手稿却能显示他曾经怎样写、怎样犹豫、怎样改变。涂去的字、插入的词和移换的语序，保存了作家的判断过程。对于《迷羊》这样长期被“自叙传”“感伤”“颓废”等概念概括的作品而言，手稿尤其重要：它把研究从作家性格和题材标签重新引回语言本身，让人看见郁达夫如何通过细密修辞建立人物心理，而不是把私人生活未经处理地倾倒在纸上。
《迷羊》著录书籍封面书影
第三重意义，在于现代文学史地位。《迷羊》既处于郁达夫个人道路变化的节点，也位于新文学由个性解放叙事逐渐转向革命话语的关口。作为原拟“中国青年三部曲”的开篇，它记录了个人觉醒之后仍找不到社会道路的青年状态。
当然，这份手稿并非全璧。第一章前半部分如何散失，第三章至第十四章原稿是否仍存，现有二十六页又经历了怎样的保存和流转目前还是未解之谜。正因如此，它的出现既回答了一些问题，也开启了更多问题。文学文献的重要性，有时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封闭的结论，而在于让研究重新开始。
《迷羊》部分创作手稿与早期刊印
迷途者的路标
《迷羊》描写的是一个青年追逐爱情而失去方向的故事，但百年之后重新出现的手稿，却恰恰成为一枚清晰的路标。它指向郁达夫小说中的矛盾，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与个人尚无力建立现实生活之间的裂缝；对爱情救赎的想象，与性别、职业、金钱不断施加的限制。
手稿也让我们重新看见郁达夫。稿纸上的他却不断修改动词、补充心理递进、校准句子分量。那些涂改证明，真情并非未经选择的宣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获得可传达的形式。从1926年落笔，到1927年连载，再到1928年出版，《迷羊》曾在短时间内拥有数以万计的读者。随后，时代更迭、文坛转向，原稿大部分散失，留下的二十六页也长期隐于公众视野之外。如今，它重新出现，使小说从书架上的经典文本恢复为一次正在发生的书写：墨迹尚有浓淡，删改仍可辨认，作家曾经犹豫和决定的瞬间，依然停留在纸面。
一百年前，郁达夫以“迷羊”为一个失路青年命名；一百年后，这些幸存的稿页穿过战乱、迁徙与岁月，重新回到读者眼前。人物没有走出迷途，手稿却替文学保存了来路。它提醒人们，现代文学史不仅由已经刊行的名篇构成，也由那些写下又划去的词、散失后偶然归来的纸页，以及尚待回答的空白共同构成。正是在这些脆弱而具体的遗存中，一个时代的心跳仍然清晰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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