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 | 张辉：“圈椅四变”与“家具鉴定古画”模式 ———《图像中国家具史》㊴

宋元明清，圈椅形态大小有四次变化，简称“四变”。一变，南宋，借交椅上段，仅靠鹅脖、靠背板支撑椅圈，称为“半交椅”式。下用凳子，结合成圈椅。主要特点是没有上后腿。二变，明万历，上段增加“上后腿”，此为大革新，摆脱交椅遗构，形近今天圈椅，可称圈椅革命。三变，清乾隆，座屉上后腿与鹅脖间，增添连帮棍，结构延续至今。四变，清乾隆，直棂分式出现。嘉庆朝，演化出“鱼门洞直棂”型。

这四步演化，路标昭明，足以核定绘有圈椅之古画，修定其年代，也启迪探讨古画鉴定得失，论证家具史作为新学术模式，参与古画鉴定。

一．“四变”细说

（一）“半交椅”式

五代北宋时期，直搭脑交椅始出。至南宋，分化出椅圈（圆背）交椅。圈椅也接踵而来，取交椅上部与圆凳或方凳结合而成。以鹅脖支撑扶手前端，没有上后腿。圈椅上部的椅圈、鹅脖、靠背板，成组由交椅转化而来，故名“半交椅”式。它并非原发式样，构件拿来主义。这代表古典家具生成的一种方法。

唐代、北宋，没有圈椅。南宋至明中期，为“半交椅”圈椅时代。

“半交椅”式，又分为“后启鹅脖”型、“前置鹅脖”型。

1.“后启鹅脖”型

宋代出土资料中，交椅最多，靠背椅次之，但未见圈椅。其形若何？宋朝传入日本的禅宗祖师顶相，为年代确凿传世画，其上屡见圈椅，可破迷局。

唐宋时期，日本僧人入华，习法禅修，将回国时，师父赠顶相，以明法嗣传承、师承关系。唐代，日本僧人空海（774一835）来唐，后携画家李真画《真言五祖像》回日。此顶相今藏京都教王护国寺。画中五祖师均坐在多足榻上，坐具唐代特征明显。

南宋，无准师范禅师主持杭州径山寺。日僧圆尔辨圆来华，拜其为师。淳祐二年（1242），圆尔辨圆获无准禅师赠《无准师范像》，上有嘉熙二年（1238）无准自题赞语。这是宋代著名顶相，人物画巅峰，现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被奉为“国宝”。

图中无准师范禅师，结跏趺坐之圈椅，上段如交椅，“半交椅”式，无上后腿。鹅脖由后面斜上至前端，即“后启鹅脖”，与靠背板一同支撑椅圈。椅圈出头外卷成圈，大料挖出，用材阔绰。下座为圆凳（参考卷轴画《张果见明皇图》圈椅，此类圆凳都应为腰圆凳），大三弯腿，卷叶足。带椅披。

“自南宋开始，禅宗顶相就形成了固定的形式，即禅师结跏趺坐于禅椅之上，手持戒尺或拂尘，身着袈裟或法衣，禅椅前的矮凳上则放置着足履。”（施錡：《隐元隆琦禅师“骑狮像”东传日本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4期）

南宋 无准师范禅师顶相上的圈椅

（日本京都东福寺藏）

南宋，五山十刹为官寺，朝廷任命住持。五山为五处禅院，等级最高，分布于今杭州、宁波一带。十刹为十处禅院，等级次之。

当时，日本僧人遍访五山十刹，测量寺院建筑、法器、家具等，作为回国仿建蓝图。其图名《五山十刹图》，祖本已无存，现存图卷为抄本。张十庆指出：“《五山十刹图》的作成年代，基本上可推定为南宋末淳祐八年（1247）。”(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第6页，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另有说法，1259年至1260年，日本僧人彻通义介入宋，曾图绘寺院。日本《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一《义介传》载："正元元年，遂入诸夏，登径山天童诸刹，拜见一时名衲，见闻图写丛林礼乐而归永平。"正元元年为1259 年。

此图测绘十三件家具，分别为屏风、桌、几、椅、床、榻等，忠于实物，又附尺寸，不可多得。

其中，径山方丈椅，为“半交椅”式圈椅，上部如交椅，无上后腿，后启鹅脖。靠背板为三段，以便装饰。扶手出头下饰云纹花角牙。下座如方凳，三弯腿肥大，卷叶足上翻。彭牙板与腿交接处饰双牙如意纹。托泥标志椅子托泥的使用。其下圭角极高，也是宋代特色。当代学者绘制其立体示意图。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方丈椅示意图

（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研究》）

原图上详细标注实测尺寸，日本曲尺计量，1尺折合现在30.3厘米，“由此折算获得椅座宽三尺（90.9厘米），深二尺四寸八（75.14厘米）。”（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研究》《家具与室内装饰》2006年11月）其左右长度达90.9厘米，宽大华丽，方便高僧大德盘腿打坐，亦代表庙宇家具高级制作。

《五山十刹图》中径山方丈椅测量图

（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此时圈椅下座，分为圆凳、方凳两式，腿分三弯腿式、直腿式。

卷叶足大三弯腿，还见于径山佛殿僧堂、供案，为配套设计。大三弯腿、卷叶足、托泥三重组合，规格高贵，远超同类。大三弯腿指上下均有弯曲度，不同于上直下弯的小三弯腿。

三弯腿起源自唐代小案，见于正仓院藏品。宋代各类家具上，流行三弯腿。包括桌、几、椅、凳。此时圈椅无上后腿，也方便三弯腿使用。明晚期，刊本插图中，三弯腿仍见。如《仇氏列女传》卷十五“董梅妻”圈椅。卷四“河熹邓后”中画桌。

《五山十刹图》上，还有径山僧堂圈椅，为直腿式。上为“半交椅”，无上后腿。椅圈前部由鹅脖支撑。扶手出头外卷回弯，下安角牙。靠背板三段装板，双牙云纹亮脚。座盘下四面直牙板，其下两端安双牙云纹角牙。四面步步高管脚枨，被后世明式家具椅子继承。学者绘有径山僧堂圈椅正侧图、示意复原图。

南宋《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圈椅正侧图、示意图

（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

据图标注尺寸核算，“径山僧堂椅座面65.1厘米，深57.6厘米，座高60.6厘米，与《五山十剎图》中诸禅椅相比，尺寸是最小的。”（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家具与室内装饰》2005年第4期）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僧堂圈椅

（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宋代椅子，扶手出头，均极力弯曲，如圆盘，耗工费材，特征极其明显。圈椅、交椅、四出头椅，概莫例外，一时风尚。从山西绛县太阴寺金代法澍和尚座椅看，弯曲的出头由多节木头攒接，代表当时制造工艺。

1950年，丹麦设计师汉斯·瓦格纳设计Y型椅，与径山僧堂圈椅主体相近。与其说宋椅有现代性，不如说现代性怀抱原始性。近些年，新中式家具风生水起，再现无上后腿圈椅。误打误撞，求新中复古。历史似乎循环，但形神并不重叠。也说明无后腿，可能有它存在空间。

“无上后腿”虽简洁，然乏牢固。现存的明清家具圈椅遗物，前后腿上下一木连坐或仅后腿上下连坐，复加连帮棍，功能坚固，也增曲线，为长期陶冶之果。

无准师范禅师有弟子无学祖元（1226-1286），1240年左右，拜师并继承衣钵。1279年，他随日僧赴东瀛，在镰仓圆觉寺正续院开山堂，1286年圆寂。其徒建纪念雕像，高62厘米。所坐“半交椅”圈椅，椅圈出头外卷如盘，无上后腿，后启鹅脖。直腿下承托泥。椅圈右雕一条金龙，左上有一只白鸽，这在其他禅椅上未曾出现。日本幕府敕谥无学祖元为“佛光国师”。

《无学祖元像》上的圈椅

（日本圆觉寺）

“六代祖师”指六位禅宗传承祖师，从初祖达摩到六祖慧能。日本妙心寺收藏《六代祖师像》组图，作者不详，但上有西涧子昙（1247-1306）分别题赞。西涧子昙为宋元之间临济宗杨岐派禅僧，两度赴日。其《初祖达摩》《六祖慧能》图轴上，“半交椅”式圈椅，无上后腿。后启鹅脖，与靠背板一同支撑椅圈。扶手出头回弯。下座为圆凳，三弯宝剑腿、如意足，合乎宋时潮流。四腿间连十字横枨。脚踏亦为三弯腿、如意足。

南宋《初祖达摩》上的圈椅

（日本妙心寺藏）

（施錡：《宋元书画题跋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

南宋 《六祖慧能》上的圈椅

（施錡：《宋元书画题跋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

元代，后启鹅脖圈椅延续，见诸顶相。中峰明本（1263—1323），杭州人，时誉为江南古佛。“全国各地乃至日本、韩国等地的求法者络绎不绝。”（纪华传：《中峰明本与元代中日佛教交流》《东亚佛教文化》第27期：）多有日僧来华成其嗣法弟子。日本各寺院藏有中峰明本顶相，画面相似。其中兵库县高源寺藏中峰明本顶相，有中峰明本长篇题贊。其圈椅式样与六代祖师像的《初祖达摩》《六祖慧能》上一样。

元代《中峰明本禅师顶相》上的圈椅

（日本兵库县高源寺藏）

2.前置鹅脖型

南宋，圈椅上，还有“前置鹅脖”，偏竖向，立于坐盘前端。为“后启鹅脖”进化体。

南宋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元年（1190）间，民间职业画家周季常和林庭珪团体，绘制明州惠安院《五百罗汉图》。画上遍题铭记，年代清楚。日本僧人俊芿入宋学法，1211年回国。《五百罗汉图》随其东渡，后辗转至京都大德寺供奉。

《五百罗汉图》百图上，多有圈椅，均为前置鹅脖，直棍状，非三弯，这在南宋圈椅上鲜见。

第55幅《乘兴》中，四位僧人所坐圈椅，无上后腿，前置鹅脖笔直而立，椅圈出头回弯。靠靠背板宽大，以补靠背力度，上下两段，下段黄色，似为藤席。下座为圆凳，高束腰。四腿三弯，上部彭出，中间连有对称角牙，如分心牙板。下有横枨。

南宋《五百罗汉图》《乘兴》上的圈椅

第17幅《战殁者供养》，僧人圈椅，上部形态如第55 幅《乘兴》圈椅，上后腿依然缺如。笔直鹅脖前置。靠背板宽大，三段式。下座为腰圆凳。四腿三弯，料大工重，雕卷云纹。腿上部彭出，中间有连体角牙。下有横枨，两卷相抵状。长方形脚踏，束腰、花牙板、三弯腿。如果向后代瞭望，此椅上部如明式家具，下坐如清式家具。

寺院家具明艳，绿椅绿榻绿条案，红桌黑桌褐条几。今天独观，亦称时尚。其色是不是当时家具写实，一时难以定夺。

南宋《五百罗汉图》《战殁者供养》上的圈椅

“后启鹅脖”原始，资料多有。“前置鹅脖”南宋仅见此画上，至元明时，才广为使用。后启是基础，前置为变化。可能因后启鹅脖斜向，力量不足，遂改。

宋代圈椅，无论后启鹅脖还是前置鹅脖，都有一个关键特点，没有上后腿。而比较看，其他类别椅子，如四出头、靠背椅，早有上后腿，不然没法完成结构。

以上南宋圈椅图像，来自佛家顶相、寺院陈设图、禅画。这隐含圈椅最早的功能秘密。四腿稳定，适用寺院佛地，僧人长时间结跏趺坐。这又是佛教的礼物。而同时期，交椅为俗世中坚坐具，可折叠，当然不如圈椅安稳。

元代，圈椅见于俗世人家，半交椅式，流行前置鹅脖。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出土陶圈椅明器，“长17厘米、宽16厘米、高26厘米。”（唐云俊：《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6期）延续宋代面貌，无上后腿，前置三弯鹅脖，与前腿不相接。靠背板宽，以加大支撑力。心板刻海棠开光，内饰云凤花卉纹。虽为明器，图案雕刻上仍见细致。这种开光形式在元代大同地区其他陶器上也有。下座四腿间上部各置两道横枨，中间装板。下有一对卷草纹角牙，貌似分心尖牙板。设计明显加大力道，

元代 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出土陶圈椅明器

（李航图片）

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出土陶圈椅明器侧面

（李航图片）

无独有偶，大同元代王青墓中，也出土一件陶圈椅，高27.6厘米，与崔莹李氏墓陶圈椅大小相近，上部相似，椅面见方。只是下腿间各置连体角牙。

元代 山西大同王青墓出土陶圈椅明器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 1962年10期）

再看文献，元代《新刊全相平话》，为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现今存世五种，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其版画插图上圈椅，都无上后腿。

《三国志平话》上孔明所坐圈椅，椅圈扶手出头外卷如盘。无上后腿，鹅脖成圈串珠立柱。椅圈出头外卷。下座为圆凳，卷叶三弯腿。

元代《三国志平话》上的圈椅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上，齐宣王宝座，圈椅式。串珠鹅脖，依然没有上后腿。靠背板高高超出椅圈，下为须弥座，都表现威仪。

元代《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上的圈椅宝座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上的圈椅，均置椅披。下座可见如意腿，足下垫球。

元代《武王伐纣书》上的圈椅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元代《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上的圈椅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明代早期、中期，圈椅资料稀缺。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刻本《新刻对相四言》，上有交椅图文。洪武四年（1371）《魁本对相四言杂字》，上有靠背椅图，文字为“凳”。

明晚期，尤其万历年，刻书业发达，家具图像爆发，众多刻本插图上，圈椅屡见，分成两类，一类上依然没有上后腿。一类出现上后腿。

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出版，插图重通俗和实用。上有圈椅图像，称为“圆椅”，无上后腿，扶手出头外撇，三攒靠背板，鹅脖竖直。坐盘下四面直牙板直牙头。前腿间单管脚枨，前后腿间双枨。其结构明确清晰，是明晚期圈椅重要资料。

此圈椅图是明星图片，耳熟能详，高引用率。有人或不解，何以此般简陋，没有画后腿？这是旧知识的疑问，现在应该解码。此图，如实描绘“无后腿”圈椅，样子也是宋元传统旧式延续，夕阳残照。

此页上还有两张“官帽椅”图，均有上后腿，与圈椅对比强烈。

明万历 《三才图会》上的圈椅

（《三才图会》106卷，槐荫草堂刻本）

明万历《古城记》、《古杂剧》《元曲选》等刻本插图上，圈椅均无上后腿，下为圆凳，卷叶三弯腿。

明万历《古城记》插图中圈椅

（首都图书馆：《古本戏曲版画图录》，学苑出版社，1997年）

明万历 《古杂剧》插图中圈椅

明万历《元曲选》插图上的圈椅

回首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大佛光之寺图》中，僧人四出头禅椅，四腿上下一木连作，彼时尚无圈椅。各类椅具，来路不同，形态轨迹有别。细部构件，如上后腿，难以相互引证。

（二）“上后腿”式

古代家具各式样，使用周期极长，比朝代变化还缓慢。物质制造缓慢，原因是生活习俗少有更迭。唐宋之交，高座家具出现之后，基本就处于稳定。一些构件的变化增衍，往往是新时代周期的开始。宋元明时期，交椅、圈椅，均缺后腿支撑。交椅增加立柱，迟至清乾隆朝，方解无力之虞。（张辉：《以档案、绘画、实物解读清乾隆漆木和黄花梨交椅》《雅昌专栏 》2025年9月16日）

圈椅“半交椅”式，延续三个朝代，长途漫漫。明晚期，社会激荡，各类别家具在此都拐一个弯。圈椅长出上后腿，以回复大时代。这结束圈椅无后腿历史，完成今天概念上的圈椅式样，是历史性突破。刻本图像集里，可见多种圈椅细致区别。

明万历《题红记》版画上，圈椅后腿位上置一根立柱，没有与后下腿一木相连。刻意修饰弯曲度，仅是增加支撑。这是“半交椅式”至“后腿一木连坐”的中间型，为过渡形态。其鹅脖也未与前腿上下连接。

明万历《题红记》上的圈椅

（首都图书馆：《古本戏曲版画图录》，学苑出版社，1997年）

明万历潘允征墓出土圈椅（轿椅）冥器，椅圈扶手出头外撇棋子状，用材已见收敛。前腿后腿均上下连接，一木连作，明显增加结构力度。腿通过椅盘形成新结构，强化框架，也引发直腿普及。明晚期，三弯如意腿逐渐退场，以适应用材、结构。

明万历  潘允征墓出土圈椅（轿椅）冥器

（王正书：《明清家具鉴定》第13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明万历《养正图解》，是宫廷编撰蒙学读本，宫廷画家丁云鹏绘图，家具图像规范典雅。“教子读书”图上，圈椅后腿上下连接一体，鹅脖为卷叶三弯形，位置与前腿错开。下有连体地平兼脚踏。

明万历《养正图解》“教子读书”上的圈椅

《养正图解》“嘉奖勤学”图，与“教子读书”图相反，圈椅没有上后腿。靠背板高出椅圈，其搭脑左右出头雕如意纹。三弯鹅脖，旁置如意角牙，增加依托力。坐盘下四腿三弯。

同一作者、同一《养正图解》，有上后腿与无上后腿，两种圈椅并存，相反式样同在。结合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古城记》《古杂剧》插图上，圈椅均无上后腿。可理解为，明万历是变革时节，圈椅一方面有腿新姿萌出，另一方面无腿旧式承袭。图像展示历史与现实的犬牙交错。可推测，上后腿此时刚刚出现。

明万历《养正图解》“嘉奖勤学”图中圈椅

明万历《忠义水浒传》上，圈椅椅圈不出头，扶手与鹅脖（上前腿）两头相接，为新式样。前后四腿，上下连接。

明万历《忠义水浒传》上的圈椅

（虎林容与堂刊本）

明崇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插图上，圈椅椅圈出头微微外撇，独板靠背，四腿上下一木作，低高低管脚枨。这与今天存世的黄花梨圈椅式样相近。

明崇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圈椅

（三）联帮棍式

极少数明万历、崇祯刊本图像上，四出头椅、南官帽椅上出现联帮棍。王正书在分析大量明代刻本插图后，指出：“明代的四出头官帽椅一般不设联帮棍。”（王正书：《明清家具鉴定》第9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无联帮棍不够坚固，故后来增加。

只是，联帮棍未见于明晚期圈椅图像上，迟至清乾隆时期乃现。这是圈椅的第三个变化。

乾隆八年（1743），福建画家上官周《晚笑堂画传》刊发，上有120位历史人物绣像，宋儒周元公（周敦颐）坐于圈椅上。其联帮棍、后腿图像清晰完整。但上后腿与下后腿也未相连，仍然有立柱感觉。靠背板上方装饰如意头纹。直牙板券口。各构件都接近现存的黄花梨圈椅遗物。

此画传乾隆二年（1737）开始绘制，乾隆八年出版。实际器物制作应在乾隆朝前，即雍正朝已在，属清早中期。“周敦颐圈椅”可为清早中期标准器（准标准器）之一。有纪年的家具图像非为实物，严格说是 "准标准器" 。

清乾隆 《晚笑堂画传》上的圈椅

清代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乾隆五年（1740）至九年（1744）绘制，为明代松江地区文化名人群像，共绘100人。其中《唐文献》像上，束腰圈椅，有联帮棍、出肚牙板、弯腿、托泥。这也是一件准标准器。

清乾隆 徐璋《唐文献》上的圈椅

（南京博物院藏）

承认联帮棍为断代标准器，带有联帮棍圈椅，大致年代在清雍乾之后，如黄花梨螭龙纹圈椅。

清乾隆 黄花梨螭龙纹圈椅

（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无联帮棍圈椅，是否一定早于雍乾时期？不然。其年代有两种，一是早于乾隆朝，道理如上。另一是乾隆朝以后，旧式样延续。以往曾陈述，各类家具新式样多是分化，不是取代。新式出现后，旧样并非马上消亡，一定延续，甚至长久，跨越朝代。包括“无联帮棍”圈椅在内，任何椅子、任何家具，都有滞后现象。

曾总结明式家具器型演变，有三条发展轨迹。一条为主流，式样与时俱进，明确新锐，有时代标志。另两条轨迹更多延续旧制，微有变化。圈椅也是这样，稳定、惰性的旧式样，如无联帮棍式，乾隆朝后仍然流传。

（四）直棂式

直棂排列，又称竖棂式、笔杆式、梳背式。宋代《营造法式》中，棂子窗户称为“版棂窗”。建筑构件何时移到圈椅椅子上？至明万历，刻本插图最繁，未见直棂椅子，更无直棂圈椅。直棂应是有联帮棍后才有，时在乾隆以后。

清乾隆徐璋《松江邦彦像册》“欧阳文公像”“张尚文像”椅子（非圈椅）上，见直棂，排列尚稀疏。

清乾隆《晚笑堂画传》“欧阳文公像”上的直棂躺椅

清乾隆 徐璋 《松江邦彦像册》“张尚文像”上的直棂南官帽椅

存世遗物有黄花梨直棂式不出头圈椅、紫檀笔杆式圈椅等 ，大约属乾隆朝 。黄花梨直棂玫瑰椅多见，年代也约属乾隆朝。年代更晚的红木椅子延续直棂式,现在还出现在市场上。

清乾隆 黄花梨直棂圈椅

（安思远：《洪氏藏木器百例》）

清乾隆  紫檀直棂圈椅

（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2014年03月）

《红楼梦图咏》，改琦创作，大致在清嘉庆二十年（1815）。50幅图，共55人物，家具为清式风格，尤其以惜春图、王熙凤图明显。其元春像，创作绘制颇有匠心。寒梅漫天，圈椅工笔特写，盖住人物大部背影。人物、家具、环境，三者交融，表现主人孤独清冷处境。

其椅腰圆形座盘，边坠丝绦。宝剑腿三弯，边饰如意头。这种腿型起码在明晚期图像中还可见到。四腿之间有成对角牙。其上部做法可重点关注，搭脑上添置头枕，竹节纹双柱支撑。水平椅圈，有别于后高前低状的常见椅圈。椅圈与座盘之间，紧密排列的直棂木条，上开鱼门洞，雕如意云纹。鱼门洞直棂是普通直棂的演化体，还饰云纹，形态更晚。

清嘉庆《红楼梦图咏》元春图上的圈椅

（《红楼梦图咏》，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年，据月楼轩刻版影印）

据上述元春像圈椅，嘉庆二十年（1815），鱼门洞直棂存在。按照器物类型演变规律，反推普通直棂式。它的定位应是在联帮棍和鱼门洞直棂之间，大致属乾隆朝。

以上是1737年至1815年，近八十年间，由联帮棍型——圈椅直棂型——鱼门洞直棂型的演变。如此有一图说一年代，似乎拘泥，但是凭材料说话，建立序列。如果哪一天发现新材料，可修改具体，但思路不移。

直棂圈椅小众，为发展支流，在全部圈椅遗物中，比例不足几百分之一。本不必太费笔墨，只是关联到“五代《宫中图》”上的圈椅，特述发展脉络。

《道光帝喜溢秋庭图轴》上的圈椅，靠背板型，与直棂形是两类，顺带记之。靠背板高过搭脑，头枕卷书式。前后腿、连帮棍均三弯形。束腰，直腿马蹄足，拐子纹牙板、牙头。地平连接脚踏。时代风格明确。

清道光《道光帝喜溢秋庭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为有年代家具图像实例，下尝试以其断画。

二．相关“唐画”“宋画”“元画”年代

有确切年代的家具（包括图像）可以断代争议的古画。 圈椅四变，年代脉络确凿，直接与带有圈椅的古画比较，可以一一说明其年代上限。

先看看传为元代画家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图》，人物所坐圈椅，上部为“半交椅”之“前置鹅脖”型，椅圈面嵌红绿宝石，扶手外卷如环，后有宽靠背板，腰圆座盘。宝剑腿间，置相连角牙。如意足。局脚脚踏正面四券口，托泥。

其上部与元代出土圈椅“半交椅”形式接近，整体与元代《武王伐纣书》上圈椅基本一致。以家具标准器形态看，此图断年元代，应无异议。

元代（待考） 任仁发《张果见明皇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挥扇仕女图》，画面太唐风，明清以来，学界笃定是唐画者众，也有五代、宋代说。年代争论者多名宿，为何众说纷纭？别说“唐画”争论不休，就是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哪家名作不争论。下面各图均是如此。

信其唐画，上有圈椅，故言其为“最早圈椅”“圈椅雏形”。家具年代，随古画定代而起伏，学界司空见惯。

如果一张唐画中，发现上面椅子是清乾隆作品，那太耸人听闻。但是，“唐代”《挥扇仕女图》就是这样。以上述圈椅“四变”认知，没有任何过硬证据证明唐代有圈椅，就像唐代没有水墨画一样，五代、北宋也如此。南宋始见圈椅，式样为“半交椅”式，无上后腿，与《挥扇仕女图》圈椅相异。

圈椅（包括图像）上，如有上后腿，年代上限为明晚期。《挥扇仕女图》，从左侧看，有前后腿，且与下腿相接。从右侧看，有“三个柱”，似为上前腿、联帮棍、上后腿。有联帮棍，年代就到清早中期以后。本图圈椅扶手出头如圆棋子状。明晚期后，宋元流行的圆圈出头消失，趋向微微外撇，或成棋子状。宋代圈椅扶手出头弯曲夸张，用材奢侈，体现“荣耀性消费”特性。

此椅哪里雏形，形态多么成熟。一有上后腿，二有圆棋子扶手出头，三有联帮棍。两点为明晚期以后证据，一点属清乾隆后式样。

此图严格的流传有序开始时间，在清乾隆以后。清乾隆入藏清宫内府，钤乾隆鉴藏印，收入《石渠宝笈续编》，明确藏家与藏品同在。

其他“更早期收藏记录”，如著录、题跋、钤印，仅是外部证据、软证据，难为铁证，先应被严格的现代学术质疑，面临鉴定。

明晚期至清乾隆，出现大量仿宋画，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唐画”为清代制作，鲜见。此说有人诧异或愤恨，以为冒天下之大不韪。

它可能暂时孤立。但是依据学理、证据，逐渐会被接受。正如前些年，“明式家具是文人家具”之声，漫天遍野，笔者以图案为据，认为“明式家具主体是婚嫁家具”，还撰文提出“伪命题——明式家具是文人家具”。多少人愤愤不平。今天，“文人说”从喧嚣到寂静，图案解读也逐渐被人接受。

高居翰曾经列出唐代之前画家作品160幅，详加解读，有骇世之言：“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被鉴定为后世的复制品或仿制品”。（《中国早期画家与绘画索引：唐、宋、元》33-34页，加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

清乾隆（传唐代）《挥扇仕女图》上的圈椅

（故宫博物院藏）

以前谈论圈椅史，大家骄傲认定，早在宋代已存明式圈椅式样，依据就是“宋代”《会昌九老图》，此说至今流行。几年前，我也以为它是宋代圈椅模样，本文现纠正。此图上圈椅，前后腿，上下一木连做。非“半交椅式”，年代最上限不早于明晚期。

圈椅扶手出手偏直，与明式家具圈椅椅圈出头相近。其上下一木做前后腿，形态与明崇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上圈椅相同。

“上后腿”是年代标准器，像一道道闸，把说不清年代的相关卷轴画，拦在时间大门之外。不管是“唐画”“宋画”“元画”，在历史分界线，一票否定。

此图严格的流传有序开始时间，为乾隆朝，以流入清宫、收入《石渠宝笈初编》为凭。

明晚期后（传宋代）《会昌九老图》上的圈椅

传为宋代牟益《捣衣图》人物所坐圈椅椅圈下，紧凑排列直棂，与南宋、元代“半交椅”式圈椅形态毫不相干。以“上后腿”标准，此图不早于明晚期。其装直棂式样，以器型排队，时在清乾隆。

该画严格的流传有序记录，始于清代入宫，乾隆钤印，《石渠宝笈续编》收录。这为此画定年代，也为直棂式样圈椅定年，不早于乾隆。

清乾隆（传宋代牟益） 《捣衣图》上的圈椅

（台北故宫博物院。）

传为宋代《折槛图》的圈椅椅圈下，装成排直棂，与《捣衣图》上圈椅上部，接近一致，只是直棂疏松，直棂下端加垫木条，鹅脖雕花，均为变化之相。年代上限不早于清乾隆。扶手外卷成圈，方座盘。宝剑腿如意足，腿上端两侧置角牙，腿间置桥形枨。

《折槛图》两版本，一幅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曾收入《石渠宝笈》初编。其严格收藏记录始于清乾隆，成为定年标准。另一幅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两本画面完全一致，竟然分不出谁为摹本。有观点认定“均为院画真迹。”（徐邦达编：《中国绘画史图录》 第22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鲜见。

清乾隆（传宋代）《折槛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为五代周文矩的《宫中图》，一分为三（有一说为四段），1947年前后流出海外，分别收藏于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原称《仕女图》）、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原称《宫中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称《唐宫春晓图》。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仕女图”圈椅，后腿、前腿，均一木连做。腿间装直棂，排列紧凑。已述“五代、北宋没有圈椅。”否定五代存在圈椅的可能。其完整前后腿、成排直棂结构，也与南宋、元代圈椅毫不相干。其装直棂式样，时在清乾隆后。同图有鱼门洞直棂式圈椅，见于清嘉庆时《红楼梦图咏》“元春图”上，属清嘉庆朝之后。此图年代上限为清嘉庆。

在椅圈搭脑上，还叠加两出头头枕，两柱支撑，装饰化强。明万历《养正图解》“嘉奖勤学”图圈椅、清嘉庆时《红楼梦图咏》“元春图”圈椅上，见此类头枕。

其确凿无疑指物入藏时间 ，在20世纪，进入博物馆。

清嘉庆（传五代周文矩） 《宫中图》圈椅局部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另一张《宫中图》,上海博物馆建馆时入藏，以往推测为明代杜堇绘，其圈椅上部直棂式样，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宫中图》人物场景高度一致。此图三弯宝剑腿，较彼图圈椅直腿，风格更古。一样的仕女一样的圈椅（上部），貌似由“五代”到“明代”，神奇相遇。同图上的鱼门洞直棂圈椅属清嘉庆朝。此图年代上限为清嘉庆。

此《宫中图》严格的收藏有序开端，可追溯至1952 年,没有明清、近代私人收藏严谨记录。

清嘉庆 （传明代杜堇）《宫中图》上的圈椅

存于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宫中图》一段，其椅搭脑上添置头枕，竹节纹双柱支撑。水平椅圈与座盘之间，鱼门洞直棂紧密排列，下端饰如意纹。其腰圆形座盘，边坠丝绦。宝剑腿三弯，边饰如意头。四腿之间有成对角牙。鱼门洞式直棂是普通直棂式的演变。年代不早于清嘉庆。

清嘉庆（传五代周文矩）《宫中图》上的圈椅

（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

上海博物院“杜堇”《宫中图》中另一个圈椅，也是鱼门洞式直棂式，年代不早于清嘉庆。

清嘉庆（传明代杜堇）《宫中图》上的鱼门洞式直棂圈椅

（上海博物院藏）

再重复一下，美国各博物馆收藏《宫中图》和上海博物馆的《宫中图》，入藏开始都是二十世纪，并不偶然，比明确乾隆时代入藏宫中的作品，这两图晚一步，未赶不上乾隆那班车。

两图还与上述清嘉庆时《红楼梦图咏》“元春图”圈椅，近乎完全一致。三图都有鱼门洞式直棂圈椅，神奇一致，传说的年代前后相差近千年。

再回头，谈谈《红楼梦图咏》上圈椅的真实时代。改琦（1773-1828），创新体仕女画派，人为 "改派"。清人蒋宝龄、蒋茝生《墨林今话》成书于1871年，记载"改伯蕴（改琦）工人物、仕女，衣褶秀雅，设色明净，望之如灯月之下，明灭掩映，饶有幽思。尤善写兰竹，小品亦佳，其画皆取眼前实景，不事空谈复古，故能脱尽时习"。（蒋宝龄、蒋茝生：《墨林今话》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其画皆取眼前实景，不事空谈复古。”可以理解改琦图中家具，写实当下，排斥古意。

清代书画家张鸣珂（1829-1908）晚年说：“伯蕴居沪上久，所见世家大族器物、园林、服饰，悉入画中，红楼人物图尤细，案头几榻、瓶炉盆盏，皆仿时物，观者可辨其年代。”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改琦所画“案头几榻——皆仿时物”。“时物”为嘉庆年代之物。

这些作者去之不远，评价可信度高。改琦绘画《红楼梦图咏》上的鱼门洞直棂圈椅，当属“眼前实景”。它有确切年代，又在器型发展序列上，就是此时标准器。

直棂（含鱼门洞直棂）圈椅，像在时光隧道穿越，一会儿五代，一会儿宋代，一会儿明代、一会儿清代。感觉诡异，莫名其妙。而另一角度看，它们似乎不孤独，成群结队而来，有时候还是孪兄弟、双黄蛋。有的竟分不清是谁是原本或摹本。它们应是像水龙头打开，集中喷涌。风云际会于一时，有制作、有鉴定，也有收藏，故事至今。

在传世实物中，直棂圈椅少，但存世“唐宋圈椅图像”古画中，它比例特别大，绝对主体，八图之中直棂占其六，为画中奇观，可见流风何其壮也。

历史真是后人的建构，关键是依据什么。几多《宫中图》年代飘渺未定，而改琦生卒确凿，画作可考。

《帝王道统万年图》，以往推测为明代仇英作。其上两张圈椅，上后腿位，均置一根立柱及上下角牙，呈曲尺状，未与下腿一木相接，与明万历《题红记》上圈椅相近。这仍是向后腿上下一木连做过渡的形态，为明晚期后作品。

明晚期后（传明代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上的圈椅

明晚期后（传明代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上的圈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人物故事图册》，以往推测为仇英作，其圈椅鹅脖、上后腿均为曲尺状立柱。下座为束腰圆凳，如意足宝剑腿。

明晚期后（传明代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中的圈椅

（故宫博物院藏）

仇英创作时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约1540——1550间），因为仿品、伪品太多，有人说，其作品没有一幅毫无争议、百分之百被确认为真迹。凡此种种，暴露老熟的鉴定体系之欠缺。

三．传统鉴定法之不足

以上名画，榜上有名，古画名家多参与鉴定。为何敢否其年代？传统鉴定系统成体系，成果大，影响广，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学界多有批评。事关本文主旨，简述如下。

传统鉴定方法，主要 "考订" 和"目鉴"两种方法。考订基本为著录对应法。当发现某画实物，遽找几百年间各种画论著录，如宋代以来的《宣和画谱》《清河书画舫》《石渠宝笈》，将画上题材、风格、技法等等，与书上描述对比，感觉相近，则认定属某画家。上述“唐代周昉《挥扇仕女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等等，均由此法而定。大部分唐、宋、元名家名画认定也基本如此，这是传统鉴定主流。严格讲，著录描述主观，又是几个朝代前文字。后世实画鉴定时，又是感悟。相隔几百年，文与物牵手，重逢实为“拉郎配对”。所有文献，没有图像相配。多少作品都有相似画面，包括仿制品，怎么确定几百年前著录所言正是此画？论证明显存在逻辑缺环，可能是，不等同于必然是。启功说：“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从孙承泽、高士奇的书以至《石渠宝笈》，其中的漏洞破绽，已然不一而足；即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文物单位的所有鉴定记录中，难道都没有矛盾、混乱、武断、模糊的问题吗？”（启功：《书画鉴定三议》《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宫力说：“若研究仅凭古籍为绳，转抄之下极易以讹传讹。”（宫力：《两件〈幼舆丘壑图〉著录及流传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4月）也有人诟病此法，循环论证、过度诠释。

著录文献、画上题跋、印钤，虽为年代引导，只是摆脱不了终极质疑，谁能保证不是高手造假、后添？其本身需要先鉴定。

目鉴，是依赖“眼力”观察特征的鉴定方法。专家心中各有“标准器”，据其经验、学养不同而异，当然也不通用。它强调感性经验，无客观标准，难理论概括。所说望气，就更容易走向玄学。肯定或否定，往往在个人一念之间。诸家意见不同，加上斗智斗勇，结论莫衷一是，亦为鉴定困局。徐邦达与谢稚柳，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的两大领军人物，几十年论战不休，还因为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鉴定意见相左，引起拍卖纠纷，“买家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连续提起上诉。”（陈振镰：《鉴定界二三事：大师谢稚柳、徐邦达的“怼”》《杭州日报》，2017年10月12日）

启功说：“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启功：《书画鉴定三议》《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此话委婉、安全，貌似收敛，内有深意。看到太多、体验太多后，温和地祛魅迷信。

其逻辑问题，可举名作实例，如《韩熙载夜宴图》。北宋官方绘画著录《宣和画谱》记载："李氏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著录派以为，此图就是五代顾闳中原作，谍战图也。后有人指出，画上存南宋构图，如屏风上“一角半边”山水画。沈从文也认为人物服饰具宋代特征。这晚期符号忽略不去，年代说法遂分化，有四种：五代说、北宋说、南宋说、五代原作南宋摹本说。

“五代原作南宋摹本说”，认为“可能保留五代原作核心特征”、“屏风部分或是南宋人更新补笔”，都把“可能”说成“必然”，属“可能必然谬误”逻辑错误。

其因“一角半边”构图，认定为南宋后作品。但虚拟的五代“原作”是鉴定研究“主角”，又不知主角是什么，没有任何视觉证明、物质证明，只有北宋著录文字，加上后人主观推测。“原作思维”的年代重心在“原作”，摹本为陪衬，主体当做客体，倒置之嫌。漠视画作实际年代信息，可能消解最重要问题。

仔细看来，还有那么多堂堂名作，都是摹本，导致“摹本泛化”。总是找到遥远年代的著录记载，设定出原作。又往往躲不开后代符号，便称“摹本”，跳过逻辑链条。如“晋朝原作南宋摹本”“唐朝原作宋代摹本”等等。

“摹本”可以巧妙挂钩“上下两者”，逃脱困境，圆融自洽。还一举将画作向早推进好几代，又颇有视野。故也成为简单的、套路的研究方式。

摹本意为一模一样的临摹本。它若为南宋创作本，便不叫摹本。如是仿五代本，已然存南宋风格山水图，也非摹本，至多是仿本。“摹本”概念，属于有意为之的话语概念。强行认定无确凿证据之画为“某朝名家原作”，是凭借当代知识形态、特定权力，虚构古代画家。

四．家具断画

一些卷轴画本年代不清，家具史引入后，混乱自添。质疑首先为了家具史自保，进而反向摸索，以家具鉴定古画，补充新方法，提供新模式，与传统鉴定、科技检测相融合。

家具是物质元素，式样客观，脉络有序，年代相对明确，是硬证据。头一年画不出后一年的家具，画作不早于画上家具出现之时，这是“上限标尺”原理。它可缩小年代范围，对鉴定“唐画”“宋画”作用尤大。以往卷轴画断代偏早，是人性和行业之好。家具法可贵，在于可以一票否决作伪题跋、钤印，颠覆此前基于目鉴、文献的断代。同时改观单一的鉴定旧模式。人物画上，家具与场景融为一体，原生形态，不存在游离整个构图的补笔。

家具断画，不仅是技术手段的补充，也是实证科学进步。它让主观目鉴转向客观证据，器物替代艺术，绘事成为历史资料。

唐人张彦远云：“详辩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第”）古今之物，可验时代。画上具体器物形象，可验证作品时代 。这是理论源头，也是点睛之笔。

傅熹年以纪年建筑式样断画，树立当代学术标杆。实例如传展子虔隋代《游春图》的鉴定，“根据画中出现的晚唐至北宋的服饰和建筑特点”，“认为《游春图》是北宋的复制品。”（《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年第11期）傅熹年主要着眼山水画、界画上的建筑。家具鉴画，重镇在人物画，榻案桌椅凳多在此中。两类空间，逻辑一致，以物质形态进行断代。

家具断画原理，早已有之，只是成功案例少。以往家具史限于最基础知识，粗线条描述，如高座家具、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之大概，古画具体问题难以引以为证。牵强比对，适得其反。故在鉴定中，家具断画法一直忽略不计。

家具断画之难，难在家具史自身要先过硬。若无清晰的器物标型学路径，零散的家具一图一样，无济于事。家具史须系统化，究来龙去脉，考节节相扣，以建立家具类型学链条。努力分式分型，以别本源与分流。还要精细化，深挖分散、隐藏的零散资料，清晰梳理各个小节点。详辨一腿一足、一板一枨。再观古画时，大系统和小构件同时说话，结论方有力严谨。家具史越系统、越精细、证据链越宽广，越能验证画上家具年代。

“圈椅四变”陈述，试图展示家具史系统化、精细化操作，也是鉴定“唐宋”古画的实证个例。前此，笔者曾以登封市北宋李守贵墓壁画《王武子妻行孝图》，对比“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两者都有坐塌。还使用明清桌凳形态，核校多幅“宋代《学士图》”。此类尝试可进一步展开。从“晋画”到“宋明画”，一路下来，古画作上家具良多，家具断画可为。

古画多，有家具古画也多，而幸存家具标准器则少。家具鉴画远远不能一对一匹配。家具鉴画更大效用还在于发掘新标准器群。

考古学标准器指有明确纪年之器物。与其有共存关系的器物，也有年代意义。被家具标准器定年的古画上，同在的器物，如生活器物、文房用具、衣履、发饰、建筑，交通工具等，虽然无独立断代效力,但是年代参照物。如果有多重年代证据验证，可转化为“间接标准器”，这样可扩展年代序列，扩大标准器群。以其断年其他无纪年古画。此逻辑与考古学同地层共存参照器原理一样。

家具标准器向“间接标准器”延伸，流程如下，有纪年家具标准器——证实古画年代 —— 同画的其他各类器（有多重年代证据）可能成为同纪年的间接标准器 ——断年另外古画 。

不过，画上其他器物，也可能是长期延续保留形态，例如直牙板直牙头平头案，使用多个朝代。

古画断代论证后，可以反哺家具史。纪年出土家具、刻本家具图像，并不都精致入微。而带家具的人物画，多写实精丽，可补充家具细节，还原当时居住空间。

家具史是通向卷轴画的一扇门，堪为画作多重鉴定法之一。各类家具年代逐渐确认，类型体系相对完整，则家具与绘画互证范式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