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 ｜ 张辉：以档案、绘画、实物解读清乾隆漆木和黄花梨交椅 ——以扶手立柱为主线《中国家具史》㊳

椅圈（圆背）交椅，形成于南宋。后数百年，陆续增添构件，一是元代，在接榫处包裹铜铁等金属叶片。二是明代，后腿拐弯处垫塞角牙。三是清乾隆朝，扶手下增加立柱。以档案、绘画、实物为据，围绕姗姗来迟的扶手立柱，可以探讨一系列话题。

明代出土物和出版物上，交椅资料甚多，其扶手下均无立柱。（参见王正书《明清家具鉴定》86、8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清代康熙朝图像和乾隆朝某些交椅图像上，也无此构件。但是，另有乾隆时档案、图像、实物上，明确见到立柱。

（一）图像上没有立柱的清代交椅

剔红五爪正龙纹交椅，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是交椅题目绕不过去名品。其长71.5厘米、高114.5厘米、座高60厘米。通体剔红，纹饰丰富，正龙纹、升龙纹、降龙纹、行龙纹、江水海崖、团寿纹、缠枝牡丹纹、祥云纹组合，无疑为皇家御用。椅圈出头回卷，出头下置角牙。靠背板独板，漆面剔出四段以便髹饰各组图案。板面三弯，中间鼓起使人体倚靠点沉下，很科学而少见。腿足交叉，脚踏置前托子上。

明代  剔红龙纹交椅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此椅年代鉴定众说纷纭。椅背刻有“大明宣德年制”款识，但学术界普遍视为后世伪刻。哈利·加纳为交椅捐赠人，对中国漆器研究颇有造诣，认为其“是1500年左右的样式。”（加纳《中国漆器》138页，1979年，伦敦）1500年属于明中期。这基本奠定后人年代认定基调，博物馆以为它是16世纪作品。

科律格认同哈里说法。（克雷格·克鲁纳斯：《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中国家具》1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王世襄认为它“当为明中期的宫廷制品。”（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43页）

前藏家fritz low-beer另有意见：交椅属于明代嘉靖时期。（见丁文父：《中国古代髹漆家具——十至十八世纪证据的研究》233页，文物出版社）

以上争议年代归属不出明代一朝。而今，漆器新知识积累更丰，通过图案鉴定交椅年代，似可更新结论。

我个人认为，剔红器上，明晚期团寿字纹，原来寿字基本笔画尚存。而交椅背板上团寿字纹，笔画对称，是美术体，更抽象，为清代符号。在家具上，这种团寿字出现在故宫博物院藏紫檀五爪云龙纹大围屏上，用于庆祝清康熙帝60寿辰（康熙五十二年）。“裙板上嵌大量美术体圆形寿字纹还有双云龙龙首相拱的美术体香炉形寿字纹，这表明这两种寿字纹年代上限可以提到康熙五十二年。”这些“团寿字纹具有类型学意义。”（张辉：《明式家具器型研究》37页，故宫出版社）剔红交椅上，有同类美术体团寿字纹。它可能属清代康熙时期。此处颇费笔墨，益显传世家具年代鉴定之艰难。

剔红交椅靠背板上龙纹和寿字纹

（三槐明澈图片）

清康熙 紫檀五爪云龙纹大围屏裙板上圆寿字纹

剔红交椅结构非常脆弱，保留下来实乃走运。皇家御用，或几乎不使用。王世襄敏感指出它不用金属饰件加固各件交接处。后足弯转处，无立柱支撑。（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43页）注意，此椅扶手下无立柱支撑。

清代康熙时期《康熙南巡图》中，皇帝所坐金漆交椅上，未见扶手立柱。

清康熙《康熙南巡图》上交椅

乾隆年间由官方编纂典章制度类政书《皇明礼器图式》中，一系列仪仗用交椅图上，有铜包叶、角牙，但未见扶手立柱。“皇帝大驾卤簿交椅”文云：“皇帝大驾卤簿交椅谨按金史仪卫志：交椅一人。元史奥服志：交椅，银饰之，涂以黄金。乾隆十三年钦定大驾卤簿：交椅，楠质，涂金，曲扶箕张，倚上仰，交足，横距，贯以铁枢，双叠举之。通高二尺九寸二分，纵一尺一寸五分，横二尺二寸。座面织黄丝，倚刻花草云龙文。踏几，高三寸三分，纵九寸五分，横一尺八寸六分，亦涂金。”

其言乾隆十三年（1748 年）钦定“大驾卤簿”交椅标准：交椅，楠木制，髹金漆。扶手弯曲展开，靠背角度上仰。双足交叉，下置托子。铁轴钉贯穿连接。移动时折叠抬着。以清代营造尺核算（一尺大约等于32厘米），长70.4厘米纵向宽36,8厘米、高93.44厘米。黄色丝织座面，雕花草云龙纹靠背。脚踏长30.4厘米、宽59.52厘米、高0.56厘米。规定细节凿凿，然立柱未谈，图上也未见。在皇太后、皇后、贵妃仪驾交椅图上，增绘“垂穗”细节，依然无立柱。

清乾隆《皇明礼器图式》中皇帝大驾卤簿交椅

清乾隆《皇明礼器图式》中皇后仪驾交椅

此文链接一系列问题。其一清乾隆皇帝大驾卤簿交椅，“按金史仪卫志、元史舆服志，”即依据《金史·仪卫志》《元史·舆服志》记载，现在使用交椅遵照着金元时代仪轨，是文化形态上遵从古制。交椅几百年荣膺尊贵，一直流行于社会，有器物延续惯性，也有统治形态作用。这种强大观念弥补交椅结构不完美。

其二图案寓意，《皇明礼器图式》中，皇太后仪驾交椅“倚刻龙凤”，即靠背板雕龙凤纹。而皇上“倚刻花草云龙”，靠背板上雕云龙纹和花草纹。皇后、皇贵妃交椅“倚刻凤”，靠背板上雕凤纹。这三组纹饰规定，为存世龙纹、凤纹器物提供解读视角。

皇帝大驾卤簿交椅级别最高，其他宫廷交椅品级依次有别，但都参考其形态。

金漆龙纹交椅，故宫博物院藏，朱家缙认为“是皇帝大驾卤簿和法驾卤簿中必备之物。”（朱家缙：《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下卷，31页）其长70厘米，宽65厘米，高100厘米，无立柱。靠背板两段式，上段雕正龙纹、海水江崖纹，下端雕卷草纹。它全身罩金漆，与《皇明礼器图式》记载相合。罩金漆是在木胎地上贴金箔，外上透漆，故金色发红。此椅子显示罩金独特风貌。

清乾隆 金漆龙纹交椅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哈萨克贡马图》上，靠背板上端高出于椅圈，成为卷书式搭脑。扶手增加金漆龙头，清式风格初现。无扶手立柱（其额脖后部上有一黑线条，应非立柱）。

清乾隆《哈萨克贡马图》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乾隆帝元宵行乐图》风格为郎世宁作品，精心勾描。乾隆帝所坐交椅，椅圈出棱线，扶手为金漆龙头，进一步呈现清式风格，无扶手立柱。

清乾隆《乾隆帝元宵行乐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哈萨克贡马图》《乾隆帝元宵行乐图》上交椅，清式风格初现，是《弘历雪景行乐图》上黑漆龙纹交椅的简化版和先期版。

（二）实物、档案、图像上有立柱交椅

上题种种，所述交椅上无扶手立柱。然而，也恰恰在乾隆朝，扶手立柱破茧而出。

鹿角象牙椅圈交椅，故宫博物院藏，为明式风格，特殊之处是扶手下有立柱。全椅楠木为胎骨，外包镶鹿角片。椅圈扶手出头为圆棋子状，靠背攒框装板。“靠背心板及各处雕云头角牙为象牙材质。”“转轴、前腿上半部、脚踏面皆以铜活包镶。”（黄剑：《家法钦承一例然——有关清代宫廷家具中的“鹿”“角”“椅”》《紫禁城》2018年12期）黄剑推测，此交椅与造办处木作《活计档》记载“鹿角罗圈马栅宝座”为同一件。鹿角椅上团块状构件往往用象牙，但称谓上并不提及象牙。

清乾隆 鹿角象牙椅圈交椅

（故宫博物院藏）

鹿角象牙交椅侧面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称此类交椅为“鹿角罗圈马栅宝座”“鹿角马栅宝座”“鹿角马栅宝椅”。“鹿角罗圈马栅宝座”即鹿角椅圈马扎宝座。“罗圈”之“罗”为圆形筛子，转指弧形框架。“圈”指椅圈，《活计档》另有“四座用此鹿角做靠背圈”之语。“马栅”应为马扎同音混用，是有后背交椅，而非马扎。依据档案记载，“其马栅各配妆缎坐褥，不要靠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92页）档案文字，并非统一规范，名称往往简略。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活计档》载鹿角交椅，信息颇丰，“其马栅宝座用象牙、鹿角合配成做。”“两边扶手下立柱与上下荷叶掐子要整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557页）这些都刚好对应故宫博物院藏象牙鹿角交椅实物，

我个人认为，故宫现存这把鹿角象牙交椅，与档案中所称“马栅宝座”应为一类，或对应其记载，交椅实物上扶手立柱及上下两端荷叶纹“卡子”对应“两边扶手下立柱与上下荷叶掐子要整的”。所说“奉旨:将新马栅留下，原样马栅带往热河。”言乾隆二十二年新仿制鹿角交椅留在北京，它就极可能是此遗物。

乾隆朝，清式风格交椅不但增加立柱，而且样貌大改。在《弘历雪景行乐图》上，黑漆罩金龙纹交椅，扶手下增加罩金卷云纹木立柱。后背框架内置罩金卷云纹牙条，腿足框架内加螭龙纹牙条。从明式交椅，到《乾隆帝元宵行乐图》《哈萨克贡马图》交椅，再至《弘历雪景行乐图》上，步步增华。从宋元明风格（“明式”风格）交椅到清式交椅之变，非狂飙突进，逐步演进路径如上。

清乾隆《弘历雪景行乐图》上黑漆罩金龙纹交椅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黑漆罩金龙纹交椅遗物，共三件，与《弘历雪景行乐图》上交椅式样一致，大小不等，最大者长52.5厘米、宽41厘米、高105.5厘米。细观特点：一是主构框架楠木胎髹黑漆，雕饰件泥金罩漆，黑金两色对比。二是增加扶手立柱，雕为云纹牙条状，与旁边云纹牙条相连。四是腿内外附加螭龙纹牙条。三是椅圈五棱形，六弯起伏，连接圆雕龙头扶手，形神如龙。四是靠背板，正面高浮雕五爪云龙纹“苍龙教子图”，背面雕道教五岳真形图。乾隆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活计档》记：“七品首领隆木哈交说太监高玉等传旨：方壶胜境 亭子□，着做五岳靠背马栅宝座一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 汇》第10册，第129页）五是铜轴、铜合页上，均錾西番莲花纹。(参见张志辉：《皇居佳器——故宫清代宫廷家具掠影（一）》《空间与陈设》2018年11月07日 ）。乾隆六年五月《活计档》：“二十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画得马栅宝座黄铜饰件凿半踏地西番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足与托子连接处包铜叶。另外，此类交椅配高品质座垫（坐褥），如貂皮、云缎。乾隆七年“于九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中和殿换下马栅宝座一座，随貂皮坐褥一件，云缎足踏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

黑漆罩金龙纹交椅，与《弘历雪景行乐图》上交椅式样一致，也与乾隆朝《活计档》“黑漆描金五岳马栅宝座”记载吻合，三者对照为乾隆朝之物，其式样、纹饰均有乾隆时代标准器意义。

清乾隆 黑漆罩金龙纹扶手交椅

（故宫博物院）

此椅靠背板上龙纹五爪，拇指和食指分叉分得较大，一与四相对，代表乾隆朝龙纹特征。明清时期各段，龙纹五爪各带特点，往往作为年代标准器图案。明代龙爪，如“风车状”排列，五爪距离较平均，靠拢紧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龙爪拇趾和食趾逐渐分离，距离越来越大。

其鹅脖与后腿间角牙上，雕回首螭龙纹，与黄花梨家具上某些螭龙纹面貌一致，两者年份相同。角牙条上，联排螭龙大嘴喷张，简化到仅剩眼和上颌。纹饰曲线应和，有节奏感，上有圆珠纹，都是时代特征。

清乾隆 红漆罩金龙纹交椅侧面

(故宫博物院还藏）

无独有偶，故宫博物院还藏红漆罩金龙纹交椅，与黑漆罩金龙纹交椅式样相同，尺寸更大，高121厘米、座长107厘米、宽104米。如此体量，远大于普通坐具，当得起是大宝座。它还与乾隆年《活计档》记载吻合。乾隆帝多次传旨制作红漆马栅宝座，如乾隆七年七月初五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传旨：将现做黑漆大马栅宝座改做红漆的，赶七月内要得，俟得时在中和殿安设，将中和殿宝座换下，另行请旨，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册，第135页）。

清乾隆 红漆罩金龙纹交椅

（故宫博物院藏）

红漆罩金龙纹交椅上五爪龙纹

1901年，日本人小川一真拍摄紫禁城中和殿陈设，屏风前放置龙纹交椅，作宝座之用。其形态比例，与红漆罩金龙纹交椅相近。

紫禁城中和殿的龙纹扶手交椅照片

宋元明清，交椅长途漫漫。椅圈靠左右鹅脖和靠背板支撑，貌似三足鼎立，但毕竟缺乏如圈椅、官帽椅那样的坚实后腿。力学要求，最后发展出扶手立柱。看似孤立，实为进化必然之举。

从档案、绘画、藏品中，可见乾隆时期交椅几个侧面：

（1）交椅是亚宝座

“马栅宝座”之称，点明交椅在宫廷定位。我称之为“亚宝座”，是次一级宝座、非正式宝座。历代历朝，宫殿交椅，品级低于宝座，御殿内用，出行也用，相关史料众多。延至清代，乾隆朝《活计档》昭示更明，紫禁城中和殿先后安设过“黑漆大马栅宝座”“红漆大马栅宝座”。中和殿是三大殿之一，品级不及其他两殿，有时用以交椅，替代典型的立腿宝座。

尽管宋元明清，交椅使用于各阶层，但制作材料、工艺显著不同。宫廷与民间存在明显区隔。

（2）乾隆是交椅制造高峰期

雍正十三年《活计档》中，没见着一件交椅。乾隆皇帝对交椅颇为青睐，还从明式风格发展出清式风格。乾隆三年（1738）开始，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三十九年的时间里，制作了金漆马栅宝座、鹿角马栅宝座、紫檀木雕龙马栅宝座、高丽木马栅宝座、黑漆马栅宝座、罩金漆九龙马栅宝座、鸂鶒木马栅宝座、红漆马栅宝座等不同工艺、不同质地的马栅宝座30余件。”（王子林：《“苍龙训子” 宝座与皇帝训子》，《故宫学刊》2019 年第1期。）乾隆年以后，宫廷内各类交椅制作渐渐走向停顿。

（3）宋明风格和清式风格分野。

漆木家具历史悠久，是传统家具主体，也是宫廷家具主体。其器型异常稳定，以风格论，为宋元明风格（或又称为“明式风格”）。以漆木交椅为例，即使到了清早期，宋元明风格也未变。到乾隆期，才分化出另外风格，即清式风格。上述交椅实例，昭明这两种风格之别。

明清家具，品级高者，不仅是被动用具，还都主动叙述观念。明式家具还通过发展“不断加大观赏面”，增强意义叙述。（参见张辉：《明式家具器型研究》上册，109页，故宫出版社）但基本是在家具旧框架上或某个构件上完成。而清式家具，尤其皇家家具，意义叙事往往要改变旧框架、增加新构件。

宋元明时期交椅，器型古朴，多以髹金漆红漆、绘龙纹表达皇权至尊。清代明式交椅上，明显增加雕刻，如皇帝大驾卤簿之用金漆龙纹交椅。而新形态清式交椅，将“加大观赏面法则”发展至极，在传统旧式上大动干戈。清乾隆时红漆龙纹交椅十分典型，突显龙头、龙身，靠背前后雕图。遍体描金牙条，支棱一切构件，塑造出君王权力雕像。椅子成为符号、意义叙事完整文本。交椅的宋明风格和清式风格分野，由此彻底拉开。

柯布西耶说，“建筑应是时代镜子。”家具也应是镜子，大漆龙纹交椅上，云龙造型和堆金装饰，折射、强化、回归宋元明宫廷历史，又特别体现乾隆时期气质。以明式家具滤镜会认为其“整体显得十分繁琐”“不是一件成功的作品。”（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43页）但见仁见智，从清式家具角度，可能另有评价。清代康雍乾家具，审美之外，生命力激情张扬，这也是重要议题。

（4）漆木与硬木是木作两个子系统。

漆木交椅显著不同于黄花梨交椅，宫廷漆木交椅雕五爪云龙纹为主，螭龙纹为辅。黄花梨等硬木交椅螭龙纹为主，无一款云龙纹。还有漆木最后发展出清式交椅，而硬木固守明式。

宫廷交椅，绝大多数是漆木制作。乾隆朝《活计档》记，在三十九年的时间里，制作了“不同工艺、不同质地的马栅宝座30余件。”其中鹿角2把、漆木16把、花梨1把、紫檀3把、高丽木3把、鸡翅木2把。红漆、黑漆交椅比例远大于花梨、紫檀交椅。故宫博物院旧藏各种交椅中，黄花梨仅有一件。而仅五山真形图漆木交椅“清宫藏有十数具之多。”（王世襄语）。在宫廷造交椅中，黄花梨交椅比例甚微。

黄花梨家具是城镇官贵阶层家具，主要是生产和消费在城镇上层。制作延续宋明一脉简约风格，也就是明式风格。

（5）“五岳真形图”意义。

由于黑漆龙纹交椅上“五岳真形图”，王世襄认为它是道家醮壇用具。”今天来看，““五岳真形图”出现于此类交椅上，不仅是道教图案，也是政治象征，是重要国家文化符号，宣示皇帝对天下疆域统治。

（6）立柱出现在乾隆时。乾隆朝前，所有交椅都没有扶手立柱。至乾隆朝，部分交椅上，有了立柱。所以说，此时是交椅立柱发生期。

曾经，笔者用纹饰探讨黄花梨交椅年代。“从纹饰看，存世明式家具交椅的年代基本不早于清早期，没有特别早的。一些交椅的前腿前曲的角牙上的纹饰、三段式靠背板上的透雕纹饰都支持这种结论。”（张辉：《明式家具交椅实物的年代》《品牌红木》2017年9月15日）“众多铁件上的铁鋄银花纹为缠枝莲纹，此纹饰在清早中期使用于明式家具上。缠枝莲纹唐宋时期就出现于其他工艺品上，但其进入明式家具较晚。清早中期，明式家具进入纹饰的兼收并蓄时期后，缠枝莲纹才被吸纳。”（张辉：《明式家具器型研究》318页，故宫出版社）

以上以纹饰将一些黄花梨家具年代定为清早中期，说法委婉，实意为晚于清早期。本文将黄花梨交椅实物年代定于清乾隆，完全基于新资料整理。两者不谋而合。

（三）有立柱黄花梨交椅

图画、档案与实物，三者综合，确认漆木交椅立柱出现在乾隆时期。立柱就是标尺，是判定交椅年代抓手。这样梳理也有现实意义，存世黄花梨交椅都有“立柱”，也应属于这时期。

黄花梨交椅存世有几十件之多，其共同点，就是黄花梨交椅都有扶手立柱。它们还有三个主要对应不同点：（1）立柱分两种材质。（2）金属件分铜铁两式。（3）靠背板分独板、多段两式。分列如下：

（1）立柱分两种材质

立柱，一是用同质材料，就是黄花梨交椅用黄花梨立柱，鹿角交椅子用鹿角立柱。其设计理念，立柱是木（鹿角）框架一部分，区别于各接榫点的金属饰件。二是用金属材质，将铜立柱或铁立柱，作为饰件的一部分，制作着眼于牢固美观。

可能同质材料者更偏重于原始一些。如上述鹿角交椅、黄花梨麒麟纹交椅。

黄花梨麒麟纹交椅，长63.5厘米、宽40.9厘米、高100.9厘米。立柱为黄花梨木，同材质，其他各接榫点包以铜片。螭龙纹角牙填塞支撑鹅脖与后腿拐弯处，扶手出头扁圆状。三段靠背板，上段雕螭龙体寿字纹，将文字与拐子螭龙纹精妙合一。中段雕麒麟纹、云纹，充满韵律感。图案上求变求多，多个偏晚年代要素共生一体。座面软屉。用藤子、棉绳等物编织屉层，其下用棕绳编织打底。

同此交椅造型、尺寸相同者共有四把，本椅为故宫博物院1958年收购，另一把与之配对，见于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2018年秋拍。另外一对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旧藏（见《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三秦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藏）

有的交椅仅有扶手下立柱，如上图黄花梨麒麟纹交椅。还有的扶手立柱外，额脖与后腿间也安立柱，为上下双立柱，如下图黄花梨螭龙螭凤纹交椅。

（2）金属件分铁铜两式

各种黄花梨家具金属配件基本都用铜件。黄花梨交椅金属件分为铜件、铁件两种。

铜高贵于铁，核心价值是货币原料，为财富象征。它也制造礼器、工艺陈设器、贵重日用品。铜分为黄铜、白铜。铜是铜镍合金。实例如上述黄花梨麒麟纹交椅。

铁器多为生产工具、兵器和低价值日常用品。尽管如此，胡床、交椅用铁件，有历史传统。南宋程大昌《演繁露》记交床：“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元代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历史上交椅使用铁轴钉。

在黄花梨交椅部件交接处用铁件，“主要原因是铜软，铜和铜合金的硬度不足。钢和铁硬度高。”（田本芬：《黃花梨交椅就是清代瓷器的“琺琅彩”——专访陈仁毅》《艺术新闻》2022年12月12日）交椅有一系列特殊结构，使用铁件胜过铜件，如立柱支撑力要强、穿两腿交轴钉要抗磨损变形、后腿弯包叶要抗拉、脚踏护面要耐磨损。

铁常见、廉价、易锈，故以铁鋄银工艺装饰、加固。铁与贵金属（金、银）结合，获得金银装饰效果，质感和色彩悦人心目，提升器物品质。它较错金银工艺更经济，容易推广。

铁鋄金（银）发源先秦，工艺主要是在铁胎上堑出横竖斜线网纹图案，称为“发路”,再将金箔（或银箔）锤嵌在网纹内称为“鋄罩”。再用火烤铁片，用砑子碾平称为“烧砑”。后续还有“钩花”“点漆”等工艺程序。

清乾隆十四年《工部则例》中，明文规定“鋄作用料则例”和“鋄作用工则例”，对铁鋄金（银）用料、工艺做详尽规定。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活计档》记录铁鋄金用于鹿角宝座：“---著将现做未完鹿角宝座一件接缝处贴得铁鋄金掐子样呈览。”但是，皇家对铁鋄金有时也审慎，乾隆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将鹿角宝座上铁什件等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不必鋄金，要鋄银，钦此。”清咸丰朝《内务府奏销档》记：“舆轿什件等项著改用铁鋄银，以昭节俭。”之前，诸项多用铁鋄金。

铁鋄银实物如黄花梨螭龙寿字纹交椅，原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藏，长69厘米 、宽46厘米 、高98厘米。上下立柱和饰件均为铁鋄银，缠枝莲纹。靠背板三段式，中段上三条大小不一的螭龙成横式，拱卫着中间寿字纹，面目新奇，为年份偏晚符号。

清乾隆 黄花梨螭龙寿字纹交椅

（原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藏）

黄花梨螭龙螭凤纹交椅侧面

（3）靠背板分独板、多段两式

独板靠背、三段靠背板，两式样同时并行。独板靠背实例如黄花梨梨螭龙纹交椅，上海博物馆藏。立柱和饰件均为铁鋄银，缠枝莲纹。靠背板如意头开光中，雕左右对称子母螭龙纹，螭龙双头相对，形态变形，高度简化，与初期螭龙形态已相去甚远。它们特别突出刻画张嘴形象，是大小螭龙形象对话表达。中间偏下草叶形螭尾纹代表简化小螭龙，也是极其抽象简化，具有时间特征。此类纹饰程式化，在黄花梨交椅、圈椅靠背板中常见。它们与其他三段靠背板上麒麟纹，年代都属清乾隆朝。

前人对此年代认定颇早，“在所见的同类交椅中，自以此器年代最早。陈梦家先生定为元代制品，当有所据，惜未闻其具体论证。”（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42页）备此一说。

清乾隆  黄花梨独板靠背交椅

（上海博物馆藏）

可能会有疑问，乾隆以前没有黄花梨交椅？当然一定有，只是今天没有看到遗物。可能正因为早期交椅结构牢固度差，已荡然无存。它们是“沉默的数据”，而依然存世交椅都有立柱，是“幸存者”。

黄花梨交椅年代，有助破解整个黄花梨家具的年代大框架，其晚期或末期在乾隆时代。

明式漆木家具、黄花梨家具和清式漆木家具、紫檀家具，尽管各来自不同方向，都在乾隆时达到顶峰，此为明清奢侈风尚最盛时。

还有疑问，许多普通漆木交椅，基本没有立柱，其年代必然早于乾隆时代？个人推测，一是这类交椅大部分晚于乾隆，只是延续古老做法。历朝历代，各阶层都使用交椅，但各自制作材料、工艺皆有不同。绝大多数普通交椅，一直都没有立柱，甚至连铜件都没有，有铜件也很单薄，纯实用，无装饰。许多宋明风格家具，器型超级稳定。桌案椅凳榻床等等，越简朴越扎根于基层民间。代代延续，至清末民初乃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礼失求诸于野，越乡野越旧式样、越旧礼仪、旧文化。二是年份早于乾隆朝的漆木交椅，有，但为数极少，交椅无加固结构，高寿者寡。如幸存于世，大概因长期搁置未用。

相对于常规家具，交椅不属于标准，结构有不合理之处。全身无任何垂直构件，上部椅圈和鹅脖双重三弯，下部“X”型交叉。侧面观看，成“之”字形。王世襄说：“后腿和弯转的部分，不问榫卯造得如何紧密，是不可能承重得好的。”（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42页。）所以，交椅上就多出“三种补救的办法”：各构件接合点包金属叶片、拐弯处装安角牙、扶手下装立柱。

（4）坚持证据而非坚持结论

发现、说明黄花梨交椅年代为清乾隆，可能会伤害一些藏友情感。几十年，黄花梨家具断代结论，一直就有越来年代越晚之势，也不免冲击权威和经典。提出者往往遭到话语者质疑，都属于正常。其中夹杂怨恨情绪，则无关于学术。古代艺术品年代评定就高不就低，总是占据着情感高地。

以档案记载、画像、实物为依据，做判断，胜过种种猜想式断代。如果，他日发现更早年代证据，我可以随时修正。结论不重要，但证据重要，方法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