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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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拍卖图录APP同步参拍
2025年11月27日，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成功举办“王国维等致博文堂信札座谈会”，邀请国内相关领域重要专家学者，围绕这批首度回归国内、即将于12月7日亮相拍场的珍贵文献展开深度研讨。会议由上海博古斋拍卖副总经理吴晓明主持。
上海朵云轩集团党委书记陈佳勇致辞
座谈会上，上海朵云轩集团党委书记陈佳勇首先致辞。他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感谢，并指出此次上海博古斋秋拍有幸征集并呈现这批尘封百年的博文堂往来信札，为理解王国维等近代学人的真实生活、学术交往以及二十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形态，打开了全新的窗口。期待以这批信札为引，聆听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共同挖掘其背后深厚的学术内涵与文化价值。在随后的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维度深入剖析了这批信札的多元价值。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王亮
专家们首先肯定了这批文献作为新发现史料的整体重要性。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王亮指出：这批与日本博文堂相关的通信，对于今天了解自己的先曾祖王国维先生之生平、治学、交游诸方面补充了提供了可贵的材料，也对进一步认知罗王之学、中日文物交流提示了很多线索，尤其国内大宗存留的观堂书信，外封多已遗失，而海外日、法所藏完整具在。
近代以来日本博文堂、文求堂均以经营汉籍著称，文求堂已有专书及汉译，博文堂似乎受到的关注不够。相信这样的缺憾今后可以渐次弥补。
观堂的成就得益于新材料的发现。对于他本人的研究，也有赖于新文献、新史料的发现和推介。而且本墨迹呈现更多的细节和要素，是整理本和影印件不能完全取代的，譬如今年我见到日本学者在京都袋中庵纪念观堂的“招集小启”原件，确认“小启”为狩野直喜手书，这是后来印本不能提供的讯息。
观堂先生居日期间参与兰亭会，有兰亭会诗，手稿收藏者即博文堂主人。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排比罗氏和其他日本学人包括原田的兰亭藏本，重新认识观堂此作对兰亭相关文献的见闻，对书法史演进的归纳和独到认知。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王国维书信日记》整理者房鑫亮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王国维书信日记》整理者房鑫亮表示，此次博古斋拍卖得自日本的六通王国维致博文堂主人的书札，系初次在国内出现，主要反映了王氏和罗振玉与日本出版界的交往，书画售卖等情况，可视作中日文化交流史之一侧。关于罗王与日本学界的交流，论者较多，但其他方面则很少涉及，原因是缺少第一手资料。因此，此宗书札尽管内容不涉学术，而且比较简短，但填补了罗王在日本时期的部分空白，颇有价值。
王国维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对书画、古器物等相当了解，与当地藏家往还甚密，年轻时便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他在20世纪初执教江苏师范学堂时就已开始购入古画，并留有相关诗作。在日本期间，王国维主要协助整理罗振玉大云书库的收藏，所见日多，学问精进，但其他活动不详。1916年回国后，他因生活所迫，遂在罗振玉指导下开始买卖书画，同时也代罗氏收售，其中部分物品销往日本。他本人也与博文堂有直接联系，并受托为其在国内购买书画等。在购售过程中，王国维与有关人士和专业机构如沈曾植、来远公司等关系密切，并曾介绍卢芹斋、管复初等古董商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等相识，显示了其学术活动之外的另一面。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博士生
《王国维友朋尺牍》整理者尹伟杰
通过对信札文本的精细考证，学者们得以厘清与重构具体史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博士生、《王国维友朋尺牍》整理者尹伟杰详细介绍了六通信札的源流与内容，他指出，王国维致博文堂的信札最早现身是在2020年10月27日日本京都市京瓷美术馆举办的“博文书简——博文堂近代中日名人藏家尺牍文献展”。据介绍，这批信札悉数出自原田大观次子油谷达旧藏，并在其长子油谷孝2018年去世前后流出。今冬12月7日，上海博古斋拍卖公司将拍卖此卷，这也是该文献首次回归中国故土公开亮相。
尹伟杰曾依据2020年京都展出的资料，对王国维致博文堂信札做过一定的研究，这次很幸运在博古斋拍卖公司看到这批信札。在此，向各位报告这批信札的大致内容。
博文堂信札共有5通王国维致油谷达信札，1通致原田大观信札。这6通信札保存完好，封缄俱在，且未收录于《王国维全集》中，对考订观堂先生旅居京都时期之生活细节、以及协助罗振玉交易书画之互动实态，均极有裨益。
1913年9月7日书
其中最早的一通是1913年9月7日王国维写给油谷达的。信首言及罗振玉患足疾化脓，难以起坐，故由王国维代笔。罗振玉同年秋致王国维信中亦云“弟足今日肿略消而痛未已”“今日足疾差减于昨日”，正与此合。函中论及两种碑拓交易之事：一是《皇甫诞碑》，原系沪上刘体乾旧藏，后归罗振玉，博文堂曾于1913年6月21日影印出版。王国维在信中称，东京三井家虽曾出3500元之高价，但基于与大西氏的交情，愿以2500元转让。不过，此拓本后由罗振玉长期收藏，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可知大西氏并未购入。二是《化度寺碑》，系“吴荣光筠清馆本”，原为端方旧藏，后亦在刘体乾的介绍下由罗振玉收购。博文堂曾于1913年6月1日影印出版。此本同样开价2500元，后由大西见山购得（据1916年9月出版《和汉法书名画出版目录》），今归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
1913年10月5日书
紧随其后的是1913年10月5日致油谷达函。信中提到刘鹗第四子、罗振玉长婿刘大绅当时随罗振玉、王国维寓居京都，计划于1913年10月15日归国，特意委托购买博文堂出版的《兰亭》影本三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1913年为癸丑年，日本曾在是年4月举办过“大正癸丑兰亭会”，上述三种拓本皆曾展出，别具纪念意义。
1914年7月15日书
第三通致油谷达函作于1914年7月15日。信首王国维感谢油谷达对小儿病情的慰问，继而受罗振玉嘱托，请求《朝日新闻》社社长上野理一迅速了结购买吴镇《竹石图》的余款。
1914年12月29日书
第四通致油谷达函写于王国维名刺之上，作于1914年12月29日。该札为王国维与油谷达的新年贺岁往来，可见双方经过长期相处后，已建立较为融洽的私交。
1915年1月27日寄 1914年12月13日书
第五通致油谷达函作于1915年1月27日。信中提到的“石经影本”，即今归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宋拓汉石经残字》拓本，旧藏于钱泳、翁同龢，博文堂1913年6月曾影印行世，并附有罗振玉同年6月5日所撰跋文。据罗跋介绍，该拓在辛亥革命后辗转为刘体乾购得，罗振玉随即请求借观，并推荐博文堂精印出版。该拓本在1914年8月的《和汉名迹出版目录》中仍托名“翁方纲藏”，1916年9月已改注“大西见山藏”。我个人推测，在王国维写信之前，该拓本也被大西见山购藏，因此大西氏才赠予王国维影本一份。
1916年书
最后一通是写给原田大观的，作于1916年3月18日。根据王国维自己的日记记载，王国维在2月4日启程离开京都时，原田大观曾专程至王国维神户旅邸相送。故王国维归国甫定，即修函向原田大观致谢，并嘱托代为问候关西收藏家上野、小川、西村诸先生。上野即上野理一。小川指小川为次郎（1851-1926），号简斋，亦为关西重要的收藏家。西村指西村天囚（1865-1924），曾任大阪《朝日新闻》主笔。此札不仅彰显了双方之间的深厚情谊，亦证明王国维与关西鉴藏界已建立起一定联络。
综观这6通信札，能够还原王国维先生旅居京都时期与日本鉴藏界的交往图景，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其一，王国维1916年2月返回上海后，曾尝试将沪上所见之画作寄往日本贩售。实际上，早在旅日期间，王国维就已经协助罗振玉从事书画交易。这一时期的历练，为其后来的书画鉴藏活动奠定了基础。其二，信札所涉书画碑帖，如《皇甫诞碑》、《化度寺碑》、《熹平石经》、《竹石图》等，皆为书画名品。信中关于价格、交涉的记录，亦有助于考证它们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流传经过。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
文史学者艾俊川
另外，专家们提到，此批信札为研究具体的人物与文物交流案例提供了鲜活素材。文史学者、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艾俊川重点介绍了廉泉的书画交易活动及其“三十六峰”专题藏品的流转情况，还原了藏品流转的具体路径。
民国前十年是中国书画东传的高峰期，交易呈现商业化模式，中国收藏家自行前往日本售卖（如罗振玉、廉泉）。博文堂藏札显示，庞虚斋也参与其中。
民国三年，廉泉携带书画参加东京大正博览会，举办展览并印刷画册，寻找出售机会。1914年至1918年期间，廉泉每年在日本居住数月，先后在神户、东京开办扇面馆，举办展览，介绍中国书画。他的大部分书画在这几年间交易出去。
博文堂收藏的廉泉信札，其内容很能体现廉家书画买卖的特点：首先，廉泉喜欢组织专题藏品，整体出售而不愿零卖。再者，廉泉的交易决策常参考妻子吴芝瑛的意见，这既是交易技巧，也是家庭习惯。
信札中谈论的书画，可称中国书法史上的煌煌巨作，即邓石如三十七言龙门对长联和《碧山石铭》。
大正五年（1916）大阪博文堂合资会社
珂罗版印本《清朝书画谱》，第二十六叶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彝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民国六年（1917）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邓石如隶书长联集册》
既是对联名作，也是书法名作。信中所言为嘉庆九年隶书联。“三十六峰”专题藏品后续流转。此组山石、对联未能在日成交。1917年，廉泉与吴芝瑛筹划成立芝瑛美术馆，计划设立“三十六峰草堂”，用于陈列三十六峰山石、邓石如铭辞卷子及三十七言楹联，并展示三代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1920年底，廉泉将“三十六峰”及相关作品赠与潘复，作为其父潘守廉八十生日贺礼。1921年1月11日《新无锡》报刊登廉泉《答靳总理书》，提到“三十六峰”的传承渊源。
博文堂收藏的廉泉信札，详细记录了廉泉书画买卖的特点及“三十六峰”专题藏品的流转过程，对研究邓石如代表性作品具有重要作用。
独立学者、岁月书屋主理人牛勇军
独立学者、岁月书屋主理人牛勇军则重点谈到民国时期中国藏家黄以霖所藏五代荆浩《秋山瑞霭图》流往日本的关键交易过程。这桩关涉中日之间“今渡”重要古画藏品的购藏细节，主要依赖罗振玉1918年1月19日致王国维信札、黄以霖1919年2月5日致博文堂信札（LOT 0528）、1927年2月27日上海中国书店金颂清致博文堂信札（LOT 0530）以及昭和六年（1931）内藤湖南跋《秋山瑞霭图》得以完整还原。
黄以霖因投身慈善事业需筹款，在1918年10月之前，曾携所藏荆浩剧迹赴大阪，与日本博文堂原田大观接洽。1919年黄以霖致信原田大观明确表示“荆浩画非卖品”，但后续因资金压力逐步松口。1927年经上海中国书店金颂清居间协调，原田大观以高价购得该画及米芾、米友仁作品。
该画流转还有哪些具体细节？日本昭和九年（1934）《山水画史附图：自顾恺之至荆浩》一书中著录内藤湖南跋五代荆浩《秋山瑞霭图》中明确提及1918年罗振玉、内藤湖南、长尾雨山、小川简斋等中日学者曾在大阪共鉴此画，叹为“稀有剧迹”。1931年该画归藏日本纺织巨头阿部房次郎“爽籁馆”，内藤湖南根据《宣和画谱》定名为《秋山瑞霭图》。现存大阪市立美术馆，昭和时期多部图录著录。
此次交易跨度逾十年（1918-1931），涉及多轮书信往来（LOT0528、LOT0530）。黄以霖订立“寄书画约四条”规范交易流程，反映民国时期中日艺术品贸易的规范化尝试。画作最终通过“油谷氏宝米斋”转手阿部房次郎，标志民国时期重要文物“今渡”现象。该事件折射出20世纪初中日艺术交流的复杂性：既有学者间的鉴赏共鸣，也包含战乱时期文物流失之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承载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承载的发言则深入至信札中王国维形象更为立体的一面。承载提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局多变，社会动荡，公私藏品大量释出、流散，除了以往的国内市场外，海外市场也开始出现，特别是在日本，缘于当政阶层对华战略的长期谋划，包括众多学术界人士和大企业主在内，竞相收购中国书画或其他文物，形成了“有好必得，应收尽收”的态势。王国维身处其时，经由各种方式，接触了大量历代古物、名迹，除了一部分有专门著作外，还在与众多师长友人乃至画商书贾的通信中，留下了很多审鉴意见，将其作一初步归纳，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善于把握书画名迹的艺术和学术价值。如他接受罗振玉委托，为其在国内物色或收购书画名迹、古籍珍本时，对物色物件所作判断的准确、严谨。在与缪荃孙讨论古籍珍本时也是如此。在这些审鉴实践中，他在古史研究中广泛采用的“二重证据法”，已初现雏形。
第二，不迷信前人定论，就古物实体本身体现的时代特征判断。例如他对青铜器“匜”的考辨，从已知的实物中梳理、发现中归纳出三个证据，论证了以往在《西清古鉴》中著录的所谓“匜”，定名都存在错误。如果根据器物的铭文、用途和形制为其正名，这类器物的均应称为“兕觥”。
第三，熟稔古代书画的师承传授，对名迹的判断往往不拘陈见，能够从中发现新的价值。如他对沈增植所藏南宋赵千里《雪景图》的判断。他认为，图中既有赵氏的常见风格，也有在他作中少见的特殊画法，两者结合，体现于画面的不同位置，因而构成了完整的作品。此外，图中又能看出对当时另两位画家马远、夏圭的影响，因而很值得珍视。
在审鉴实践中，王国维的市场观念也逐渐明晰。他曾对罗振玉说，“买卖书画诚不易，不独画之精否、真赝难以骤决，即于价之操纵亦非易事。”所以，他逐渐具备了较强的市场掌控意识。因为常与藏家和画商书贾交往，他熟悉市场交易规则，懂得如何通过价格维系市场秩序，因此，从不为一时的小利而破坏这种行业规范和秩序。例如，1913年9月17日王国维致博文堂主人油谷达信涉及罗振玉托其代为出让《宋拓皇甫君碑》一事时关照对方，出让价格偏低，全因罗氏急需用款，属一时权宜为之，不能视为常态，故成交价格绝不可告知关东方面。再如，他曾在向人交代出售碑版拓本之事时，明确提出售货方在不同地点销售同一品种时，务必“定价画一”，“因此事不能两歧”，以免引起同一品种在价格上的恶性竞争，破坏市场秩序。
王国维的古书画鉴定基础，得益于其父亲的教诲和熏陶，但他家境平平。仅属中产，岁入仅供衣食略足而已，并无充裕的经济实力收蓄藏品。然而，凭借其自幼打下的基础，日后不断精进的治学成就，参用独到的学术眼光，在古器物和书画、古籍鉴定方面显示了与同时代人不尽一致的能力，这是需要学术界仔细研读，认真总结的。尤其是他对收藏与市场交易方面的看法和做法，更是今天的市场研究者应该重视的。
上海书画出版社重大项目部主任郭時羽
上海书画出版社重大项目部主任郭時羽则从出版市场角度提供了印证。她表示，自己从事出版工作多年，与博文堂的渊源，正是始于王国维先生。博文堂版《王忠悫公遗墨》，与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紧密相连：它是自己从上海古籍出版社调至中华书局后，策划出版的第一本书——将《王忠悫公遗墨》与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古史新证》手稿合璧，出版了《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这本书在2017年问世，定价298元，首印很快售罄，后来还进行了加印。《王忠悫公遗墨》的主体，是王国维先生赠予日本学者的诗文与信札，由博文堂用珂罗版印刷，虽然不能跟当今的技术相比，但仍然较好地保留了王国维先生手稿的风貌，博文堂的贡献是很大的。而今天在博古斋看到的这批信笺，都是高清、彩色的原作，令人分外感动。
郭时羽谈到，自己对王国维先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后，做的第一本书依然是王国维先生的手稿——《王国维手钞海日楼诗》，底本来自上海图书馆。这本书就采用了全彩印制，定价880元，800套全部售罄。这两次经历让人深切感受到，王国维先生的手稿出版物在市场上有着独特而坚实的号召力。在出版生涯中，她负责过多位名人手稿的整理出版。除王国维先生外，其他几位大家的著作出版，往往得益于地方政府或高校的资助采购，为出版提供了托底保障。但自己所做的两种王国维手稿，完全是依靠市场力量，结果证明，市场对王国维先生价值的认可度非常高，两部书都是一经推出便销售一空。这也印证了王国维先生在广大读者和学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郭时羽还说：在编纂《王国维手钞海日楼诗》时，在王亮老师的协助下，曾以“王国维的朋友圈”这种新颖的形式进行推广，试图将手稿中的信息串联起来。例如，王国维在抄录沈曾植诗作时，曾在题跋中提及当时天寒地冻、笔墨纸砚皆不如意、生活清贫的窘境。他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沈曾植整理、抄录诗稿。这恰好与刚才伟杰兄和几位老师的发言相呼应———他为何与博文堂往来，从事书画交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生计。这些细节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真实的学者形象，也格外引人深思。
由此感受到，当下的学术研究正日趋精细化。正如刚才承载老师所言，大家曾以为对王国维的研究已近乎完成，但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视角的转换，新的领域不断被开拓。学术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从宏观的理论概述，转向微观的、具体的现场重构。艾俊川老师的《中国印刷史新论》之所以备受推崇，正是因为它扎实地还原了技术细节，而非空谈理论。
如今，我们研究如王国维这样的名家手稿，其意义不仅在于阅读整理好的清校本，更在于亲见其原始笔迹、删改涂抹，以及书信中流露出的真实生活状态。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条通往历史现场的路径，让我们能触及一个更加真实、有血有肉的王国维。
此外，刚才有老师谈到廉泉、黄以霖等先生。他们的手稿在拍卖市场上的表现或许不及王国维，但其学术价值却独具特色。例如黄以霖先生的信札，详细记载了如何交接、三个月结算一次等具体事务，因为远洋汇款不便，需及时结清。这类具体的记录，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出版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书画作品流入日本的详细过程，都是极为宝贵的一手资料。相信这对于相关领域的学者而言，将是令人欣喜的重要发现。
因此，这次能将这批珍贵的信札从日本征集回国，并在博古斋进行拍卖，不仅丰富了王国维研究的一手材料，也为相关学术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
罗振玉研究专家丁小明
最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罗振玉研究专家丁小明通过对其中一通尺牍的深度解读，纠正了旧有认知。他选取了1914年7月15日这一通，这通粗看似乎有点平平无奇，好像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其内容只是与博文堂的书画交易有关。但如果转换一个视角，特别是从观堂寓日时期参与雪堂书画交易活动的角度来看，从中就能看出独特价值。
目前关于观堂参与雪堂书画交易活动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1916年观堂自日本回国主持哈园《学术丛编》时期。而集中在这段时间的原因，则是因为这段时间的罗王通信中有较多书画交易的直接材料可资利用。在这之前，也就是观堂寓日时期是否参与雪堂的书画交易活动是不太说得清楚的。究其原由，主要是因为没有什么具体材料可供挖掘。据现有材料可知，《罗王通信集》中有一通雪堂致观堂尺牍，这通被编者归于1915年的尺牍是有言及书画交易事，只是其交易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了。《罗王通信集》的这通尺牍为雪堂致观堂，其中有“至油谷至公处，请先诘以上野之事，告以弟已失约于上海，催其速结此事”云云，揣摩雪堂札中辞意，似为请观堂敦促博文堂主人油谷达，要求油谷向上野氏催结款项之事，但具体是催要何物之款呢，从雪堂这通尺牍中是无法获知的。
1914年7月15日书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现身于博古斋的这批观堂尺牍中的1914年7月15日的这通则涉及观堂参与雪堂书画交易的具体内容，而且将博古斋的这通观堂尺牍与《罗王通信集》中归入1915年的那通尺牍进行对读，我们就知道，“先诘以上野之事”是因为上野氏从雪堂处购入吴镇的《竹石图》（此为尹伟杰博士考证），只是上野氏是分期付款，在雪堂写信给观堂之时，上野氏还欠雪堂一半的馀款未付，所以，雪堂请观堂代为催款，其具体文字就是博古斋这通观堂尺牍中所说“前代售与上野先生之梅道人画幅，尚有半额未付，顷因需用，可否一为问及”的内容，这里的上野先生则是日本近代著名收藏家、《朝日新闻》董事长上野理一，上野理一是雪堂寓日时期书画金石大买家，上野理一甚至还整体收藏了雪堂的一批古玉，并以此出版过《有竹斋古玉谱》一书。
还是回到博古斋这通观堂尺牍上来，这通尺牍内容虽谈不上繁复，却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比如，雪堂与上野理一的书画交易是通过博文堂进行中介的，而之所以请观堂致信博文堂进行画款催要之事，可能也是因为观堂通日语，从交流层面上，便于与博文堂进行直接交往，这才有雪堂致观堂尺牍中所说的“至油谷至公处，请先诘以上野之事”的说法，所以，某种程度上，观堂在雪堂与日人的书画交易中还兼具翻译者的角色。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博古斋的这通观堂尺牍是观堂寓日时期参与雪堂书画金石交易最直接的证据，当然，博古斋这六通观堂尺牍，另有一通（1913年9月7日）也是谈交易之事，只不过其交易的对象变成日本另外一个财阀大西见山，交易品类也由绘画转变成碑帖。这些都说明，观堂寓日时期不仅是参与了雪堂的书画金石交易，而且在与博文堂的交道中还兼具翻译者的。最后，这通观堂尺牍有明确的写作时间：1914年7月15日，由此也可以证实，《罗王通信集》中那通雪堂致观堂谈书画交易的尺牍，编者将归入1915年的系年是有误的，其写作时间应是1914年7月15日之前一周左右。
本次“王国维等致博文堂信札座谈会”通过多角度的学术研讨，极大地深化了学界与公众对这批博文堂往来信札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与市场价值的认知，为即将举行的2025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注入了浓厚的学术内涵。座谈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上海博古斋2025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万象”精品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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