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多伊格：只有旅行者才是异乡人

　　苏格兰国立美术馆 | 图片提供

　　彼得•多伊格, 苏格兰画家，特纳奖得主，出生于 1959 年。他的作品以触动人心的色彩和对日常主题的抒情刻画见长，拍卖价格多年来居高不下。

　　一切都处于静止。独木舟漂浮在平静的水面;舟上坐着一个属于过去的人，或者是来自几十年前的回忆的人。那个人直视着你，并不是以对峙的态度，而是在尝试沟通。他的视线通过画布，穿越时间和空间。在这个人的附近，一个女人凝望着商店橱窗，她的脚弯折成古怪的角度。她拧身的姿势显露出对你的拒绝，于是你了然她的作为和动机。她是在哭泣吗?这个男人和女人都是彼得•多伊格的画中人。多依格的绘画让观众诧异，他们竟然能如此轻易地领悟画中的意味。

　　“哪有什么异国他乡，只有旅行者才是异乡人。”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 1883年的《银矿小径破落户》(The Silverado Squatters )书里说道。缘于这一引用，苏格兰国立美术馆(the 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的首席策展人基斯•哈特利(Keith Hartley)将今年8月在爱丁堡开幕的展示多伊格横跨 12 年的创作的展览定名为“没有异国他乡”(No Foreign Lands)。展览作品囊括了艺术家从本世纪早期的作品，以及直到展览开幕前几周才搁笔完成的作品。从展览中，我们能随多伊格绘画的发展亦步亦趋：起初他着眼于将偶得的照片绘成绘画，在油画中融合素描，后期则对同一主题进行繁多的变奏——有时候时隔数年他才会回到同一主题。

　　从很多角度来看，哈特利对展览标题的选择是恰如其分的。艺术家出生于爱丁堡，有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但他却在三岁时随家人搬到特立尼达岛(Trinidad，编者注：特立尼达岛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外海的海岛，彼得•多伊格 2002-2007 年居住在该岛上)他在加拿大魁北克度过青少年期，在上世纪 80 年代才返回英国，在伦敦学习艺术。然而，多伊格的迁徙并未就此终结，在后来移居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之前，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短暂居住。多伊格的作品裹挟着南美洲的暑热，又封存了加拿大的凛冽风光，但多伊格从未描绘过伦敦。对此，艺术家解释道，因为他作品记叙的是“逃离的形式”(forms of escape)。

　　为什么多伊格的作品如此广受欢迎，长盛不衰?原因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揽获了数个人人艳羡的艺术奖项，为自己的画坛之路铺垫了金砖。这之后，他把每一幅绘画的标价都保持在数百万英镑，从不自降身价。尽管绘画这一领域已盛极衰，他却专一地坚持以绘画作为创作媒介，心无旁骛。他的成功可以部分归因于他有能力将个人自传与普遍经验融会贯通，抑或是说他提取了20 世纪现代艺术的经纬，将它们编织入现代生活之宏图。

　　苏格兰国立美术馆展厅的天花板高度很高，覆盖着一系列相互连接的房间。展示在这样的展览空间，多伊格的作品极具观赏性——他的布面油画的画幅尺寸与墙面搭配得完美无缺。本次策展聚焦于对反复出现的作品主题分门别类。一个打乒乓的男人，一个穿滚轴冰鞋跳冰上迪斯科的女人，一个撑阳伞走在烈日曝晒下的男人，乘船的一群人，一条在水面漂浮的独木舟，这些都成为突出的表现形式。

　　玻璃展柜内展示着他的档案库中的材料：提供第一道灵感之光的照片，他的早期纸上素描，从一处处源头提取的细节，通过结合和转化而在最终的一件或一组作品中成形。他使自己赤诚地裸露。通过这些材料，就能解读多伊格的绘画是如何一层一层建立起来的，如何借助照片或重新演绎，融合真实的地点、记忆、场景，有时候它们在绘画中呈现出“双重虚假”的效果。与此同时，对同一想法的生长进化和重新访问的过程也使得他创作出的作品几近抽象。

　　比如说《紫色的耶稣》(Purple Jesus)这幅作品，画中耶稣正在颠倒的彩虹下冥思，他似乎拥有孩童般的灵性。其他的作品令人联想起在风景中独自漫步的孩子，观众未必能全然理解那孩子置身的环境。很有可能成年之后的多伊格在思绪中重访他在孩提时曾经居住过的地点，从而缔造出这些画中景。同时，这些画中景也可以解释，作为一个侨居南美的欧洲人，他是如何避免被指摘为后殖民主义的。因此，将多伊格比作当代的保罗•高更(Paul Gauguin)是大错特错，因为他不像 20 世纪初的法国画家高更那样，醉心于在异国风光中放纵色情的秘密联想。

　　然而，多伊格仍然参照了现代画家的作品，尤其是印象派绘画。他那些有着浓郁粉色调的描绘雪的作品，他说是受到了莫奈“不可思议的极端，显然对色彩进行过夸张”的绘画方式的影响。他似乎也身体力行了印象派的创作宣言——对光线和日常主题的着重刻画。不过，多伊格与印象派或后印象派依然存在某些关键性的差异。首先，多伊格微光明灭的风景指向着某种非现实之境。再者，有时候他画中的人物，尤其当他们独自出现时，似乎正经历着某种存在主义的危机。

　　这些形影相吊或全神贯注的人物就好像叙事文学中的人物描写，只在观众的脑海中构建理解。多伊格是一个狂热的电影爱好者，他和特立尼达岛的当地艺术家切•劳夫雷斯(Che Lovelace)一起，在他们的居住地西班牙港创立了“工作室电影俱乐部”(Studio film club，编者注：该俱乐部的地点在多依格在特立尼达岛的画室，周四晚为艺术家、作家、电影爱好者们播放电影)，在那里放映电影。多伊格 2008 年曾告诉《Frieze》杂志，他作品中唯一直接从电影中截取画面形象的一幅，画的是独木舟上的男人，取材于肖恩•S•坎宁汉(Sean S. Cunningham)1980 年执导的电影《黑色星期五》(Friday the 13th)。然而，他的许多绘画作品都营造出电影式的氛围，或者被赋予了像是赛璐珞电影胶片在运转中咝咝作响的那种粗糙感。

　　任何想要对绘画在 21 世纪是否仍有回响这一问题寻求答案的人，都应该来观摩此次展览。对当代艺术总体持怀疑论的人，可能也会在此次展览上受到观点挑衅。多伊格作品拥有罕见的质感，在无常和直率间游走，在男子气和女性化间摇荡，在孩童般的奇思怪想和成年人的疲惫倦怠间徘徊。超过 12 年的创作时间跨度，艺术家通过绘画讲述并重述了许多故事，创造了若干标志性的多伊格式的作品，并确立了独特的作品印象。他的画作如今正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熠熠生辉——或许它们感应到自己回到了故乡。

　　展览“没有异国他乡”将持续至 2013 年 11 月 3 日，并于 2014年巡回至加拿大蒙特利尔展出。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展览开幕式上，彼得•多伊格向《艺术世界》坦陈他受到过哪些影响，早期获得的奖项对画家职业的作用，以及为什么说苏格兰对他并不是异国他乡。

　　ArtWorld：在苏格兰国立美术馆做展览对你的作品有怎样的呈现?

　　彼得•多伊格(以下简写为 PD)：没有艺术家会在如此的展厅里目睹自己的作品。没有艺术家拥有类似这个地方的工作室!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能见到自己的作品同时陈列非常不可思议。展览有一个宽敞的中央空间，还有四个围绕它的房间，几乎就像是一片四叶草。你的视野可以得到充分的延伸。你能够从远处观赏这些画，我可以站在脚下这个位置，同时看到大约七幅画。有哪个艺术家的展览能做到这样?

　　ArtWorld：你从这样的布展中，发现了什么你以前未注意到的画作之间的新联系吗?

　　PD：我发现很多新的联系。从策展的作品选择到布展的空间处理，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美术馆的展览团队对这些空间了如指掌，他们创造了奇妙的节奏——这些画作在色彩、肌理和表面上的联系。当我步入展览，着实感到相当惊讶。不是因为我的画，而是因为这个展览。

　　ArtWorld：你如何平衡你绘画中的轻的部分和重的部分?

　　PD：我在画室工作时就会交替画不同的作品，我不会只专注画一幅画。因为我不会整天凝视唯一的一幅作品，我会让不同的作品相互诱发接下来的创作。作为画家——一旦你决定成为画家——最美妙的事就是享受绘画的过程，而不是苦苦尝试，最终扼杀自己的想法。当我年轻时，我试图拒绝重温艺术史，我一心希望创造一些崭新的、现有艺术史之外的东西，但当我年岁渐长，我对自己的绘画在艺术史中扮演的角色变得更感兴趣。

　　ArtWorld：你会在室外作画吗?

　　PD：很少。这次展览中有些作品实在室外完成的。我的绘画是回忆、真实和照片的混合。

　　ArtWorld：那么风景在你的绘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PD：画中有风景的方面，有自然的方面，有这样的效果。

　　ArtWorld：你喜欢在自然光线下还是在人造光线下绘画?

　　PD：我喜欢人造光线。我在画室的人造光线下作画，现在这些作品也呈现在人造光线下供观众欣赏。

　　ArtWorld：在你的某些作品中，让人体会到一种真实的温热的感觉，这是否来自于你居住在特立尼达岛的经历?

　　PD：是的。但任何地方都可以很炎热，比如这儿，还有纽约。在特立尼达，天气湿热，气温常常达到35度。

　　ArtWorld：你怎么会想到给你的展览起这样一个标题——“没有异国他乡”?

　　PD：实际上这是凯斯的想法(编者注：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凯斯•哈特利)。标题来自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银矿小径破落户》，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能够理解这本书，以及展览标题对这句话的重新诠释。

　　ArtWorld：这让我想问问延展话题——你的作品让我联想到阅读，你阅读很多文学作品吗?

　　PD：并非如此，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我读的并不多。我家的许多人读大量书，但我没有。

　　ArtWorld：你在工作期间会看很多电影吗?

　　PD：不会。这会让我分心。

　　ArtWorld：那对我说说你主持的“工作室电影俱乐部”吧。

　　PD：它现在是特立尼达电影节的一部分。过去五年里，电影节在特立尼达兴起，运转得不错。我发起的电影俱乐部对电影节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伙伴们也在继续运作俱乐部。

　　ArtWorld：音乐会给你启发吗?

　　PD：人们总说音乐的启发，我还不知道有哪个艺术家不受音乐的影响呢。我每天要在画室里待上 8 至 10 小时。音乐有助于创作过程。

　　ArtWorld：你为什么如此享受画画?

　　PD：画画这件事的可塑性无边无际。你可以在其中做任何事。

　　ArtWorld：你喜欢制作版画吗?

　　PD：我的绘画和蚀刻版画的确存在关联。在版画制作中会发

　　生很多惊喜。

　　ArtWorld：你还用什么其他媒介吗?

　　PD：我有时画水彩。我使用各种媒介，不过最经常的还是油画。

　　ArtWorld：获得白教堂艺术家奖(Whitechapel Artist Prize)和约翰•莫尔绘画奖(John Moores Painting Prize)对

　　你的事业有什么影响?

　　PD：获得白教堂艺术家奖的时候(编者注：1991 年)，我刚离开切尔西市，读完了硕士。白教堂艺术家奖的奖金有三千英镑，再加上在白教堂画廊的展出机会，那是我当时最有分量的一次展览——那个时候我手上只有八幅画能准备充分做展出。那个时期，人们对绘画兴趣寥寥，尤其当你是个只做绘画的艺术家。由于那次展览，许多人记住了我，展览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前往参观我对外开放的工作室。

　　约翰•莫尔绘画奖则有所不同，我入围这个奖项很多次。人们几乎淡忘了约翰•莫尔绘画奖的入围展览有多么重要，在特纳奖(the Turner Prize)设立以前，它是艺术家需要竞争的大奖和重展。我所知道的每个画家都会参加，所以它曾经辉煌过。

　　ArtWorld：你对今天的艺术教育有怎样的看法?

　　PD：我当时念书的学校是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那是一所可能被视为较为传统的学校。但这个特点正是我在艺术院校中所看重的。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一栋教学楼里容纳着 20 个不同专业科系。那里不像英国艺术学校那么快节奏。那儿有罗斯玛丽•特罗克尔(Rosemarie Trockel)、阿尔伯特•厄伦(Albert Oehlen)这样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任教。

　　ArtWorld：回到英国你感觉如何?对苏格兰的感觉呢?

　　PD：我能感受到苏格兰。从我呱呱坠地，我就在扎根在这里!我热爱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感觉陌生疏离，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