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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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仲轩2026秋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
10月21日-23日
拍卖时间
10月24日
展拍地点
上海虹桥万丽酒店三楼 万丽殿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270号）
爱看三五踈星似
漫忆繁华十里红
Lot 217
清乾隆 御题诗洋彩芙蓉图浮雕藕粉地十瓣花口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高16.8厘米
来源：
1.欧洲藏家旧藏。
2.香港保利，2013年4月7日，Lot786。（成交价：HKD 19,550,000）（封面）
出版：
《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古董珍玩卷（上）》，保利艺术研究院，页322，编号398。
参阅：
1.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粉彩花卉诗句大瓶。（馆藏编号：资陶瓷00000224）
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蓝地描金题诗粉彩花卉纹瓶。（馆藏编号：故00154673）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粉彩粉红地锦上添花诗意轿瓶。（馆藏编号：中瓷005154N）
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粉红地花卉纹御制诗双耳四方轿瓶。（馆藏编号：中瓷001930N）
5.香港苏富比，2014年4月8日，Lot3050。（成交价：HKD 19,720,000）
6.北京保利，2018年12月8日，Lot5432。（成交价：RMB 23,575,000）
7.北京保利，2019年12月4日，Lot5717。（成交价：RMB 13,800,000）
8.香港佳士得，2025年10月30日，Lot803。（成交价：HKD 24,900,000）
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情请见仲轩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来源2：香港保利，2013年4月7日，Lot786。（成交价：HKD 19,550,000）（封面）
出版：《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古董珍玩卷（上）》，保利艺术研究院，页322，编号398。
参阅5：香港苏富比，2014年4月8日，Lot3050。（成交价：HKD 19,720,000）
赋诗几乎贯穿乾隆帝一生。弘历曾自述：“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一生留下诗作数万首，其中大量咏花诗，正是其日常清赏与审美情趣的真实记录。
乾隆即位后，更将这种个人化的诗情带入宫廷造物，在御瓷上形成“诗、书、画、印”合璧的独特面貌。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谓：“若题字必精楷，又以御制诗为至珍贵。”传世乾隆御瓷中，真正书写皇帝御制诗文者本已少见，而以名花为题，一器一花、一诗相配者，更属凤毛麟角。
本品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器腹一面绘木芙蓉，一面书乾隆御制诗，末钤“乾”“隆”二印；诗画相对，书印相随，使一件陈设瓷器同时具备宫廷绘画、御笔书法与皇家印玺三重身份，正体现乾隆朝御瓷由“器”向“御制艺术品”的转变。
一、一器一花一诗：
秋水芙蓉入御瓷
本品作十出花口，口、足与器身轮廓相互呼应，肩、胫随形作浅浮雕，造型秀雅而富于层次。颈、胫施藕粉色地，洋彩绘折枝花卉及卷草纹，辅以圆点状光影效果，呈现乾隆洋彩中中西交融的装饰趣味。腹部一面绘秋水芙蓉，花朵红、粉、白色相间，有盛放、含苞之别，枝叶舒展，花姿妍丽；另一面以墨彩隶书乾隆御制七言律诗《秋水芙蓉》：“秋水盈盈漾远空，芙蓉寂寞碧波中。难将冷艳供群赏，且趁寒晖放晚丛。绿盖光沉擎玉露，霓裳彩褪老金凤。爱看三五踈星似，漫忆繁华十里红。”诗后署“乾隆御制”，并钤“乾”“隆”朱白二印。诗中以秋水为背景，以“冷艳”“寒晖”“玉露”等语描绘芙蓉的清姿，写出秋日花木独有的幽寂与风韵。画面与诗文相互呼应，使花卉不止于形貌的描绘，更成为诗人寄托情思的对象。
乾隆对秋水芙蓉的喜爱，早在其登基之前便已显现。据《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三十五所收《秋水芙蓉》，弘历在皇子时期即已写下这首诗。诗中“难将冷艳供群赏，且趁寒晖放晚丛”，尤见其对木芙蓉秋日风姿的体察：相较于春花竞艳，木芙蓉于秋光之中盛放，花色清妍，别有一种不随群芳争春的风致。此诗后来又被用于乾隆御瓷装饰，诗意与花卉图像相结合，说明这一题材在其审美趣味中具有持续而鲜明的位置。
图1：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淝山芙蓉鸳鸯图轴》（馆藏编号：新00103876）
乾隆对芙蓉的关注，也见于其他御制诗作。《题孙克弘花卉册·其七·木芙蓉》云：“原来草本却称木，为是欲殊水里花。弄影拒霜秋岸上，清标亦未大相差。”诗中将木芙蓉与水芙蓉加以辨析，点出其临秋开放、映照秋岸的特征。另在《题钱维城四季山水花卉册》中，他又写道：“拒霜因可入初冬，袅袅芳姿照浦秾。回顾水华似相傲，耐寒还属木芙蓉。”以“拒霜”称木芙蓉，着眼于其秋冬之际仍能保持花姿的特性。由此可见，乾隆对于这一花卉并非仅有一时兴致，而是曾从花名、物性与绘画表现等不同角度反复吟咏。
本品的价值，正在于它将乾隆早年创作的《秋水芙蓉》落实于御瓷之上。诗文并非后加的装饰性点缀，而是与花卉画面共同构成器物的主题。乾隆朝御制诗瓷器的制作，涉及器型、纹样、题诗与书写形式等多个环节，相关研究亦指出，御制诗瓷器是皇帝审美趣味与宫廷工艺相结合的产物。
二、洋彩御制诗：
乾隆御窑的新创造
乾隆朝御瓷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之一，即为“洋彩”的发展。清宫档案中常称“磁胎洋彩”，其装饰大量吸收西洋绘画中的明暗、光影及透视表现，同时结合中国传统花鸟画与诗书印艺术，形成乾隆时期极具辨识度的宫廷艺术风格。
乾隆御制诗文装饰始于乾隆七年。1742年，唐英奉旨将御制诗烧造于轿瓶之上，并依皇帝要求调整诗文、花样及印章大小。此后，御制诗逐渐成为乾隆御窑的重要装饰形式，并由壁瓶、诗文瓶扩展至各式陈设器。
图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八年洋彩诗句菊花图梅瓶（馆藏编号：故瓷017913N）
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粉彩花卉诗句大瓶（馆藏编号：资陶瓷0000022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八年洋彩诗句菊花图梅瓶，即是一件极具参照意义的作品：器物一面绘折枝菊花，一面书乾隆御制诗，诗后钤“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二印，与本品所呈现的“花卉—御诗—印章”组合，在艺术构成上高度一致。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粉彩花卉诗句大瓶，则以牡丹、荷花、芙蓉、梅花四种花卉分别配以乾隆御题诗，诗、书、画相互结合，是乾隆御瓷这一艺术传统的重要实物见证。
三、“乐善堂诗”：
锁定本品的烧造年代
本品最值得关注之处，还在于其所书御制诗文可见于乾隆二年刊行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图4）。《御制乐善堂全集》汇集弘历居藩时期的诗文，集中反映了青年弘历的思想、学养与审美。乾隆十七年，乾隆帝曾命造办处将御制诗四套交唐英，并明确谕令：“嗣后烧造磁器，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捡选烧造，不必用《乐善堂》诗文。”由此可知，乾隆十七年以前御窑使用皇帝早年诗作的现象尤为突出。
图4：《御制乐善堂全集》卷三十五之“秋水芙蓉”
乾隆二十三年，弘历又因初刻《乐善堂集》“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下令重新删定，形成《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篇目较初刻本大幅减少。因此，部分早期御瓷所见御题诗，今日反而无法在“定本”中找到。
图5：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蓝地描金题诗粉彩花卉纹瓶（馆藏编号：故00154673）
本品所书秋水芙蓉诗，与清宫旧藏乾隆粉彩御题诗四季花卉瓶中的咏秋水芙蓉诗相同（图5），而后者同样属于乾隆早期御制诗文瓷器。结合诗文出处、书体、装饰形式及乾隆十七年的宫廷档案，本品烧造年代应可置于乾隆十七年以前，即乾隆早期。这一年代判断，也是本品区别于一般乾隆御题诗瓷器的重要价值所在。
乾隆御制诗文瓷器本已罕见，而以“一器一花一诗”方式将花卉、御诗、御笔与“乾”“隆”二印完整结合者，更为少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粉彩菊花纹灯笼尊，即是一件重要参照，其腹部绘菊花与山石，并书乾隆御题诗，体现了同一时期御瓷诗画合璧的艺术风尚。
本品则以木芙蓉为唯一主题，并以十出花口、浮雕器身、藕粉地洋彩、御制诗文及乾隆印玺共同构成完整的视觉秩序。它既是乾隆皇帝个人审美趣味的物化，也是唐英督陶时期宫廷艺术高度制度化、精致化的具体体现。
木芙蓉以秋日为盛，花开时浓艳如霞，清露映染之下，红色深浅各异，自有一番妍丽风姿。宋人王安石《木芙蓉》云：“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未浓。”寥寥数语，写尽木芙蓉经露晕染、色泽清雅的动人之态。至乾隆朝，这份秋日花韵被融入御窑瓷艺之中，诗、书、画、印相映成趣，使木芙蓉的自然之美与宫廷文人清赏相融，凝于一器，历久弥新。
龙与莲（Dragon with Padma）
宣德皇帝君权神授、以佛绥远的图像再现
Lot 231
明宣德 青花莲池腾龙纹盘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口径19.5厘米
来源：
1.杨永德旧藏。
2.天民楼旧藏，1983年购自上述藏家。
3.香港苏富比，2019年4月3日，Lot8。（成交价：HKD 9,535,000）
展览：
1.“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12月-1982年4月，编号65。
2.“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82年4月-5月，编号65。
3.“敏求精舍银禧纪念展览”，香港，1985年10月-1986年1月，编号150。
4.“天民楼藏瓷”，香港艺术馆，香港，1987年，编号19。
5.“天民楼青花瓷特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92年1月-6月，编号35。
6.“天民楼青花瓷特展”，上海博物馆，上海，1996年。
7.“博古存珍——敏求精舍金禧纪念展”，香港艺术馆，2010-2011年，编号130。
出版：
1.《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A. D. Brankston，1938年，图21（a）。
2.《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编号65。
3.《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82年，编号65。
4.《中国文物集珍：敏求精舍银禧纪念展览》，林业强编著，1985年，编号150。
5.《天民楼藏瓷》，香港艺术馆，香港，1987年，编号19。
6.《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台北，1992年，编号35。
7.《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10月，编号36。
8.《博古存珍——敏求精舍金禧纪念展》，香港，2010年，编号130。
参阅：
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青花穿莲龙纹盘。（馆藏编号：故瓷009700N）
2.上海博物馆藏明宣德青花穿花莲龙纹盘。
3.香港苏富比，2012年4月4日，Lot3156。（成交价：HKD 18,580,000）
4.中贸圣佳，2022年7月26日，Lot113。（成交价：RMB 11,960,000）
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情请见仲轩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来源3：香港苏富比，2019年4月3日，Lot8。
（成交价：HKD 9,535,000）
出版1：《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A. D. Brankston，1938年，图21（a）。
出版2：《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编号65。
出版3：《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82年，编号65。
出版4：《中国文物集珍：敏求精舍银禧纪念展览》，林业强编著，1985年，编号150。
出版5：《天民楼藏瓷》，香港艺术馆，香港，1987年，编号19。
出版6：《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台北，1992年，编号35。
出版7：《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10月，编号36。
出版8：《博古存珍－敏求精舍金禧纪念展》，香港，2010年，编号130。
参阅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青花穿莲龙纹盘。
（馆藏编号：故瓷009700N）
参阅2：上海博物馆藏明宣德青花穿花莲龙纹盘。
参阅3：香港苏富比，2012年4月4日，Lot3156。
（成交价：HKD 18,580,000）
参阅4：中贸圣佳，2022年7月26日，Lot113。
（成交价：RMB 11,960,000）
大明宣德（1426-1435年），被称为中国青花瓷器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御用瓷器工艺之精湛、发色之沉郁，皆为后世难以企及之高度。本次呈现之明宣德青花穿花龙纹盘，撇口、弧腹，底青花书“大明宣德年制”二行六字楷书款，造型比例精准，苏麻离青发色典雅。其盘心所绘之五爪游龙穿行于缠枝莲纹。这一巧妙的纹样组合并非工匠的率意之作，而是宣德皇帝本人在特定政治、宗教语境下深度干预、定制的视觉图样，折射出大明帝国君权神授与藏传佛教信仰的政治美学。
一、大明王朝以佛绥远的崇佛热潮
据史料记载，永乐、宣德皇帝对藏传佛教（密宗）的尊崇与重视，远超前代，这不仅是其个人极深的精神信仰，更是大明王朝处理西藏边疆问题“以佛绥远”的核心战略。正是这种政治与宗教的深度结合，才诞生了将皇权象征“五爪龙”与佛教圣徽“缠枝番莲”融合为一的创新纹样。
帝对西藏高僧大德的册封、优待规模空前，宫廷内部崇佛法事活动极其频繁。 据《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二十六记载，宣德二年三月：“（宣德二年三月己亥）乌思藏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图1）、灌顶净觉弘显国师锁南坚参等，遣人贡佛像、土物。命赐法王及国师等彩币有差。”
宣德五年，皇帝更是直接委派宫廷宦官领内府诸司人匠，甚至携带御制的珍贵《大藏经》，不远万里深入藏区进行佛前供养，试图在全国构建一张以明室为中心的佛教信仰网。如《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一记载：“（宣德五年正月）遣中官领内府诸司人匠，并赉御制藏经，奉差往乌思藏、尼八剌等国，供养佛祖、宣弘梵化……”这种极其高规格的使团派遣和经卷御赐，证明宣德帝绝非被动接受西藏朝贡，而是主动将大明皇权与藏区佛法绑定，从而成就自己“大护法”皇帝的政治符号。
图1 ：大乘法王昆泽思巴（贡嘎扎西）
二、“龙穿莲”纹样的佛教象征与君权神授
“龙穿莲”纹样本质上是宣德帝王权柄与藏传佛教神圣宇宙观的深层融通。从符号演变来看，纹样中的“缠枝番莲”并非中原传统植物，而是起源于古西亚与埃及，经印度佛教化演变为圣物的“妙莲（Padma）”。《妙法莲华经》等大乘经典视其为清净法身与无上佛果的象征。而在佛教源头印度神话及藏传佛教体系中，龙的原型为“那伽（Nāga）”——它既是掌控江河水族、镇守龙宫宝藏的守护神，又是法力高强的护法力量。自古印度阿育王时期起，君王皈依龙王、得龙众庇佑便成为“君权神授”与合法统治的经典政治隐喻。在故宫“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览中就展出有一张大乘法王昆泽思巴（或贡嘎扎西）唐卡（图2），其中贡嘎扎西身侧有一条青龙，其与中原永宣龙纹形象高度吻合，可以作为藏地佛教文化与中原皇权图像化结合的典型案例之一。
宣德时期，朝廷崇奉藏传佛教，宣宗皇帝常在京师举办密宗法会并供奉西藏高僧。为了满足法仪需求，宣德御器厂不仅模仿西藏金铜器烧造了青花僧帽壶、军持、出戟尊等法器，更将中原至高无上、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巧妙地穿插置入象征清净佛土的“缠枝番莲”之中。（图3）
这种“龙穿番莲”的纹样组合赋予了器物重叠的神圣意涵：龙既是中原天子皇权的化身，亦是藏传佛教中护持佛法的“水族之王”与财富之神；繁茂缠绵的番莲则构筑出法力无边、生生不息的佛国净土。中原龙纹在神圣莲蔓间游走翻腾，标志着明朝皇帝既是以龙自居的中原天子，又是得到护法龙众庇佑、护持无上佛法的世俗法王。这一纹样大面积饰于御制法器并辅以藏梵真言，完美成就了“君权神授”与“法王合一”的政治、宗教宣示，成为永宣时期朝廷经略藏区、融合汉藏艺术的最高象征。
图2： 大乘法王贡嘎扎西与五爪青龙（北京故宫博物院“万法归一”展览）
图3 ：台北故宫藏兼具龙、莲、梵文的高等级宣德御瓷（馆藏编号：故瓷005592N、故瓷012548N）
“
三、显赫传承：
杨永德与天民楼
这件历经明代宫廷、战火洗礼流传至今的艺术杰作，其在近现代的递藏历史，同样堪称一部中国陶瓷鉴赏史的缩影。
杨永德先生（图4）是二十世纪后期香港最著名、最受尊崇的实业家、慈善家与古董鉴赏家之一。其收藏标准极其苛刻，崇尚严谨的“学术治藏”。他不仅因其无与伦比的历代瓷枕收藏而名扬海内外，曾向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系统性捐赠数百件珍贵历代瓷枕，为此该馆特设常设展览。更屡次将极其珍稀的陶瓷国宝，如具有“天顺”纪年款的明代青花炉等，无偿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文物局。其严苛的甄选眼光，使得任何打上“杨氏旧藏”烙印的藏品，皆成为陶瓷拍卖市场上学术性与真实性的最高保证。
图4： 杨永德伉俪与广州政府嘉奖
1983年，此件代表宣德御窑极轨的青花盘，由杨永德先生转交并藏于同样名满天下的“天民楼”（图5）。天民楼由葛士翘先生创立，葛师科先生继承发展，是海内外公认的有明一代青花瓷器收藏的最高殿堂。杨永德与天民楼葛氏同为香港大名鼎鼎的“敏求精舍”核心成员，此盘的转手，不仅是两位顶级大藏家的个人交易，更是一次极具象征意味的学术与艺术传承交接。
图5： 天民楼葛氏父子
入藏天民楼后，此盘随即成为学界研究宣德官窑的经典标杆，并屡次亮相于海内外顶级博物馆的学术特展中。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数十位陶瓷泰斗级学者对该盘进行过实物鉴赏与学术著录，其流传经历之清白、展览频率之高、学术影响力之深，在同类宣德盘中无出其右。
综上所述，此盘，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寻常御窑器皿之范畴。它是宣德皇帝本人以极深佛法信仰处理西藏地缘政治、追求“君权神授”的直接视觉物证。在两代私人收藏泰斗的温养递藏下，此盘已成为一部承载了帝王雄心、边疆政治、西方纹样东渐与现代顶级收藏美学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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