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甲骨文还珍贵的，是铸在这件青铜器上的十个字

三千年前的某个清晨，西周王畿内的一处青铜铸造作坊里，泥范已在烈日下干透，铜液在坩埚中翻涌着暗红色的光。工匠们屏住呼吸，将铜水沿浇道自圈足缓缓注入 —— 一件后来被称为“公”卣的青铜礼器，就此诞生。它盛满祭祀用的香酒，在宗庙的烟火中见证了周初礼制重建的恢弘气象；它历经东波斋递藏、远赴欧洲巡展，最终在2026年的秋天回到香港拍卖场。

西周早期 青铜「公」卣

高29cm

估价  HKD| 900万-1,300万

起拍价

成交价

2026.10.07 中国嘉德

藏礼于器—海外集金

2026年10月7日，中国嘉德香港秋季拍卖会“藏礼于器—海外集金”专场将呈献一件极为重要的西周早期青铜礼器——青铜“公”卣。此器高29厘米，器呈梨形，宽重硕大，通体满饰三层花纹，盖内与器内底各铸铭文“公作宝尊彝，其万年永宝”十字。

一、器型与铸造：块范法的巅峰之作

青铜卣是商周时期专门盛装祭祀用香酒的礼器，这种香酒由粮食酒与煮熟的香草混合调制而成，在祭祀典礼中扮演着沟通人神的重要角色。卣的器型起源于商代早期，至商晚期达到工艺巅峰，入西周后继续发展，至西周后期逐渐退出礼器组合。在所有青铜酒器中，卣是铸造难度最高的器类之一，其复杂的提梁结构、满工纹饰和子母合盖设计，对范铸工艺提出了极高要求。

从铸造工艺来看，这件“公”卣堪称块范法的教科书级范例。工匠首先制作卣体泥模，为处理复杂纹饰，沿器体中线四出扉棱，将器身分割为四个区域。沿四扉棱分开四块外范，每块范的两边各镂空刻出扉棱的一半，再在范面雕刻细致纹饰。由于纹饰迂回曲折，脱模起范的难度极高——西周中期以后，随着青铜铸造工艺水平的整体下降，此类复杂纹饰图案亦逐渐消失。

第二步是制作腹腔泥芯。泥芯的尺寸直接决定卣体容量，而本器壁厚均匀、胎体厚重，未出现铜水浇铸不足、残余铜渣或器体塌陷等缺陷，在三千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殊为难得。第三步是在泥模与泥芯之间放置垫片，垫片厚薄决定器壁厚度，最后以榫卯结构装配泥模与泥芯，加热后倒置模范，沿浇道自圈足注入铜水，脱模打磨成型。

卣盖的铸造步骤与器身相近，同样沿四道扉棱分四块范，倒置浇铸。而提梁则采用了更为复杂的分铸铸接法：提梁形态复杂，既有高浮雕圆雕兽首，又需与卣体环耳套接，因此提梁梁体与左右兽首分为三部分独立制范、分铸完成，再与卣体进行套接范铸。先为卣体制作环耳泥范，环耳上的泥层厚度即两环套接的空隙——本器提梁与环耳间隙极小，这层泥如同在范面刷了一层薄涂料，技术难度极高。最后套接提梁与卣体，浇注铜水完成铸接。

铸造一件青铜卣，从制范到脱模打磨需经历数十道工序。艺术性越高，所需泥范越复杂，分范数量也越多；而范块分拆越多，定位装配的误差累积越大，成品率越低。不少商周青铜器上可观察到纹饰错位的缺陷，而这件“公”卣几乎未见位移问题，各处细节纹饰交代清晰，足见工匠执简驭繁的高超功力。

二、纹饰：从殷商庄敬到西周雍容的过渡

本器纹饰深邃有力，上承殷商以庄敬肃穆精神铸器的传统，下启西周凤鸟纹装饰的新篇，是理解商周之际纹饰演变的关键标本。

器盖顶部为长方形圆角捉手纽，纽顶主体饰凤鸟纹，以回纹为地。盖面沿四扉棱分割，饰内卷式齿牙与阴刻线条构成的兽面纹。半圆式提梁下敛上侈，两端套接圆雕羊角兽首，兽首双角内卷如螺旋，双目圆凸，气势威猛。

卣体长颈直口、鼓腹圈足。颈部前后饰两组分尾鸟纹，中间设高浮雕兽首；颈下两道弦纹过渡至腹部主体纹饰。腹部主体为高浮雕卷角式饕餮纹，以回纹为地，兽面双目突出，角部卷曲上扬，鼻梁处以扉棱为轴，左右对称展开。圈足折沿微外撇，前后各饰一组回首外盼的长尾上卷式凤鸟纹。

将本器与海内外馆藏标准器并置比较，可更精准地把握其时代特征。商晚期祖乙卣（潘祖荫、端方旧藏，现藏东京根津美术馆）的主体纹饰与本器相近，唯盖顶不同——祖乙卣为商晚期流行的瓜棱纽，而本器则是西周初年流行的凤鸟纹圈纽，这一细节恰好标记了商周之际的时代更迭。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西周早期士上卣（又名臣辰册侁卣）的主体兽面纹与本器风格一致，同为西周早期典型样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西周早中期青铜提梁卣器型与本器相近，但其主体纹饰中的轮状火焰纹是西周中期以后流行的元素，时代略晚。

按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在《殷周青铜器综览》中的分类法，本器主体卷角兽面纹属于西周前期流行的羊角饕餮纹。而以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分类标准细审，本器可更精确地断代为西周早期至早中期昭王之际。圈足部分的长尾上卷式凤鸟纹，同样是西周早期的标准纹饰。综合以上纹饰比对，将本器定为西周早期标准器，当无疑义。

值得注意的是，本器虽承袭商晚期满工装饰的极致工艺，却褪去了商晚期神灵威慑的狰狞气息。整器线条圆润厚实，呈现出西周初期礼制重建后的稳重雍容气质，恰如文王以仁治国的时代精神投射于铜器之上。

三、铭文：「公」作宝器与西周金文书法

本器盖内与卣内底各有铭文一处，内容相同：“公作宝尊彝，其万年永宝。”铭文未提及器主私名，仅以“公”尊称，按学术上自名其器的惯例，定名为「公卣」。

“公”在西周主要是王朝大臣之称，如周公、召公、武公等，这些公侯皆拥有采邑。周代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公最尊，为“天子三公”。天子所封诸侯的爵号一国只有一种，但天子允许各级诸侯在国内称公，允许诸侯臣子在安葬其君时称公——这种“公”已非爵称，而是尊称。此外，不论侯、伯、子、男，一旦担任天子三公或王朝卿士，即可称公，但这种公称只限于一身一世，子孙恢复本爵。“公”也用于已故祖考之名谥，学者王世民认为是死后追封的谥号。在甲骨文中已可见用“公”为爵称者，但“公”作为爵称的普遍使用，大致是进入西周以后的事。

本器铭文“公乍（作）”中，“乍”为“作”之假借，是西周早期极为常见的作器开头格式，意为“某公铸作此器”。此类铭辞一般句式为“某公乍（作）+受器对象+器名”，用于宗庙祭祀、婚媾媵器或赏赐之用；少数为“公自作宝尊彝”，即公本人为自己所作礼器。此类铭例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商晚期零星可见，西周中期以后数量逐步减少。

同铭青铜器可参照安徽博物院藏西周中期“公”卣。安徽博物院所藏铭文字体圆润，具有西周中晚期书法特征；而本器铭文线条修长遒劲，大体承袭商晚期金文遗风，同时已发展出西周铭文两端尖锐、模拟毛笔提按书写的效果。同样书风可参阅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周早期“公”盘铭文，以及罗振玉旧藏西周早期“伯”簋铭文。

铭文虽为锈迹所掩，仍可见字形多取纵势，起笔收笔处锋芒毕露，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典范之作。

 四、流传有绪：东波斋旧藏与欧洲巡展

本器来源清晰，最早可追溯至东波斋旧藏。东波斋是海外重要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团体，其藏品以品质精严、著录完备著称。此后本器转入亚洲重要私人收藏，递藏有绪。

2011年，本器入选“Chine de Bronze et D'or: Collection Dong Bo Zhai”（青铜与黄金的中国：东波斋收藏）大展，先后在法国希拉克博物馆（萨朗市，2011年6月1日至11月13日）和瑞士日内瓦鲍尔基金会远东艺术博物馆（2011年12月2日至2012年4月1日）展出。这两次展览是东波斋藏品在欧洲的重要亮相，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著录方面，本器先后收录于多部重要学术著作：2008年台湾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Bronze Masterpieces》（中国古代青铜器杰作）将其置于卷首（页2-3），足见编者对其重视；法国希拉克博物馆展览图录“Chine de Bronze et D'or: Collection Dong Bo Zhai”将其列为图版8；吴镇烽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2016年）卷三将其编号为0876，详细著录了器型、尺寸、纹饰与铭文释文。

学者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曾言：“中国青铜器所具有的美感和艺术性，主要靠它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和铭文，但是，更多的是靠其总的印象的谐调效果。”以此语衡诸这件“公”卣，可谓恰如其分。

从器型看，梨形卣身下敛上侈，比例匀称，提梁弧线优美，圈足稳重，整体造型在庄肃中透出灵动；从纹饰看，三层花满工装饰层次分明，饕餮纹的威猛与凤鸟纹的婉转相得益彰，扉棱的设置既解决了分范技术难题，又增强了器体的立体感与庄严感；从铭文看，十字铭文虽短，却承载着西周初年王朝重臣的身份信息与祈福愿景，书法遒劲，是研究西周早期金文的重要实物。

更重要的是，这件青铜卣处于商周之际的历史转折点上。它既保留了商晚期青铜礼器满工繁饰的工艺传统，又在气质上完成了从殷商神权威慑到西周礼制雍容的过渡。

它是周人“制礼作乐”历史进程在物质文化上的生动见证，也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从神本走向人本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