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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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近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段艰辛的，曲折的求索之路，也是一段抗争史。我们不妨以茨威格的叙事角度来简单归纳：
首先高举反抗旗帜的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他是民族觉醒的第一声呐喊；
而后站出来的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兴名臣，他们代表了帝国的自省，是对国家陈旧骨架的改造；
再者是以康、梁为核心的维新派，他们提出了对于未来中国的初步想象。
一步一步，重新构建中国。累计种种，才有了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中共之于新中国。
本次西泠春拍，我们聚焦晚清变革中相当重要的“中兴阶段”，由曾国藩致李鸿章、李瀚章昆仲书札三十余通，领衔中兴名臣手迹专场。信件时间跨度自咸丰九年（1859）至同治十年（1871），贯穿曾国藩、李鸿章两人的交往始末，又涵盖了曾国藩半生近乎所有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
是批书札悉数出版于商务印书馆《曾国藩未刊书札》中，部分信札出版于岳麓书社发行的《曾国藩全集》图版页中，又有数通信为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本《曾文正公全集》所删节或未收，极富文献价值。
《曾国藩未刊书札》封面及目录页
《曾国藩未刊书札》整本出版，此为部分内页
《曾国藩全集》封面及出版内页
“曾湘乡致李瀚章李鸿章昆仲书札都为五十四开。昔时有剧迹易得者，予少读曾氏书，甚重其为人为学，尝不计值求其手迹，足偿夙愿也。大武亦喜此册屡为求索，姑为题数行以归之。贵忱附记。”
——王贵忱 题跋
王贵忱为此批信札所题
曾、李两人所碰撞出的火花，是湘军，是淮军，是晚清最核心的军事力量；是洋务运动，是江南制造局，也是这个千年民族的自救，自强。
而我们可以通过深入这一批信札，看到这一对“双子星”是如何相互纠缠，相互影响，以至于迸发出影响民族命运的引力波。
在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的孤立系统中，若不拥抱更大的外部世界，其内部的混乱值（熵）只会不断的累积，直至走向热寂。
晚清正是陷入了如此困境之中：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农业带来了人口的倍数增长，同时带来的大量的中央财政收入，造就了一个臃肿却又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器，清朝得以传统帝国的面貌，伫立原地，延续近四个世纪。
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同时代的清朝，仍处于排斥外来事物，闭关锁国的内耗之中
另一方面，人口的过剩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廉价，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标的技术变迁都难以内生性的出现，包括工业革命，晚清因此陷入内卷，在农耕文明的后半阶段踟蹰不前。
外部的刺激又激发了内部郁结已久的矛盾，随之而来的是太平天国的爆发，清廷财政崩溃、军备废弛、纲纪败坏，国家一度濒临失控。
曾国藩 致李鸿章、李瀚章有关江西战局及物资补给的信札，此信出版于《曾国藩全集23》图版页
上图曾国藩致李鸿章、李翰章信即作于咸丰九年正月，太平天国战争中。前因第五旗战场失利，曾国藩联系李氏兄弟，紧急调度弹药和补给。李瀚章是湘军后勤、补给的核心人物，同时又是连接曾国藩、李鸿章的重要纽带。曾国藩此信，既有军事调度之目的，又意在让李鸿章知悉前线战事，大力培养新人。
曾国藩信札中提及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地点
太平天国运动形势图
在彼时的时代大环境下，无论是充满侵略性的外部力量，还是国内滞后的工业、军事、思想基础，都不足支撑这个庞大的旧帝国涅槃——显然，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并未做好充足准备——若全盘接受外来秩序，必然导致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支离破碎。
若放任内部战乱，则会在更长时间内，依旧在现有的农业社会的维度中踌躇——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兴名臣在此夹缝中给出了最优解，他们在帝国将倾之际，重新建立了一套足以维系国家的秩序，为一个濒临危亡的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命数，也为中国近代化留下了最初的制度、军事与工业基础。
曾国藩与李家的交集，可追溯至道光十八年（1838）。是年，曾国藩与李文安同时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基于这层关系，又在李文安有意无意的引导下，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先后进京，跟随曾国藩学习，考取功名。1844年，李鸿章在顺天恩科乡试中中举，同年拜入曾国藩门下，曾、李两人由此结缘。
李鸿章
（1823～1901）
字子黻，一字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累官两江、湖广、两粤、直隶各地督抚，北洋大臣、太子太傅、大学士。工书法，奏章与恩师曾国藩有双璧之誉，为近代洋务运动实际领导人之一
如果没有加入曾国藩幕府，李鸿章或许就会平平过此生，这段传奇师徒佳话或许也无法为人所津津乐道。
咸丰九年正月，在合肥老家带兵无果的李鸿章深觉一事无成，仕途维艰，只得辗转至南昌，投奔兄长李瀚章。在李瀚章的引荐下，李鸿章加入曾国藩幕府。
此批信札中时间最早一封（其二），左侧曾国藩致李鸿章、李翰章昆仲信即作于李鸿章刚加入曾国藩幕府时，出版于《曾国藩全集 23》图版页
李鸿章因经过几年的戎马历练，刚到兵营就展示出了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受曾国藩信任。次月，曾国藩就委以李鸿章重任，安排他去筹备“湘军骑兵团”。本批曾国藩信札中最早一通，正是作于李鸿章加入曾国藩幕府之初，欲将筹备这一关键节点。
曾国藩1859年正月十一日记载：“李少荃回江西省，令其专人至颍、毫一带，招勇五百，试操马队，如其可用，再行续招三千。”
《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中相应内容
然各地兵荒马乱，李鸿章又有失败前科在先，不敢贸然接受任务，只得投奔兄长李瀚章，由李瀚章去信曾国藩，代为恳辞。曾国藩得知后并未感到不满，而是在信中给予相当鼓励，言：
“此次招勇五百，但试淮南勇之果能操习马队否耳，不特少荃不敢自信，即仆亦茫无把握也。当年办水师亦系冒昧试之，厥后杨、彭诸人徐徐成个章片，亦初愿所不及。”
此番教导姿态之平和，言语之恳切，丝毫没有军中上级对待下属的威严，曾国藩完全是站在老师、长辈的角度，去鼓励兄弟二人，尤其是李鸿章。正是在曾国藩的鼓励之下，李鸿章重振旗鼓，决心招募勇士，带兵练兵。此通信札，隐隐又见淮军诞生之雏形。
前文述及，晚清命数得以延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于曾、李建立了一套以湘军、淮军为核心的，近代化的军事体系。信中令李鸿章“招勇五百”，正是湘、淮传承的最初征兆。
在李鸿章加入曾国藩幕府初，曾国藩就有意大力培养李鸿章，令其招募地方儒生勇士，希望他能在未来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李鸿章也不负所望，淮军成功接棒湘军，成为了晚清最强大的军队。
湘军水师图
值得一提的是，接收到“招募湘军骑兵”的任务后，李鸿章就一直住在哥哥李瀚章处，直至三月十八日抵达抚州，故此间曾国藩信札，多为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二人上款。
晚年李瀚章（右）、李鸿章昆仲及子孙
然曾、李二人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咸丰十年九月（1860），因移军祁门以及弹劾李元度二事，曾、李二人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为李元度事据理力争无果后，愤然辞幕返贛。
李元度 (1821~1887)
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
曾国藩在战时三次弹劾患难之交李元度，导致李元度被严厉查办。此刻战事已平，曾国藩位极人臣，念及李元度，心中愧疚之情愈发深重。李鸿章等人为李元度上疏辩护，最终未能完全挽回影响，仅使其免于流放充军，仍属戴罪之身，故曾国藩深感无奈。
此次“冷战”并未持续太久，两人显然都有悔改之意：在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解下，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先前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在江西亦不得志，在曾国藩连获胜仗后写信庆贺，意在归营。次年五月十八日，在曾国藩邀请下，李鸿章第二次加入曾幕，同时也迎来了他的第一个事业上升期：组建淮军。
淮军士兵队列
在李鸿章回归后不久，即接到组建淮军的任务。咸丰十一年（1861）夏，李鸿章回到老家安徽，开始了淮军的组建。得益于李鸿章曾经团练的基础以及他在当地的各种关系，初期的招募进展的十分顺利，不足半年，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生）”、“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已组建完毕，开始集训。而曾国藩亦是全力帮助李鸿章，甚至将自己的两营亲兵分给李鸿章，护其左右，足见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
曾国藩 致李瀚章有关运炮开支及李鸿章援兵的信札
此信作于同治元年正月，时李鸿章正在率新建淮军在安庆等地集训，预计二月可初步成行出征。查曾国藩年谱可知，本信所言计划二月或可赶到镇江、上海之“上游援兵”即为李鸿章所领之淮军。曾国藩本意令淮军由陆路首先驰援镇江，随后赶至上海战场，后改为三月起直接以洋船将新练之淮军送往上海战场，此次出征也是淮军首次大捷。
曾国藩 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李鹤章、郭嵩焘等行事作风的信札
又有同治三年（1864）十月廿六信，谈及李鸿章、李鹤章及郭嵩焘等淮军主要将领的行事作风。此时的淮军正迅速崛起，渐成湘军之外另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曾国藩在信中称赞诸位淮军将领之功绩，称李鸿章“毫无骄盈之气”，而郭嵩焘“其虽然办事有锐气，但性情急躁”。
曾国藩本人主张稳慎之道，故嘱咐希望李瀚章在军情紧急时能够从旁规劝，帮助老友镇定应对。郭嵩焘其后在广东巡抚任上因与两广总督瑞麟等人不合而罢职，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曾国藩的担忧。
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曾国藩 致李瀚章有关裁撤东征局并提及李鸿章的信札
多年后（同治四年），曾国藩致李瀚章信中再及当年李元度故事，仍有愧疚。曰“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近岁事机大顺，悔已无及。少泉一疏，高义至文，不意未邀俞允，似闻同时另有弹章，殆真所谓前定者耶？”
随着太平天国的落幕，对于庞大湘军的撤裁和安顿成了一时之间的首要任务，加之立下头等战功的曾国藩声望与兵权双双在握，已然威胁中央统治，因此清廷开始大力提拔李鸿章，平衡内部势力。曾、李二人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师与徒、上级与下级逐步变为平级，相互制衡。
湘军克复金陵图
曾国藩早已有了裁撤湘军的念头，因此对于清廷隐约“裁湘留淮”的风向并无反抗，反而大力配合。如曾国藩同治四年（1865）七月信中，就有提到对于湘军势力的裁撤和安顿，尤其对于军饷的核算和发放问题尤为关心。
此时的李瀚章任湖南巡抚一职，李鸿章又已接任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曾国藩则奉命率淮军北上剿捻，无暇顾及湘军事。因此才仰仗李氏兄弟，处理善后工作。
曾国藩 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李昭庆及裁撤湘军的信札
曾国藩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二十日致李瀚章信，又有提及撤裁湘军一事，兼及讨论了淮军的前景，是为新旧军事力量的传承。曾国藩道“湘勇除刘松山一军外，余实强弩之末，鄙意决全行遣散，善始善终。”而“淮勇尚无暮气，近亦谆谆劝谕，力诫骚扰，以保令名。”
中国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沉淀深厚的国家，数千年儒、释、道传统根植于民族基因之中，强硬的外部秩序固然带来进化的契机，但中国的范式突破必然无法全靠外部，必须经过自发性的变革，中国才能进入新的维度。
李鸿章一生事业版图中最重要的一块，洋务运动，正是为中国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它极大程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军事的发展，又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能孕育新思想的土壤。
江南制造局炮厂厂房
同治四年（1865），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联合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这是近代中国工业的重要发源地。此后，江南制造局陆续开始钢铁、枪械、轮船的制造，并开办翻译馆，翻译西方大量科技、军事方面的著作。
曾国藩 致李瀚章有关巡查江南制造局及李鸿章的信札二通
此通曾国藩信作于同治七年，围绕曾国藩赶赴苏、沪等地查阅外海水师及江南制造局事宜而作。是年年初，江南制造局成功建成中国第一艘载重600吨的木质兵船恬吉号，并在南洋水师服役。
据信，曾国藩此番巡查，于四月廿四日起行，闰四月十四日回南京，途径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等地。船渡于闰四月十一日抵上海，次日抵达终点江南制造局，观新造之轮船。
此后曾国藩先后担任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而洋务运动则多交由李鸿章主理。
李瀚章
（1821~1899）
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号钝叟，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兄。为曾国藩所赏识，初任湖南善化（今长沙）知县，及曾国藩建湘军时，瀚章奉命至南昌助其综理粮秣。官至两广总督。
曾国藩对李瀚章负责湘军
粮台报销事务的评价和指导
如果说曾国藩、李鸿章是清朝“中兴”之中的两个重要极点，那么李瀚章一定是维系和连接两人关系的核心枢纽：李瀚章长期为曾国藩综理粮秣，是湘军后勤体系的核心人物；他又以长兄身份，成为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信息与情感的中转站。
“师—生—兄”这一三角关系，才是理解晚清湘淮军政集团运作的关键密钥。
曾国藩 致李瀚章有关催办粮饷及举荐夏献云的长信
是通曾国藩致李瀚章信件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十八日，足足五页，围绕催办粮饷、湘军和太平军在两江一带的战事展开。李瀚章曾国藩两江总督任上长期负责粮台事务，此信可视作两人公事往来最直观的见证。
《曾文正公全集》中著录此信内容，有所删减
有趣的是，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在编《曾文正公全集》的时候，删去了此信中“左之分部小挫，陈军全部败溃（皖南总兵陈大富）”，“欠至五、六个月不等（张欠六，沅与朱、唐欠五，鲍欠四月半、左欠月余）”等诸多有损湘军、李瀚章、曾国藩形象之语，体现了封建时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编纂原则。
曾国藩 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得子及李元度事件的信札
此信则是李瀚章作为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关系纽带的重要体现。本信以李鸿章的身体状况及生子喜信开头，颇具人情味。而弹劾李元度一事，曾是曾国藩、李鸿章第一次闹掰的导火索。事隔多年，曾国藩念及昔日旧情，对李元度多抱有愧疚之心，言“此后恐难挽回矣”；与李瀚章谈及此，或许是怕李鸿章仍对此事心怀芥蒂，希望以李瀚章之口传达愧疚之情。
李氏昆仲主持编撰的《曾文正公全集》
据说曾国藩走后，李瀚章情绪低落近两个月，他奏请为曾国藩建立祠堂，并与兄弟二人专托曾氏门人收集曾国藩奏稿、日记、书信等，主持编撰了《曾文正公全集》，也全因兄弟二人的努力，我们得以在现代见到一个如此丰富而完整的曾国藩。
薪尽而火传，师死而道在。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催办粮饷及举荐夏献云的长信
信笺 一通五页
1861年5月27日作
22.5×12.5cm×5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1-10，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4 修订版（书信3）》P355-356，岳麓书社，2011年。
参 阅
3.《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五》第二十四叶，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本。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催办粮饷及举荐夏献云的长信一通五页，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围绕湘军与太平军当年自正月至四月间在两江一带的战事展开，提及湘军将领左宗棠、曾国荃（舍弟、沅）、鲍超、陈大富、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太平军将领陈玉成（四眼狗）、林绍璋（璋王）、洪仁玕（玕王）、黄文金、李世贤，以及夏献云等人。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正驻扎于皖南东流县江滨代表清政府指挥湘军与太平军诸王作战。李瀚章与曾国藩本属世交，又有师生之谊，在曾国藩两江总督任上长期负责粮台事务。故曾国藩致信李瀚章，大篇幅强调前线战况之危急与军士之劳苦，意在催令其尽快筹粮以缓解各军长期欠饷问题。
信中曾国藩历数咸丰十一年开年以来湘军与太平军双方的激烈交战，以祁门、休宁、景德镇、安庆为主战场，其中左宗棠、鲍超的战绩尤为亮眼。此外，推荐夏献云主持赣州阳明书院，夏献云为夏敬观之父。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鸿章、李瀚章有关筹备湘军骑兵团及教导李鸿章的重要信札二
通信笺 二通三页
1859年作22.5×14cm；
22.5×19.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11-15，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2.《湘湖文库 曾国藩全集23》图版页，岳麓书社，2011年。
3.《曾国藩未刊书札》p11-15，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4.《曾文正公书札·卷七》p52-53，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本。
5.《曾国藩全集22：书信2》p169、858，岳麓书社，1991年。
6.《曾国藩文集3》p787、795，李翰祥编辑，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
7.《李鸿章年谱》p49，雷禄庆编，台湾商务出版社发行，1977年。
8.《左宗棠与李鸿章》p68，徐志颖著，现代出版社，2022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鸿章、李瀚章信札二通，围绕委派李鸿章筹备“湘军骑兵团”、太平天国中江西战事以及回忆创办湘军水师等事而作，其中不乏曾国藩对李鸿章、李瀚章兄弟的遵循教导，师徒之情溢于言表。提及李鸿章、彭玉麟、杨载福、陈鼐（作梅，曾国藩幕僚）、丁应南（石汸，曾国藩幕僚）等人。
信件图片出版于唐浩明主编，岳麓书社发行的《曾国藩全集》图版页以及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曾国藩未刊书札》之中，亦在《曾文正公书札》《曾国藩全集》《曾国藩文集》等权威文集中著录，其中“此次招勇五百”一信更是被各种曾、李传记和故事集频繁引用，为两人交往之著名信札。
信札隐隐又见淮军诞生之雏形，是湘、淮二支晚清军事中坚力量之间的传承，影响深远。曾国藩此番委派李鸿章募集淮南勇士筹备骑兵团，显然在最初就有意培养李鸿章，望其在未来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足见曾国藩之高瞻远瞩。而李鸿章也不负所望，淮军成功接棒湘军，成为了晚清最强大的军队。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部署军队驻地及江西战事及李鸿章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859年3月15日作
22.5×12.5cm×3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17-2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文正公书札·卷七》p73，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本。
3.《曾国藩全集：书信1》p885-886，岳麓书社，1990年。
4.《曾国藩文集3》p790，李翰祥编辑，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翰章信札一通三页，作于咸丰九年正月初九（1859年2月11日），时湘军经营江西东部战局。信中论及南赣兵势孤危、景德镇防线关键及抚州、建昌之驻军取舍，并调派援军助剿。又涉及文书转运、报销制度与军费运用，兼及宴饮接待等日常事务。提及彭玉麟（雪琴）。
此番去信，主要是为商讨军队驻地。彼时江西战事陷入泥潭，曾国藩驻军建昌，难以兼顾各地，之于“抚州、建昌驻军之取舍”，曾国藩早已思量多日，在正月初一、初七、初八、初九、十一日的日记中均有所载。
时李鸿章因曾国藩所委派的“招募湘军骑兵”任务踌躇不已，认为责任重大，成算不多，故离开江西军营，直奔兄长李瀚章处商讨对策，直至三月十八日离开南昌抵达抚州，因此此间曾国藩信札，多为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二人上款。信中曾国藩“少泉自浔湖归，仍望速赴大营，以慰驰系。”即在催促李鸿章归营。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告知暂缓拔营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59年2月11日作
22.5×12.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23，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3 修订版（书信2）》P8，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告知暂缓拔营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咸丰九年（1859年）农历正月初九日，提到耆龄（耆中丞）。
咸丰八年中，曾国藩以“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头衔复出办理军务，因其对手太平军石达开部动向的变化，加之军中疫病等原因，其标的由复出之初的“援浙”转向“援闽”又很快调整为在江西境内平乱。李瀚章时任湘军总核粮台报销，为曾国藩幕府中负责后勤的核心人物。
此时曾国藩正因久驻建昌感到无所作为，有意拔营湖口，遂向时任江西巡抚耆龄商量，请派二千人来建昌接防，由于暂未接到回信，因此将拟定的拔营时间由原定的十一日改为二十日，故致信李瀚章告知动态。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李鸿章有关湘军江西战局及物资补给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59年2月19日作
21.5×18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25，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2.《曾国藩全集23 修订版》图版页，唐浩明主编，岳麓书社，2011年。
3.《曾国藩未刊书札》p25，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4.《曾文正公书札·卷七》p73，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本。
5.《曾国藩全集：书信1》p837-838，岳麓书社，1990年。
说 明
李瀚章、李鸿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翰章、李鸿章兄弟有关湘军江西东部战局的信札，作于咸丰九年正月十七（1859年2月19日），围绕第五旗战场失利，前线弹药、军饷补给调度等事而作，谈及张运兰（凯章）、刘于浔（养素）等人。曾国藩一面调度援军与军需，一面暂缓上报巡抚，以防过于张惶。信中并指出分营驻扎之失，反映湘军战术与指挥之实际运作情形。
是信图片出版于唐浩明主编，岳麓书社发行的《曾国藩全集》以及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曾国藩未刊书札》之中，亦在《曾文正公书札》《曾国藩全集》《曾国藩文集》等权威文集中著录累累。
时李鸿章因曾国藩所委派的“招募湘军骑兵”任务踌躇不已，认为责任重大，成算不多，故离开江西军营，直奔兄长李瀚章处商讨对策，直至三月十八日离开南昌抵达抚州，因此此间曾国藩信札，多为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二人上款。
此次失利，系张凯章第五旗未听从指令，兵力部署分散所致。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鸿章、李瀚章有关湘军援湘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59年3月28日作
22.5×17.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27，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3 修订版（书信2）》P95-96，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湘军援湘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咸丰九年（1859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围绕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战事及兵力部署展开，提及前线将领王勋（人树）、萧启江（浚川）、刘长佑（印渠）、赵焕联（玉班）、朱惟堂、饶廷选（饶镇军）等人。
本信应是曾国藩二月廿二日致李鸿章、李瀚章信之附片，廿二日信末有“少泉何日来营，深以为盼”之语，此信又以“缄未发”起始，结合两信内容，故可推测此信的为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上款。本信反映了咸丰九年春湘军的整体态势：一方面全力应对石达开对湖南的攻势，一方面由曾国藩在江西继续经营，等待入皖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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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运炮开支及李鸿章淮军援兵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862年2月4日作
22.5×15cm×3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29-3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5 修订版（书信4）》P4-5，岳麓书社，2011年。
参 阅
3.《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七》第三十五叶，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本。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运炮开支及颍州、镇江、上海告急的信札一通三页，作于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正月初六日，为授权李瀚章就近裁处运炮开支及通报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战局所作，提及冯焌光（竹渔）、沈葆桢（幼丹）。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奉命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驻节安庆。李瀚章则长期负责湘军粮台事务。
彼时的李鸿章已与曾国藩冰释前嫌，二次加入曾幕，旋即开始了淮军的招募和的训练。同治元年正月，淮军最早的四营已初步组建完毕，开始集训，预计二月可以成行。查曾国藩年谱可知，本信所言计划二月或可赶到镇江、上海之“上游援兵”即为李鸿章所领之淮军。
信中谈到运炮开支问题，其中“竹渔处运炮之费若在四千金以内，即请尊处妥速拨解，若太多则似可不必，请阁下就近裁酌”，“不必一一请示，恐往返稽迟”等语，体现曾国藩对李瀚章的高度信任和前线军需的急迫性。
查《曾国藩全集》，当年正月初一日及初四日曾国藩均曾致信冯焌光（竹渔），谈到运炮问题一波多折，隔省办事，呼应不灵，万不得已之下唯有自备经费，并预备不再赴粤买炮，而改为上海买炮。故本次致信李瀚章，意在令李瀚章筹付运炮费用，以将自粤购买的洋炮等武器运回湘军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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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释放在押僚属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62年作
23×12.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35，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书信5）》P113，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释放在押僚属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十月十四日，提及成名标、李长清、黎登照、劳崇光（劳帅）。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奉命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驻节安庆。李瀚章奉曾国藩之命襄办广东税务，调广东督粮道。
咸丰十年，成名标、李长清、黎登照奉曾国藩之命赴粤为水师购买船炮，经过韶关时，被时任广东巡抚耆龄以“夹带私盐”为由押扣。查《曾国藩全集》，曾国藩曾致信与杨岳斌、晏端书等人谈及此事，认为是耆龄此行是公报私仇，因咸丰九年江西全省肃清而耆龄仅自江西巡抚平调为广东巡抚，或以为是曾国藩秘密弹劾所致，故产生隔阂。曾国藩曾写信交涉，却未能如愿解救。而此时耆龄已调任闽浙总督，离开广东，时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即将转任云贵总督，且李瀚章已在广东任职，故在此时重提旧事，令李瀚章告知首县，将剩余部下释放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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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广东厘金及曾国葆身后恩典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63年2月5日作
22.5×12.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37，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书信5）》P303，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广东厘金及曾国葆身后恩典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同治元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1863年2月5日），内容围绕湘军人员获释、广东厘金事务及曾国葆病故后朝廷恩恤等事展开，提及李长清、黎登照及曾国葆（季弟）等人。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奉命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驻节安庆。李瀚章奉曾国藩之命襄办广东税务，调广东督粮道。
此前于十月十四日，曾国藩曾致信李瀚章请其协助释放因私盐案被关押的下属官吏，故此番致信既通报李长清、黎登照二人已于初八日抵达安庆大营，并对收到荔枝表示感谢，亦就广东厘金征收事宜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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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李鹤章、郭嵩焘等行事作风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64年作
22.5×15.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39，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四》第二十二叶，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本。
3.《曾国藩全集 28 修订版（书信7）》P218，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李鹤章、郭嵩焘等行事作风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同治三年（1864年）农历十月廿六日。此时距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已逾四月，曾国藩正驻节金陵处理善后事宜，并着手裁撤湘军。李瀚章时任广东布政使。
此信最早收录于李瀚章编次、李鸿章校勘的1876年传忠书局本《曾文正公全集》之《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四》，主要为赞扬李鹤章（继泉）、李鸿章（少泉）及淮军诸将领所作。曾国藩听闻李鹤章 “物望日损”，故“屡次寄信诫之”，待李鹤章至金陵会晤后，见其与当初并无二致，感到欣慰。又评价李鸿章“亦毫无骄盈之气”，并称“淮勇诸统将，亦皆谨厚不佻”。
此时淮军正迅速崛起，渐成湘军之外另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曾国藩此信既是对李瀚章兄弟及其统带的淮军将领的肯定，也是其对淮军未来发展的期许——以谨厚之风行军，方能蒸蒸日上。此外，谈到广东巡抚郭嵩焘（筠帅），认为其虽然办事有锐气，但性情急躁，曾国藩本人主张稳慎之道，故嘱咐希望李瀚章在军情紧急时能够从旁规劝，帮助老友镇定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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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得子及李元度事件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65年1月15日作
23×10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4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8 修订版（书信7）》P281-282，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得子及李元度事件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同治三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1865年1月26日），围绕太平军战事基本结束后的人事安排与内心情感展开，提及李鸿章（少泉）、刘铭传、僧格林沁（僧邸）、李元度（次青）、黄赞汤（黄莘翁）及陶寿玉（仲瑜）等人。
本信以李鸿章的身体状况及生子喜信开头，更多体现了曾、李两姓间的私交，颇具人情味。信中对李鸿章病愈得子的欣慰、对淮军调遣的调停之难、对李元度的终身抱疚，以及对黄赞汤、陶寿玉等筹饷后勤人员的感激，共同构成了天京克复后曾国藩复杂内心世界的缩影。
此时距攻陷天京已近半年，曾国藩依然驻节金陵处理善后事宜，并着手裁撤军队。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奉命在曾国藩赴皖鄂交界剿捻时暂署两江总督篆务，故此前赶往金陵，并担任重建恢复后江南贡院乡试补考的监临官。其后皇命更改，令曾国藩仍驻扎金陵，故李鸿章交还总督关防，并在江南贡院考试结束后的十二月初六回苏州任原职。所言“生子喜信”之子即李鸿章的嫡长子——次子李经述。随后谈到调淮军刘铭传等至皖北归僧格林沁调度一事。此外，谈到弹劾李元度事件。李元度与曾国藩为患难之交，屡次救曾国藩于水火，然因徽州守城不利等原因，被曾国藩三次弹劾革职。“黄莘翁”为黄赞汤，信中言“黄助我筹饷，亦愧无以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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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裁撤东征局并提及李鸿章的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
1865年5月4日作
22×15.5cm×2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43-46，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8 修订版（书信7）》P400-401，岳麓书社，2011年。
参 阅
3.《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四》第三十二叶、第三十三叶，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本。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裁撤东征局等事宜的信札一通二页，作于同治四年（1865年）农历四月十日，围绕奏牍人选、东征局裁撤及李元度案等事展开，提及李鸿章、钱应溥（钱子密）、蒋嘉棫（蒋莼卿）、马新贻（马谷山）、凌焕（凌晓岚）、郭昆焘（意城）、杨岳斌（厚庵）、李元度（次青）等人。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正驻节金陵处理善后事宜，此时是曾国藩在对太平军战事结束后、北上剿捻前的转型期，此时他既需应对战后裁军、财政调整等棘手事务，又需处理与旧部的人际纠葛。
李瀚章新任湖南巡抚，有意在李鸿章及曾国藩手下寻觅善于草拟奏牍的人才。曾国藩称己处只有钱应溥、蒋嘉棫二人，并强调马新贻此前上任浙江巡抚时也曾来求文书人才，他也没有推荐，以及李鸿章处除凌焕外亦无高手，故建议李瀚章转托郭昆焘在湖南本地寻觅，郭昆焘长期在湖南为历任湘抚襄办军务，熟悉本地人事，故令其推荐人选更为合适。接著表示自己昔年常亲为草拟或大加削改重要奏稿，但逐渐力不从心，透露出曾国藩在战后希望功成身退，无意介入浙、湘等地军政的态度。
其后，谈到裁撤东征筹饷局事。此外，再次谈到李元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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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翰章有关军饷核算的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
1865年7月22日作
23×12cm×2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47-49，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书信1》p5144，岳麓书社，1990年。
3.《曾国藩全集28：修订版 书信7》p535-536，岳麓书社，2011年。
4.《晚清风雨：曾国藩和他的精英们》p259，成晓军著，团结出版社，2009。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翰章信札一通二页，主要论及湘军积欠军饷之核对情形。曾国藩称原欠饷四百五十余万两，经核减后尚余三百余万，并已于清江浦时将收支清册交予李鸿章备案。信末并言年事渐高，对兵疲饷缺深为忧虑，冀李氏兄弟代为整顿。
此信作于同治四年闰五月三十日（1865年7月22日），动荡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业已落幕，对于大量军队的撤裁安置、发放拖欠军饷任务，成为当务之急。
查阅曾国藩年谱，仅闰五月一个月，各地军营因为欠饷引发的动乱就层出不穷，此间信件也多围绕这些内容展开，曾国藩希望李翰章、李鸿章兄弟能带他加以整顿，并认为若盐税、厘金收入增加，则一年内可望清偿欠饷。
此时的李鸿章已接任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师徒二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信中曾国藩自嘲“国藩老态日增，常以久疲之勇，积欠之饷为虑，仰仗贤昆仲大力”，或是产生了退隐之心，或是多有无奈，有着丈许解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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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湖南防务的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镜片一帧）
1865年作
22.5×10cm×2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51-5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8 修订版（书信7）》P641，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湖南防务信札一通二页，作于同治四年（1865年）农历七月十七日，提及李鸿章、孙长绂（筱山）、郭松林（郭）、杨鼎勋（杨）、刘连捷（刘）、朱南桂（朱）、席宝田（席）、娄云庆（娄）、杨翰（杨海琴）等人。
此时曾国藩暂离两江总督，北上督师剿捻，暂驻临淮关，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李瀚章时任湖南巡抚，需对湖南军务负责，故曾与暂代两江总督的弟弟李鸿章约定在危急情况下，请李鸿章的江苏军（即淮军）到湖南支援。曾国藩则认为郭松林、杨鼎勋已回上海，鞭长莫及，而江西、湖南两地“彼紧则此松”，建议提前与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孙长绂商议，到时可就近调度江西境内的刘连捷、朱南桂、席宝田、娄云庆、周宽世等部湘军回救桑梓，节省兵力。
此外，请李瀚章转寄写给杨翰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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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李昭庆及裁撤湘军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865年12月20日作
22.5×12cm×3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55-60，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8 修订版（书信7）》P778-779，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李昭庆及裁撤湘军的信札一通三页，作于同治四年（1865年）农历十一月初三日，围绕清廷调动疆吏、湘军裁撤及淮军前景等事展开，提及李鸿章（少泉）、李昭庆（幼泉）、吴昌寿（吴少村）、刘松山、刘铭传（刘1）、潘鼎新（潘）、周盛波（周）、张树珊（树）、郭松林（松）、杨鼎勋（勋）、唐义训（唐）、金国琛（金）、朱品隆（朱云岩）、刘连捷（刘2）、朱南桂及朱洪章（朱）等人。
本信首先谈到清廷对李鸿章及东南疆吏的调动事宜。
其后再次谈到裁撤湘军事，李瀚章时以湖南巡抚身份继续为湘军善后出力。因湘军逐渐军纪涣散战力衰退等原因，决意遣散除刘松山部之外全部湘军。与此同时，淮军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部军纪尚好，张树珊、郭松林、杨鼎勋等也将领兵进剿，淮军正崛起为国家武力中坚。此外，提到正在曾国藩幕中处理剿捻营务、编练新军的李昭庆，对其表示欣赏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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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淮军各部军纪名望的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
1866年作
22.5×14cm×2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61-6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29 修订版（书信8）》P272-273，岳麓书社，2011年。
参 阅
3.《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五》第三十四叶，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本。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淮军各部军纪名望的信札一通二页，作于同治五年（1866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提及刘铭传（省三）、潘鼎新（琴轩）、李昭庆（幼泉）、刘秉璋（仲良）、周盛波（周海舲）、杨鼎勋（杨少铭）等人。
此时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身份在济宁督师剿捻，淮军为剿捻主力，故信中对各核心将领逐一点评，认为刘铭传、潘鼎新、李昭庆、刘秉璋均志趣远大卓然，所部军纪严明，而周盛波部在近有败坏军纪骚扰民众的情况，遂对其诘责。杨鼎勋则始以游兵身份独当一面，军纪尚待观察。曾国藩一向重视军纪，尤其湘军后期常有扰民哗变乱象，这令其对淮军的风气更为注意，不但自己再三申诫，更嘱托李瀚章也代为劝诫，并强调保持良好军纪在未来裁撤时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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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用人之道及李鸿章平捻的重要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866年5月20日作
23×14cm×3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65-69，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书信1》p5681-5682，岳麓书社，1990年。
3.《曾国藩文集4》p156-157，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
4.《曾文正公全集5》p408-409，中国书店，2011年。
5.《曾国藩年谱长编》p932，董丛林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参 阅
6.《曾国藩全集 日记 第三卷》p243-244，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翰章密札一通三页，作于同治五年四月初七（1866年5月20日）。内容涉及军事人事评估、李元度出兵贵州、捻军形势判断及官场纠纷等等，为研究晚清湘淮权力网络之重要一手数据。提及左宗棠（左帅）、李元度（次青）、席宝田（研香）、何镜海、韩进春、江味振、陈俊臣、吴缵先、陈右民、李鸿章（少泉）、李昭庆（幼泉）、刘铭传（省三）、潘鼎新（潘）、郭嵩焘（筠仙）、毛鸿宾（寄云）、吴昌寿（少村）等人。
信件著录于《曾国藩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年谱长编》等曾国藩权威文集之中，翻阅曾国藩当日日记，亦有提及曾致信李翰章一事。
本信首要议题是与李翰章探讨席宝田（研香）的治军之才，从中得以窥见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又及曾国藩反对李元度（次青）率军入黔与反清苗军作战一事。
兼及湖北、河南各地的军事战况，曾国藩在信中夸奖淮军各部首领，谈到淮军于平捻之关键作用，认为由李鸿章出兵更为妥当，其时曾之退隐之心已然初显。
此外，信中还谈到了郭嵩焘和毛鸿宾交恶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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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剿捻战略及咸丰入葬的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
1865年作
22.5×12cm×2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71-7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五》第二叶、第三叶，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本。
3.《曾国藩全集 28 修订版（书信7）》P684，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剿捻战略及咸丰入葬的信札一通二页，作于同治四年（1865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提及刘铭传（省三）。本信最早收录于李瀚章编次、李鸿章校勘的1876年传忠书局本《曾文正公全集》之《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五》。
此时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徐州督师剿捻，朝廷寄谕命其进驻河南许州会剿，然而这与此前的剿捻战略相违背，故而感到为难。随后刘铭传寄来前线战报，告知捻军已渡贾鲁河而东，志在进犯山东，因此又可不必赴许州，暂时解除了曾国藩眼下进退两难的困扰。然而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忧虑：“桥山事严”，指咸丰帝将于九月正式安葬于定陵。若此时捻军再趁机北窜直隶，加之捻军骑兵“一日夜行百六十里中，尚过河二道”的飘忽速度，局面将异常混乱。与此同时，后方等待裁撤的湘军唐义训、金国琛、朱品隆三部相继因欠饷哗变，内外交困，令曾国藩忧灼难释。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郭嵩焘授职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67年作
22.5×12.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75，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30 修订版（书信9）》P33，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郭嵩焘授职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二月初四日，围绕郭嵩焘（云仙）补授两淮盐运使一事所作。
郭嵩焘于同治五年（1866年）因与瑞麟、左宗棠等不合在广东巡抚任上被罢职，正回籍闲居，心情郁结。此番补授两淮盐运使，在官场上实属降级任用，郭嵩焘心高气傲，对此安排难免心生怨怼，曾国藩深知老友性情，判断其“闻此当增一番牢骚”。此时曾国藩在徐州剿捻，受命将重新移驻金陵，原拟邀郭离家东下，期望借参与幕务或游历的方式，助其排忧解闷。然而情况有变，郭嵩焘不便东下，曾国藩遂请李瀚章先行劝慰。李瀚章此时新授江苏巡抚，因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在河南前线剿捻缺位而暂署湖广总督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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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与李鸿章会衔遣撤霆军的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二页（镜片一帧）
1867年6月18日、6月27日作
22.5×7.5cm 22.5×12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77-80，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30 修订版（书信9）》P135、136、145，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与李鸿章会衔遣撤霆军及“威林密”号的信札二通二页，作于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五月十七日及五月二十六日，提及霆军统领娄云庆（峻山）、宋国永，分统谭胜达、唐仁廉及邓、曾、黄，李鸿章（少帅）、曾国荃（舍弟）等人以及火轮船“威林密”号。
两信呈现了湘军后期裁撤霆军的曲折过程。此时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在河南前线剿捻未到任，李瀚章因此暂署湖广总督之职。而霆军驻防湖北，故此事同时涉及李瀚章、李鸿章二人。霆军因骁勇善战而桀骜难制，遣散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哗变，曾国藩在全撤与留用间反复权衡，最终形成“分步裁撤、另募新军”的折中方案。
“威林密”为曾国藩1862年购买的火轮船，本日赴鄂，次月初归沪。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鸿章有关霆军遣撤及军饷调配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67年8月5日作
21.5×15.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8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30 修订版（书信9）》P183，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鸿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鸿章有关霆军遣撤事宜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七月初六日，为沟通霆军遣撤的阶段性成果及后续军饷调配所作，提及娄云庆（娄）、宋国永、唐仁廉、李瀚章（令兄）等人。
本信作于盛夏之时，连日酷暑，前线军士浚河筑墙以图防守行踪飘忽的捻军。曾国藩已从前线回驻金陵，重掌两江总督，李鸿章在河南前线负责剿捻军务，兼为湖广总督，李瀚章因李鸿章未到任而暂署湖广总督之职。而霆军驻防湖北，故霆军遣撤及军饷调配事同时涉及李瀚章、李鸿章二人。
本信与曾国藩同年五月月十七日及五月二十六日致李瀚章两信内容高度相关。曾国藩在本信中再次表示对裁撤霆军的隐忧，以及对宋国永无法统率悍将难堪重任故而霆军不得不撤的无奈。随后谈到裁军之后所腾出的军费调配事项，告知江苏省协解之军饷已用于接济由娄云庆统带的新募部队，湖北省协解之饷拟留作唐仁廉部下添练马队之资。此时李瀚章暂署湖广总督，故鄂饷事需与其商议。
2026西泠春拍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巡查江南制造局及李鸿章的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四页（镜片 二帧）
1868年5月3日、6月3日作
23×10cm×4
出 版
《曾国藩未刊书札》p83-90，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翰章信札二通，其一围绕剿捻战争战况而作，时东昌军情告急，捻军渡运河逼近京城，又谈及唐仁廉、李鸿章等人战况焦灼。此信或作于同治七年四月十一（1868年5月3日）。
其二作于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三日（1868年6月3日），围绕曾国藩赶赴苏、沪等地查阅外海水师事宜而作，又及剿捻事实战况，并代为剖陈李鸿章苦衷，请释疑虑，兼及人事请托及官场交际。涉及人物包括李鸿章（少泉）、丁日昌（雨生）、陈杏生（曾国藩姻侄）、吴南屏、龚智轩、赵惠甫、陈钟英等人。
江南制造局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同治四年（1865）联合创办，是近代中国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也是李鸿章一生“洋务运动”事业重要的篇章之一，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铺垫。曾国藩此番巡游，于四月廿四日起行，闰四月十四日回南京，途经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等地。船渡于闰四月十一日抵上海，次日至江南制造局观新造之轮船，这也是曾国藩此行最主要目的。
彼时剿捻战事焦灼，朝廷更是下令“责成李少泉一人剿贼，限一个月不灭，则重治其罪”，查阅曾国藩日记载：“克期剿贼，是明末之弊政，既为大局虑，尤为少泉危，忧系无己”，可见曾国藩对于朝廷此举的不满。信中曾国藩派人前往合肥，希望“略为少泉剖晰苦衷，冀释朝廷之疑”，曾、李二人情谊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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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江苏裁厘及推介门生故旧并提及李鸿章的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三页（册页一开）
1868年7月1日、9月13日作
22×10cm 22×10.5cm 22×12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91-96，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全集 30 修订版（书信9）》P448，岳麓书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江苏裁厘及推介门生故吏的信札二通三页，作于同治七年（1868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及七月二十七日，提及张宗禹（张捻）、伍肇龄、杜光邦等人。
其一信作于五月十二日。此时西捻尚未完全平定，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驻节金陵，筹划裁减厘金以顺商情。因江苏省厘捐过重，安徽省局卡过密，商民负担重，曾国藩主张减少抽厘项目或减少局卡，待司道议定后于八月施行。同治七年、十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两次大规模裁减厘金之举。同时强调此举并非是筹饷有余之故，只是不得不为之。
其二信作于七月二十七日，为向李瀚章推介伍肇龄、杜光邦二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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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题写楹联并索要文房用品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868年10月2日作
22×12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97，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未刊书札》序言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3.《可居丛稿》P47，王贵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题写楹联并索要文房用品的信札一通一页，作于同治七年（1868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时曾国藩已调任直隶总督，但暂未离两江总督任，李瀚章任浙江巡抚。
查曾国藩同治七年八月十六日（即作信前一日）日记，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为其父李文安修造家庙，李瀚章特意寄来旧宣纸请曾国藩题联用于家庙，内容为“庭训差同太邱长，子孝孙贤，已迈元方季方而上；碑文虽逊鲁国公，功高德厚，实在郭庙颜庙之间”。此信一改战时军务沟通的严肃和忧虑，展现出在太平天国及捻军战事结束后曾国藩作为文人雅士的闲适心境，颇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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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杨昌浚及官员任免的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
1869年作
22×12cm×2
出 版
《曾国藩未刊书札》P99-102，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杨昌浚及官员任免的信札一通二页，作于同治八年（1869年），提及杨昌浚（石泉方伯）、李宗羲（雨亭）、胡大任（莲舫）、何璟（小宋）等人。
本信未署日期，可从“雨亭劾去连舫而小宋继之”一句推定大致写作时间。胡大任为曾国藩同年和幕僚，曾经曾国藩保举，同治七年七月任山西布政使，同治八年八月底因办事“废弛因循”遭山西巡抚李宗羲弹劾，被勒令休致，其继任者即为何璟，即信中所谓“小宋”，可知本信当作于同治八年八月以后不久。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李瀚章任浙江巡抚。
杨昌浚（字石泉）时为浙江布政使，故称“方伯”。信中首先盛赞杨昌浚“守正而不失之迂，刚果而不自用，诚属柱石之才”，进而感叹“不仅桑梓之光，国有颜子而不知，亦仆之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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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晚年致李瀚章有关李鸿章入黔镇压苗民起义及身体近况的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约1870年2月26日作
22.5×15.5cm
出 版
《曾国藩未刊书札》p103，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晚年致李翰章信札，围绕其晚年身体、心理状况以及军事战况而作，提到李鸿章（少泉）、陈鼐（作梅）、钱鼎铭（调甫）等人。
信中“少泉入黔”一事应指李鸿章入贵州，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一事。对照1870年二月初三日曾国藩致完颜崇厚信：“铭军驻防张秋，分扎保定，畿南一代深赖其力。李相近奉征黔之命，其旧部遣撤略尽，该军恐须随征。”可推测信件约作于同治九年（1870）二月廿六。
晚年的曾国藩目疾日愈严重，在其同时期日记和书信中多有谈到。除开身体因素，晚年的曾国藩更是心力憔悴，诚惶诚恐，故言“愧悚难名，常恐暮年或蹈大戾诒知爱羞。”
所及“铭字一军”为刘铭传所创，亦称铭字营，为淮军初创的13营之一，一度成为淮军中最强大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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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瀚章有关六十大寿及两江盐务的信札
信笺 二通二页
1870、1871年作
22×6.5cm 22×9.5cm
出 版
1.《曾国藩未刊书札》P105-108，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著 录
2.《曾国藩未刊书札》序言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3.《可居丛稿》P47-48，王贵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说 明
李瀚章上款。王贵忱及王贵忱二子王大文、王大武鉴藏。
此为曾国藩致李瀚章有关六十大寿及两江盐务的信札二通二页，作于同治九年（1870年）及同治十年（1871年），提及程桓生（尚斋）、罗忠祜（罗少村）等人。
其一信应作于同治九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六十大寿后不久，大寿当日湖广会馆内同乡官吏公请设宴并唱戏为其祝寿。信中“读贤昆季寿文及鄂中公屏”，“贤昆季”应指李瀚章、李昭庆兄弟，“鄂中公屏”应指湖广会馆庆生时同乡官吏所赠祝寿屏。曾国藩因天津教案备受打击，加之老病缠身，屡辞两江总督之任而不能，心境尤为抑郁，故信言“汗流浃背，愧悚莫名”，又“剿捻无功”、“无一是处”，“以目病回任江表，尤为惭恧”，并再次请李瀚章直言规劝。本信展现出曾国藩晚年的身心俱疲状态。曾国藩六十大寿时各官吏所作寿文在光绪二年编为《曾相六十寿文》二卷（附寿诗一卷）由上海醉六堂刊行出版。
其二信应作于同治十年农历三月初一，当时哥老会首领率众起义，攻占龙阳、益阳等地。
作于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三日（1868年6月3日）的信札，其中特意代为剖陈李鸿章苦衷，请释疑虑，颇显照拂之情。信中兼及“西湖”：“兹有老友吴南屏翁往游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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