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鸿信2025秋拍 | 弘一法师的笔墨载道雅昌拍卖图录APP可同步参拍

2025-11-25 15:41:36 来源:快讯 0次浏览

[中鸿信]世家元气—中国近现代重要书画专场 2025-12-06

李叔同是我国最初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话剧，并把这些艺术传到国内来的先驱者之一。他中年出家，号弘一，静心向佛，精研律学，弘扬佛法，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中国“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一代高僧李叔同（1880-1942）

同时，他把中国的书法艺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冲淡朴野，温婉清拔。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

弘一法师《刺血书“百千亿光明”》

弘一法师（1880-1942）刺血行书“百千亿光明”

该作品为弘一法师（李叔同）所书的《刺血书“百千亿光明”》，2025年10月23日经文化禅僧清无法师鉴定为真迹，此作体现了弘一法师晚年“弘体”书法的典型特征。字形修长疏朗，笔画瘦硬含蓄，无早年碑学的锋芒，尽显“平淡、恬静、冲逸”之态，以“正式体”为基，笔锋圆起圆收，气敛神藏，全幅如“谦恭君子从容论道”，结构松弛却精准，符合其“作图案观之”的审美主张。

弘一法师专题赏析

0534

弘一法师（1880-1942）刺血行书“百千亿光明”

镜心朱笔刺血纸本

10×20 cm. 约0.2平尺

RMB: 200,000-300,000

【释文】百千亿光明。

【款识】沙门微妙。

【钤印】音（朱文）、佛像印（朱文）

【说明】2025年10月23日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文化禅僧清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清无法师评语】法为弘一大师“刺血法书”精品，六十岁所作，典型弘体佛书，血书字迹清澈透亮，字划边缘氤氲好似云气升腾，妙不可言。大师血书，悲愿弘深，光照世间，此为无上法宝，稀有珍贵。真迹无疑。山僧清无。乙巳九月二日。

鉴定证书

此作褪去烟火气，以“无态备万态”的极简形式，达成“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的境界，属中国书法中的“逸品”。

“刺血书”即刺血书写，是弘一法师将书法转化为修行的体现，以自身血液为墨，是佛教“以身供佛”的实践，契合其“书写佛典当严恭寅畏”的理念刺血书写需凝注精神，与他“心澄神往，运腕贯笔”的书写状态一致，是“以艺证道”的载体，弘一法师晚年曾多次刺血写经，印光法师曾劝其调养，但此类作品恰是其“以字广结佛缘”的极致体现。

弘一法师（1880-1942）刺血行书“百千亿光明”

“百千亿光明”的内容与形式均承载佛教意涵，“亿光明”出自佛教典籍，指艺术可作为“导俗化方”的方便法门，与弘一法师“以佛语书写种净因”的主张呼应作品既是书法艺术，也是佛教教义的载体，通过艺术美感让观者“欢喜受持，同趣佛道”；其书法的“清凉超尘”，正是他“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人格写照，是律宗修行“以戒为师”在艺术中的自然流露。

弘一法师（1880-1942）刺血行书“百千亿光明”

此作既是弘一法师“以书载道”的典范，也是其“艺术-修行-弘法”三位一体的缩影，经清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后，更具文献与精神价值。

“法空无我”四字千金

1939年，弘一法师于六十岁之际创作此幅《行书“ 法空无我”》，是其晚年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也是他一生艺术与佛法交融的缩影。这幅作品以简净的笔触、疏朗的布局和冲逸的气息，展现了一种超越形式的宗教美感，既延续了早期碑帖融合的探索，又体现了晚年“弘一体”的成熟境界。弘一法师的书法生涯贯穿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他积极吸收中外文化精华，将传统书学与西方艺术理论相结合，最终以佛法升华艺术，开创了书法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弘一法师专题赏析

0535

弘一法师（1880-1942）行书“法空无我”

镜心水墨纸本

己卯（1939年）作

60×24 cm. 约1.3平尺

RMB: 80,000-120,000

【释文】法空无我。

【款识】十迴向品初偈诵，己卯一音时年六十。

【钤印】弘一年四十以后所作（白文）、佛像印（朱文）

【说明】

1.2025年10月23日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文化禅僧清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2.弘一年四十以后所作与《近现代书画家款印综汇》第111页同印相符。

【清无法师评语】此件“法空无我”竖幅，章法空白净妙，墨气光彩。为弘一大师六十岁“弘体 ”法书之精品。真迹。山僧清无，乙巳九月初三。

鉴定证书

弘一法师早年深受传统教育熏陶，涉猎汉魏碑版与唐宋帖学，奠定了“碑帖并重”的书写基础。他临摹《石鼓文》《张猛龙碑》等金石文字，追求篆书的婉转流美与魏碑的方劲质朴，同时借鉴王羲之、黄庭坚等帖学经典，形成“由博而约”的学书路径。

1930年6月弘一法师摄于宁波白衣寺

出家后，他的书法实践逐渐转向“以书弘法”，笔墨成为修行的延伸。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他多次强调“写字应作佛事观”，将艺术创作视为自利利他的修行方式。这种转变得益于印光法师的启发。印光在回信中告诫他“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强调“诚与恭敬”为书写核心。弘一法师拳拳服膺，逐步调整书风，从早期碑体的雄浑转向晚期的平淡含蓄。

弘一法师（1880-1942）行书“法空无我”

《法空无我》创作于1939年，正值弘一法师书风蜕变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他频繁往来于闽南寺院，以笔墨结缘，每日书写数量可达四十余件。作品以行书为载体，字形疏朗，笔划凝练，看似随意却暗合西洋绘画的“图案法”原则。弘一法师曾在致马冬涵的信中自述：“写字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这种理念在《法空无我》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字大小错落，留白疏密有致，整体如一幅抽象构图，超越传统书法的笔法、结构束缚，直指视觉平衡与精神和谐。笔触上，他融合碑体的厚拙与帖学的流畅，方笔圆转兼用，点画间透露出北碑的骨骼，而行笔节奏又带有宋人尚意书风的随意自然。例如“法”字起笔沉稳。

弘一法师（1880-1942）行书“法空无我”

晚年弘一法师的书风蜕变，与其佛学修持深度绑定。他认为“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并将书法视为“法”的化身。在致景听法师的偈中，他写道：“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别心，云何测度？”这种“无相之相”的审美观，使得他的作品超越技巧层面，进入哲学与宗教的维度。此幅《法空无我》内容本身即是对佛教核心教义的概括——“法空”指向诸法无自性，“无我”破除我执妄念，笔墨与文义高度统一，形成“字即是法”的圆融境界。这一时期，他的写经作品如《华严经十回向品》《药师经》等，皆以精工庄严著称，线条凝练，气息沉静，被太虚法师赞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法空无我》虽非长篇写经，却以少胜多，以简驭繁，同样承载了“诚敬”的书写态度与宗教情感。

印鉴对比

《法空无我》作为弘一法师晚年行书的代表作，不仅凝聚了他对碑帖传统的深刻理解，更展现了西洋构图原则与佛学思想的创造性融合。从早期的《临张猛龙碑》到后期的“弘一体”，他的书风经历了从雄浑到平淡、从繁复到简净的蜕变，而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诚敬”二字。他以书法为舟筏，渡己渡人，最终达到“人书俱老”的化境。这幅作品虽只四字，却如微尘中见大千，让我们窥见一位艺术巨匠如何将笔墨转化为修行，将传统推向现代，并在纷繁世事中守护心灵的宁静与自由。

经蕴毗卢弘妙旨，联成妙谛见文心

这是《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句子。《大方广佛华严经》乃大乘佛教主要经典，华严宗的立宗之经。是佛成道后在菩提场等处，藉普贤、文殊诸大菩萨显示佛陀的因行果德如杂华庄严，广大圆满、无尽无碍妙旨的要典。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严经》的编集，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4世纪中叶之间，最早流传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此经汉译本有三种，分别是东晋佛驮跋陀罗的译本、唐武周时实叉难陀的译本、唐贞元中般若的译本。

弘一法师专题赏析

0536

弘一法师（1880-1942）朱笔行书偈语

镜心朱砂纸本

壬午（1942年）作

28×16.5 cm. 约0.4平尺

RMB: 30,000-50,000

【释文】众德悉具，大悲所熏。

【款识】壬午春，亡言。

【钤印】月（朱文）、弘裔（白文）、佛像印（朱文）

【说明】

1.海外回流；

2.2025年10月23日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文化禅僧清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清无法师评语】此朱砂书“众德悉具，大悲所熏”法语经句，结构严谨，点划灵动，亦是弘一大师六十三岁“弘体”法书典型风格。大师心迹示字迹，纤尘不染，愿力示笔端，至诚至善至真，非凡俗所能梦见也。真迹无疑。山僧清无。乙巳九月二日。

鉴定证书

此联集自《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为弘一法师壬午（1942年）所作。是为其最晚年的手笔，已臻于人书俱老的化境，笔画偏瘦、体势偏高的风格，骨肉饱满匀称，即马一浮所说的“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本幅落笔锋藏，笔一下而墨沉气注，行笔轻灵洒脱，但笔墨齐发，气力流于笔画间，一变雄浑厚实的质感和方截露锋的字形，而为瘦圆细润，更富于萧散冲淡的气韵。

意净光明，所行无染

此行书五言联，为弘一法师为昙殊居士邓芬所作，二人交往于三十年代初期，艺事与佛法的相契使二人于香江结缘，君子之交，足以墨迹中留下了隽永的印记。联语“我性未曾有，智眼靡不周。”选自弘一法师《华严集联》百品之内，意在无我的空境中洞彻万有，法理微妙甚深。

弘一法师专题赏析

0537

弘一法师（1880-1942）为邓芬书行书五言房联

镜心水墨纸本

29.5×6.5 cm.×2 约0.2平尺（每幅）

RMB: 80,000-120,000

【释文】我性未曾有，智眼靡不周。

【款识】晏殊居士玄詧，亡言。

【钤印】龙音（白文）、佛像印（朱文）

【待出版】《百年翰迹二》，河北教育出版社。

【展览】【百年法缘，弘文润泰 —— 弘一法师赠文心法师墨宝展】泰州市北山寺，2025年5月5-9日。

【说明】

1.邓芬上款；

2.2025年4月28日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文化禅僧清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清无法师评语】此联为上款昙殊居士邓芬的家藏，是弘一大师三十年代早期写经作品，明显带有晋唐楷书的工整与秀美。结体严谨，笔意内敛，静雅闲逸，平静祥和，真迹无疑。山僧清无。乙巳四月初一日。

【上款人简介】邓芬（1894-1964），字诵先，号昙殊，别署从心先生，广东南海人。张大千曾称其为现代岭南唯一国画家，无与敌手，叶观一所撰后画中九友歌，将其与齐白石、溥心畲、黄宾虹、夏敬观、吴湖帆、冯超然、余越园、张大千同列。除了绘画作诗，他还能在一个榄核上刻上二百汉字，并善刻竹，是广东近代多才多艺的艺坛多面手。

鉴定证书

弘一大师生在碑学大兴的年代，初学《张猛龙碑》，后先秦金文、石鼓、瓦当、泥封、汉魏六朝的竹简、摩崖碑碣无所不涉，渐步书法大堂。作品中平直的笔划中增加了线条的律动，这是隶书魏碑笔法在其书法中的运用，极大丰富了墨线的表现力。其书作中的点，圆融而有内涵，绝不呆板，顾盼有情，绝似禅道高人，神游天宇，不似凡俗物。字体新颖，其字虽源于传统，但不落古泥，个性化明显。老子说“无为而无所不为”，弘一大师其书则是无我而无所不我。他的字若以佛家观照，既源于世间又超出世间。

法缘殊胜结香江

此作为弘一法师写赠邓芬居士之作，鉴藏印“子玉家藏”中“子玉”即为邓芬之子邓子玉之印。1928年秋天，弘一法师曾住在上海，与丰子恺商量编写《护生画集》。据考，1928至1932年期间，邓芬曾长居于上海，二人在此期间结缘，对法师而言，邓芬是有信仰、有才学、有悟性的后进，自然对其充满爱护之情。弘一法师为邓芬所作五言对联与七言对联，上面年款“庚午”即一九三〇年，款识题“邓芬居士供养”，表示十分认可邓芬是在家修行的同道中人。

弘一法师专题赏析

0538

弘一法师（1880-1942）为邓芬书行书八言联

立轴水墨纸本

庚午（1930年）作

61×10 cm.×2 约0.5平尺（每幅）

RMB: 80,000-120,000

【释文】皆得实慧永无病恼，广度妙法犹如桥梁。

【款识】大方广佛华严经句，庚午入玄。

【钤印】弘一（朱文）、佛像印（朱文）

【鉴藏印】子玉家藏（白文）

【待出版】《百年翰迹二》，河北教育出版社。

【展览】【百年法缘，弘文润泰——弘一法师赠文心法师墨宝展】泰州市北山寺，2025年5月5-9日。

【说明】

1.邓芬上款；

2.2025年4月28日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文化禅僧清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清无法师评语】此弘一大师华严经集句书联，为昙殊居士邓芬家藏，弘一大师中晚年带有晋唐楷书风格的作品。结体平正，法度严谨，墨气光润，字迹光亮。民国时期原装原裱，十分雅致，为难得书房文士法书对联，真迹无疑。山僧清无，乙巳四月初一日。

此对联为弘一法师三十年代创作，时年法师五十一岁，恰为其弘体书法的圆融时期。同前一时期相比，强化藏锋敛神，骨肉变得更为瘦硬，运笔由温婉而变为挺秀，结体变得修长疏松，气韵脱沉雄而清拔。其洗净铅华而不事修饰，拙朴自然，不求意态趣味，镇定从容，有如大师长身直立之形貌，潇洒谦和之风神。他自己对晚年书法给予“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的评价，强调书法“非思量之所能解”如佛法，书法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格修养。

鉴定证书

此七言联语出《华严集联三百》，以画法入境，着重于布局，字形狭长，结构疏松，点画位置皆恰到好处，寓精巧匠心于自然平和，神光内敛，不露锋芒，让人在萧散平淡中看出庄严肃穆，正与上述圆融期的书法风格相吻合。此作品保存良好，由邓芬后人珍藏至今，铭记了法师与岭南艺林的一段翰墨因缘，弥足珍贵。

写经背后暗藏的佛缘际会

弘一（1880-1942）行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

1938年至1942年间，弘一法师驻锡闽南古浪日光院，以行书抄毕此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卷。此卷纵约四十三厘米，横二百六十五厘米，纸本墨书，字迹疏朗，气息冲和，乃其晚年书法之典范。上款人蔡吉堂，厦门著名实业家、佛协会副会长，祖籍台湾新竹，早年皈依太虚、印光二师，毕生致力于佛教事业与文物收藏。弘一法师与蔡吉堂因佛结缘，1930年曾为其书写《金刚经》，1936年又手录《壬丙南闽宏法略志》并附题记，法谊深厚，可见一斑。此卷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结晶，更是两位居士心灵对话的见证。

弘一法师专题赏析

0784

弘一（1880-1942）行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

籍贯：浙江平湖

手卷水墨纸本

43×265 cm. 约10.3平尺

RMB: 800,000-1,200,000

款识：吉堂居士嘱余写经，是为第二卷，玄枵演音时掩室古浪日光院。

钤印：吉目（朱文）、肖形印

鉴藏印：蔡吉堂藏（朱文）、忘佛草堂（白文）

出版：《艺术市场2002年第一期创刊号》第105页。

说明：厦门市佛协会原副会长蔡吉堂居士上款。

藏家简介：蔡吉堂旧藏。蔡吉堂居士，民国时期厦门著名实业家，厦门市佛协会原副会长，佛教中人，也是一位收藏家。蔡氏祖籍台湾新竹，后徙居厦门，开设新合美钢铁行。蔡吉堂二十多岁开始参研佛法，受戒成为居士，先后投拜太虚、印光两位高僧。曾任厦门佛教会首届常务秘书。弘一法师1930年曾为其作《金刚经》，1936年为其手书《壬丙南闽宏法略志》并作题记，可见蔡吉堂居士与弘一法师的法缘，是比较深厚的。

出版物

此幅《行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充分体现弘一法师晚年书风的成熟特质。用笔以圆转代方折，线条凝练如筋，起收含蓄，不露锋芒。结字中宫紧收，外廓舒张，疏密对比强烈。章法上，他借鉴西洋绘画的“图案法”，强调整体布局的“统一、变化、整齐”，全篇行气连绵，字距宽松，行间留白似云水流淌，营造出空灵静谧的视觉韵律。这种“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的书写状态，正是印光法师所倡“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的实践——每一笔皆以恭敬心落墨，每一字皆以菩提心结构。

弘一（1880-1942）行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

技法层面，弘一法师融碑学之朴拙与帖学之流畅于一炉。早年对《张猛龙碑》的方劲笔意在此卷中化为圆厚；王羲之《十七帖》的流转气韵，则演变为行书笔意中的悠然节奏。他自述“写字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故此法书虽无强烈个性张扬，却蕴含“无相之相”的哲学意境。学者刘玉栋指出，弘一法师的书法现代性正体现于“碑帖融合”与“中西互通”，此卷以行书抄经，既承佛门写经传统，又破帖学秀媚之弊，堪称“书法即佛法”的具象化表达。

弘一（1880-1942）行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

上款人蔡吉堂的背景，为此卷增添历史厚度。蔡氏二十岁研佛，历任厦门佛教会常务秘书，与弘一法师往来频密。1930年，法师为其初写《金刚经》；六年后，再赠《壬丙南闽宏法略志》，题记中感念“闽南法缘之深”。此卷当为二人法谊之延续，亦反映弘一法师以翰墨为佛事的弘愿。蔡吉堂的收藏不仅守护了艺术珍品，更延续了“文字即法身”的佛教观念——正如印光法师所言：“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

弘一（1880-1942）行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

此卷创作于弘一法师圆寂前几年，笔端已透“悲欣交集”的超越心境。叶圣陶评其书“如谦恭君子，从容论道”，此卷正以简净之笔，诠释《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般若空性。弘一法师曾言：“余字即是法。”这幅《行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不仅是其艺术生命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国近现代书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里程碑——它以宗教的虔诚重塑了书法的精神维度，以现代的构图原则激活了古典的笔墨语言。

“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1939年，弘一法师于闽南泉州驻锡期间，以六十岁之龄创作了此幅《行书五言联》：“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这幅作品恰似一扇窥见其晚年艺术与宗教精神交融的窗口，笔墨间既凝练了半生修行的心性修为，亦折射出中国书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独特轨迹。此联内容源自佛教经典，上联“发心求正觉”呼应《华严经》中“初发心即成正觉”的菩提愿力，下联“忘己济群生”则暗合菩萨道“无我利他”的慈悲实践。弘一法师以书法为舟楫，渡人亦渡己，将宗教体验化为视觉形式，成就了“字即是法”的艺术哲学。若追溯其个人经历，此联的诞生绝非偶然。

弘一法师专题赏析

0787

弘一（1880-1942）行书五言联

籍贯：浙江平湖

镜心水墨纸本

己卯（1939年）作

77×18 cm.×2 约1.2平尺（每幅）

RMB: 200,000-300,000

款识：大方广佛华严经偈集句，岁次己卯沙门一音时年六十。

钤印：弘一（朱文）、佛形印（朱文）

待出版：《弘一大师墨宝遗珍》，清无法师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甲戌新春书画展》香港集古斋，1994年，

附赠：(甲戌新春书画展)，香港集古斋，1994年，出版书集一本；

展览：

1.【甲戌新春书画展】香港集古斋，1994年4月7日 - 至20日。

2.【弘一大师遗墨展】，中国佛教协会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联合举办，新加坡，1997年5月。

3.【弘一大师诞生百周年书法金石音乐展】，北京法源寺，1980年。

从书法渊源审视，此联堪称“碑帖融合”的典范。弘一法师早年临《张猛龙碑》得魏碑沉雄之势，习王羲之《十七帖》汲帖学流美之韵，晚年则打破二者壁垒，以“图案法”重构章法。

他在致马冬涵信中坦言：“写字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此联中，字形大小参差，留白疏密有致，如“发”字纵敛如弓，“群”字横展若翼，全篇气韵连贯，似静水流深。这种“以西方构图统摄东方笔墨”的尝试，正是其书法现代性的关键——既承金石学之古拙，又纳现代艺术之理性，使传统书法在形式与精神层面均获新生。

进一步透析此联的晚年书风特质，可见三个维度：一是笔法之“圆”，褪去方笔棱角，以中锋行笔勾勒浑厚线质，如“求”字转折处柔中带韧；二是章法之“空”，字距行距开阔，营造“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禅意；三是气韵之“静”，通篇无激昂跳宕，唯余平淡冲和。叶圣陶评其书“如谦恭君子，从容论道”，正契合此联之象。此外，内容与形式的互文尤为深刻——“发心”二字笔势昂扬，似初发菩提心的勇猛；“忘己”则结构内收，隐喻消解我执的修行阶次。这种“书以载道”的创作观，源自弘一法师对印光法师“写经如进士写策”教诲的践行，将书写视为“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的修行。

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此联亦映射了近代中国艺术与宗教的互动。弘一法师以“文艺以人传”为宗旨，反对“人以文艺传”的浮名。他于1937年南普陀寺演讲中强调：“最上乘的字从学佛法中得来。”其学生丰子恺以“三层楼”比喻其人生升华：从物质艺术至精神宗教，终抵灵魂境界。此联正是此过程的物化——笔墨不再是技术的炫耀，而是“自利利他”的媒介。抗战时期，弘一法师驻守厦门，书写“念佛不忘救国”广赠民众，此联中“济群生”之语，恰与其爱国护教精神一脉相承。

纵观弘一法师晚年墨迹，从《华严经十回向品》的精严工稳，到绝笔“悲欣交集”的浑化无迹，1939年此联恰居其中，堪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注脚。它不仅是个人艺术生命的结晶，更揭示了传统书法现代转型的路径：以宗教精神净化形式技巧，以跨文化视野重构审美范式。今日重睹此联，犹见一位僧侣于烽火乱世中，以笔墨为普渡之舟，载着“正觉”与“群生”，航向时空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