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西泠秋拍 | 罕见当年全稿影印 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言完整手稿：胡适与梁启超、丁文江的世纪友情

“我们相信这部大书的出版可以鼓励我们的史学者和传记学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我们盼望，这部原料《长编》出版之后不久，就可以有新的、好的《梁启超传记》著作出来。”

——胡适《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序》

2025西泠秋拍

胡 适（1891~1962） 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作重要追忆序文完整手稿十五页

文稿 十五帧  

1958年6月10日作

27.5×21cm×15

出 版

1.《梁任公年谱长编（上）》图版页P15-27，丁文江撰，杨家骆主编，世界书局，1962年。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封面及全文图版

刊 载

2. 台北《自由中国》1958年7月16日，总第十九卷第二期P10、11。

1958年6月10日脱稿，7月16日即全文刊载

著 录

3.《梁任公年谱长编（上）》图版页P1-4，丁文江撰，杨家骆主编，世界书局，1962年。

4.《胡适选集·序言分册》P171，胡适著，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

5.《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P2711-2715，胡颂平编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6.《胡适年谱》P823，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7.《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P149，耿云志、闻黎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8.《胡适文集2·传记 游记 散文》P256-2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9.《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4卷）》P277-281，耿云志、李国彤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10.《胡适研究论稿》P52，耿云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1.《丁文江文集·第六卷》P969-972，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

12.《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P651-654，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

13.《光焰不熄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P230，周质平著，九州岛出版社，2012年。

14.《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P187-188，夏晓红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

15.《泥泞足迹深》P318，朱文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

16.《近世先师梁启超》P84，董芳奎、陈夫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本序言著录于数种胡适年谱、文集及相关书籍

参 阅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欧燕哲生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说 明

此为1958年6月10日胡适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撰序文的珍贵完整手稿堪堪十五页。以序之名，行追忆谱主梁启超与编者丁文江之实。当时胡适自美返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序文即使用该院专用稿纸。上以黑蓝红三色笔分次圈划删改，留下累累校改痕迹，终成付印之定稿，胡适文思演进，行文推敲的过程展露无遗。

胡适所撰序言，字句间尽显对好友丁文江的深情

难能可贵的是，本序文稿应系晚年胡适有关新文化运动和民国学界的唯一公开著述。而胡适、梁启超两位哲学伟人的思想碰撞，如新文化运动的两道旋涡，推搡着民国整个学界涌动先前。

值得一提的是，该手稿的撰写、影印、出版工作还全是由胡适在世时亲自主导完成。序文脱稿的次月，便即一字不差地刊载于《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二期（1958年7月16日）上。手稿则交于世界书局主编杨家骆，逐页影印，尽数出版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图版页中。

手稿整套15页，悉数出版于1962年世界书局版《梁任公年谱长编》

手稿中胡适分别采用蓝黑色钢笔、蓝色圆珠笔和红色钢笔三种笔迹进行书写校删，代表他拟稿、续稿、终稿的三段式写作顺序，可见其行文斟酌之慎。

（一）段由首页至第七页，以蓝黑钢笔历数丁文江在世时期主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过程，此间直接划去繁复语句，增添随写随忆的旧日场景，是为草拟初稿及一校。

（二）段与（一）以**分隔，先自第七页至结尾用蓝色圆珠笔讲述丁文江殁后，丁文渊、翁文灏、杨家骆等人继承其遗产，接力《年谱初稿》整理工作的经过。再回到文首，拟定全文标题。同时贯通前文，再行增删，是为续稿和二校。（三）段则是以红色钢笔统筹全文，进行最后的补充调整，力求文字严谨准确，是为终稿与三校。

最终定稿前的修改为红色笔迹

上述连同诸般推敲痕迹在后续的著录中是无法体现的，可作为胡适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原料。胡适还借此序阐释他对撰写传记作品及年谱编写的理论见解。

是篇序文也是晚年胡适对故人梁任公与丁在君的最后纪念。至于丁文江编写《年谱初稿》过程中的种种大事本序皆着墨甚重，逐步推进，乃至后续丁文渊、翁文灏接手成书，均考证记录无遗。序文手稿第五页则完全是胡适对丁文江这位挚友最后七年生命的回溯，旨在给读者勾勒丁氏这位“很忙的人”编写《任公年谱长篇》时的生涯轮廓。

上世纪五十年代，丁文澜拟出版其兄丁文江遗著《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下文简称《长编》），托付台北世界书局主编杨家骆推行此事。杨氏遂根据“中央研究院”（下文简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保藏的初稿本，花费两年多时间，整理排印成书。

并请与任公（梁启超）、在君（丁文江）二位情谊深厚的胡适撰写序言。书前还收录了适之先生所收藏任公照片及墨迹数幅，用以共缅，此书对于梁启超研究意义重大，胡适所撰序言也包含了其诸多代表性学术观点，收录于各册胡适年谱文集中，世为学界所重。

胡适所藏梁启超旧照，出版于《长编》图版

彼时，刚从美国返台的适之先生时年68岁，荣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中研院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以振兴科教学术为己任。此文脱稿于1958年6月10日，洋洋洒洒十五页，分为三部分内容，所用为“中央研究院”信纸。文稿前后共有钢笔、圆珠笔、红笔三种笔迹，修正痕迹基本有三遍，颇有一气呵成之功。

文稿写到一半，胡适换了一支笔继续

据胡适所撰序文可知《长编》一书，从任公逝世后材料收集丰硕到数位学者、梁氏丁氏亲友、出版人士苦心经营的不易和坚持，方得以在梁启超逝世二十九年，丁文江逝世二十二年后，瑕不掩瑜，卓然付梓，造福学界。从中亦可显见胡适的行文思路清晰，对师友的感怀，对学界研究的期待以及对材料考据的敏感和学术著作的要求标准。

胡适所作序文，追忆谱主梁启超与编者丁文江

2025西泠春拍呈献的这份胡适为《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所作重要序言完整手稿，应是其晚年有关新文化运动和民国学界的唯一公开著述，也是近几年市场所见最珍稀的胡适手稿。1962年出版时因影印条件所限，整体字迹模糊，诸多修改痕迹不能辨识，今日手稿面世，得以展示详貌，必会引起学界和藏家的广泛关注。

胡 适（1891~1962）

此照为胡适1958年在雾峰故宫博物院参观历史文物

并参观中央图书馆藏书时，题赠予蒋复璁

2025西泠秋拍 蒋复璁上款及旧藏专题呈献

“二月初，在任公先生的追悼會上，大家都注意到丁在君的（）一副挽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日星。’這副挽聯最可以寫出在君對於任公先生的崇敬，也最可以表示（寫出）任公先生（對）和在君的友誼。”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枢纽人物。1955年，胡适被美国《观察》（Look）杂志选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时至今日，无论在个人致知问学的态度，还是具体成就的学术文化事业，胡适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胡适台北故居，自1958年皆居于中研院院内

1958年4月8日，胡适乘飞机从美国途经日本抵达台北。4月10日九时，在南港中研院考古馆楼上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发表演说。十时，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说明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1957年度十五名院士，选出在学术上最有成绩的学者来领导研究院工作。

胡适与中央研究院的渊源已久。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为首任院长。1935年，胡适获选为第一届评议员，后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院士。1958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上午十时，适之先生主持庆祝仪式。

胡适为《长编》所作序言的脱稿时间定格在中研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后一日，所写内容亦为梳理和怀念近三十年来的人与事，见证了诸多缘分与离合。序言在追忆和记述的同时，针对初稿本、油印本、前言等相关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言之有物，尽显学者风范，现举以下几例。

“因為材料实在（太）很多，又因為在君自己实在太忙，所以這部（初稿裡）年谱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出這是一部草稿，沒有經過最後的整理寫定。例如頁五二引《李宣龔與丁在君書》，本文說是《李宣龔氏給编者的一封信》。這是很清楚的（稱丁）在君自稱‘編（以下部分换页）者’。但（在）頁十二引梁思成《致在君先生書》，本文說是‘梁思成先生給丁在君文江先生的一封信’，頁十六也說是‘梁思成致丁在君先生書’。這兩處（又）都不稱‘編者’了。”

“但這（是一）部《長編初稿》是大致完成了的一部大書。其中最後的（部）一小部分可能是在君死後才趕完成的。（這是我的追憶，我不能斷定那一部分是在君死後才完成的。最後一年記任公先生之死，以及身後情形，都很潦草，顯然不像是在君看過的。）”

对此，编者之一的赵丰田日后有文字回忆：“我想早日结束此事，转往别的硏究，工作加速进行，以致《初稿》的最后部分显得比较粗糙”，“油印十二本的《年谱长编》（初稿），是根据上述稿本用蜡纸刻印的，在刻印过程中，又产生许多错漏字，其数量可能较前三次更多。”（赵丰田：《翻阅复旦校注本〈梁谱长编〉（初稿）第三、四册的一些初步意见》，此处“前三次”是指“长编材料”[今已不见]、“长编之长编”[今存]、长编稿本[“可能在台湾”]）

“油印本好像是題作《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這個題名可能是翁詠霓（在君的原）改題的，也可能是在君的本（原）意。在君最初的意思是要寫一部現代式的《梁啟超傳記》，年譜不過是傳記的《長編》而已；不過是傳記的原料依照年月的先後編排著，準備為寫傳記之用。”

对此，胡适在其他记述中如此说道：“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书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127页）

“丁月波先生在他的《前言》裏，曾稱此本為“藍晒本”，那是不很正確的。這部《初稿》本是一部毛筆清鈔本。但其中引用的信件，或任公先生的詩文，或（引用的報紙）他種文件，都是剪黏的晒藍本。當初編纂的計畫必定是把準備引用的傳記資料，如信札（件）及他種文件，一概都用曬藍複寫，以便剪下來（黏在）分黏在各個稿本裏。最早的草稿本的引文必定也是曬藍剪黏的。後來這部清鈔本的引文也就照樣用晒藍的資料剪黏了。”

胡适在抗战期间，出使美国办理外交（1937-1942年），除了正式谈判交涉等外交工作，更到处宣讲，赢得国际援助。在美期间，他至少发表演讲246次，重要观点是：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在《长编》序文中，胡适对本书成书过程的回忆和记述，未尝不是一种文化保卫，使后人得以知晓其中原委。

1920年3月21日，胡适在林长民家中首次与梁启超见面，并从此开始密切交流。同年，经北大教授陶孟和（曾留学英国）介绍，胡适、丁文江二人相识。丁文江学历丰富，文章逻辑严密，文采灿然。丁氏认同胡适白话文的推广理念，并在编撰《长编》时明确要用白话文，这与梁氏家属最初想要用文言文的理念有分歧。胡适用丁文江写给梁启超的挽联开篇，亦是对丁氏文采的肯定。

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家属署名登报、发函征集梁氏与师友的往来信札，以及诗、词、文、电等抄件或复制件。半年后，丁文江翻阅、初步整理了这些资料。1931年至1934年秋，丁文江指导赵丰田完成《长编》第一稿，毛笔抄成二十四册，约一百余万字。丁认为篇幅太大，要求赵进行削简后形成第二稿。

1934年6月，丁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到南京就任中研院总干事，赵于1935年初随往南京继续删削工作。不幸的是，丁文江在1935年末至湖南出差时煤气中毒，未能得到及时妥善的救治，于次年初殁。

《长编》毛笔抄写本首页，使用定制稿纸

“在君（先）死後，他的朋友翁詠霓把這部沒有經過最後整理（寫）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幾十部，分送給任公先生的家屬和（家屬的指定的）朋友，請他們仔細審查一遍，附加（簽）評注，然後寄回……”

《长编》1936年油印本首页

丁文江胞弟丁文渊（月波）在此之后致力于将二哥的遗著出版，相关情况可见《长编》前言。据他回忆：“民国三十年我由德经美返国，在重庆多方探听，终于在地质调查所周赞衡先生处看到这一部著作……他（翁咏霓）即将此稿交史语所收藏”。而此初稿本来保存之地——地质所，正是丁文江在1913年所创办的，与后来的保存地史语所，是民国时期学术史上最著名的两家学术机关。

“去年（1955）五月来台，值中央研究院新址落成，所有图书陈列于史语所……当时正在和诸好友商量出版二哥去世的二十周年纪念册，承董彦堂先生的盛情，答应将此稿借出，又荷世界书局杨家骆先生愿出资重抄，代为出版。才使我二十年来的心愿，得以完成……”所以胡适在序言中有以下表述，并说《长编》的出版应该感谢杨家骆，也离不开丁文澜的多年努力。

“世界書局的楊家駱先生受了丁文淵先生身前的委託，費了大力量把（歷史）這部清鈔本重鈔了一部，用鈔本排印流傳，這件大工作費了兩年的時間，這是梁任公先生的朋友們和丁在君先生的朋友們都應該诚心感謝的！”

胡适的这篇序文是在丁文澜为《长编》所撰前言基础上进行回应和自我观点的表达，所以如果想要完全读懂，还需再结合丁氏和赵氏的回忆文字进行梳理。

如胡适序言文末所提及“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在《前言》中已有明确解答：“戊戌政变的那一年，在君二哥刚好到了十一岁的年龄，那时他还在黄家桥我们家里的私塾读书，然而已经受了这个变政运动的很大影响。……在戊戌变政后，他就和几位同学相互约定：从此发奋努力，以图救国。”

胡适在序言中从几个方面强调了《长编》的学术价值，从亲历者角度忆述材料的可靠性、丰富性和时效性，在无形中为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他还特别举例说明梁任公年少时的年谱资料多来源于——梁氏长弟梁启勋作于1928年的《曼殊室戊辰笔记》，而这本笔记的原稿后来已失散。

“梁先生死後，（有許多身後未了的事情）許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肯擔任寫任公傳記的事。在君（就）自己也有決心要（給）寫一部新式的《梁啟超傳記》。為了（這）搜集這部大傳記的資料，在君替梁氏家屬計畫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徵求任公一生的書札。（那任公先生）這個徵求遺札的计画的大旨是请任公的朋友把他的書札真跡借給梁家鈔副本，或（影）照相片送給梁家。（我記得）當時徵求到的任公先生遺札，加上他（寫給）的家信，總計大概（好像）有近一萬封之多。”

“此外，這部年譜還充分採用了許多同（當）時人（已定）的記錄，如（康有為的）《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如任公的兄弟仲策（啟勳）的《曼殊室戊辰筆記》等等。這些記錄（書）在當時只有稿本，到現在往往還沒有印本流傳，都是不易得的材料。（戊辰是民國十七年，梁仲策先生這部《戊辰筆記》作於任公先生死之前一年，是一部很（好）可靠的（家）傳記材料。（現在）可惜這部稿本（現在）後來已（散）失落了。我舉（此）仲策此書為例，要人知道在君編的這部年譜裏保存了不少現在已很難得或已不可得的資料。）”

世界书局1962年出版《长编》内页，多次引用梁启勋所撰《曼殊室戊辰笔记》

“任公先生的兒女們在（當時）當時也許有種種的顧慮，（也許）不願意（這）把這部沒有經過最後修改的原料長編印行出來。但在梁任公死後二十九年，（這個）丁在君死後二十二年，還沒有一部根據這部《長編初稿》寫出來的《梁任公年譜定本》或《梁任公傳記》，——我們不應該再等候了。”

胡适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倡导“整理国故”并积极践行，此次撰文说明他所知忆的梁氏年谱的整理、编辑和出版，亦是一次对 “整理国故”的支持和颂扬。胡适从史料学观点出发赞誉《长编》的出版，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此文此书影响意义深远，这本《长编》出版后成为最早出版的梁启超年谱，不仅倡导研究清理中国思想文化的遗产，激起热烈而持久的回响，并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影响和启发大陆学界前行。

《长编》序文原稿落款

此一文稿的面世，亦可明确修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胡适文集2·传记 游记 散文》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丁文江文集·第六卷》中序文落款时间，应为“胡适 四七，六，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