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董诰（1740-1818年）清代名臣、书画家，历仕乾隆、嘉庆二朝，以博学多才、书画兼长著称。他的书画创作深度嵌入宫廷文化语境，既是文臣 “侍弄笔墨” 的修养体现，也是皇权审美意志的延伸。
董诰《御制诗八开册》
董诰《御制诗八开册》为清代乾隆、嘉庆朝重臣、书画名手董诰奉敕恭书之御制诗八首，以设色纸本册页形式呈现，小巧精致，堪称“掌中庙堂”。每开以恭楷录御制诗一首，配以钤印累累，既有董诰自署“臣诰”“臣”之谦卑，亦有嘉庆帝颙琰诸玺“嘉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等赫然在列，昭示其不凡身世。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为清宫鉴藏体系之“正编”身份，足见其“庙堂重器”之地位。
此册虽为董诰“敬书”，实则是一次“皇权—词臣—艺事”三者共谋的仪式化生产：嘉庆借诗臣之手，将御制诗从“文本”升华为“视觉—物质”双重权威；董诰则以书法为媒介，完成“以艺事君”的终极理想。
设色纸本 册页
款识：臣董诰敬书恭画。
钤印：臣、诰
鉴藏印：嘉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宝笈三编、惟几惟康、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
著录：《石渠宝笈》三编（五）续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五册第3602页，第3603页，第3609 页，上海书店。
13.5×27cm×10 约0.3平尺（每幅）
这部八开书画合璧册，已不再是简单的诗配画或画配诗。它是嘉庆皇帝御制诗、宫廷画家诗意画、重臣董诰书法三者结合的巅峰之作，是清代宫廷“词臣供奉，画院遵命”创作模式的典范。八首御制诗皆非宏阔典重之“大述作”，而取日常小景：风帘双燕、绕屋树阴、春星草堂、云归雨余、带月荷锄、读书松桂、琅玕晓窗、早梅迎岁。每一开册页，都是一个独立而精妙的叙事单元，共同编织成一幅嘉庆帝理想中的王朝图景。
第一开：御制风帘入双燕
画面描绘了春日湖畔，杨柳依依，双燕翩飞，远处屋舍俨然，整体氛围宁静祥和。诗中的“学舞双飞燕”、“入幕更无嫌”，表面写燕，实则是君臣关系的隐喻。燕子成双入对，自由出入帘幕，象征着皇帝希望臣子能如燕般与君主心意相通。画面中开阔的景致，正暗示了这种理想关系所需的清明政治环境。
第二开：御制绕屋树扶疎
“ 阴浓夏正初， 生意日扶疏”，树木的繁茂象征着国家生机的恢复。嘉庆帝在诗中明确点出“素心谁访问，静坐掩荆闾”，这并非消极退隐，而是表达了在经历乾隆晚期奢靡之后，主张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画面中的安宁，正是其政治理想的直接反映。
第三开：御制春星带草堂
茅屋临水， 远山空蒙， 一人独坐屋中，静对湖山星月。构图空灵，意境高远。此诗意境最为玄妙。“春星”如“奎曲”、“玉绳”，皆是祥瑞的天象。诗句“木德征休应，东皇叶泰宁”及“蓬枢昭化育”，直言皇帝的德行（木德，对应仁政）感召上天， 使得天下泰宁， 并将恩泽（ 化育）施于最普通的茅屋（蓬枢）。这开册页是嘉庆帝 “天人感应”世界观的核心表达，他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建立于道德与天意的契合之上。
第四开：御制云归带雨余
雨后初晴， 云气蒸腾， 山色湿润，树木葱茏，生机勃勃。“云归”而“雨余”，描绘的是云彩收敛、雨水润泽大地的景象。诗中“尚蓄为霖意，欣余返岫时”是点睛之笔。云彩返回山峦（返岫），看似休息，却仍蕴含着降雨的能力（为霖意）。这精准地隐喻了皇帝的权力行使之道：既要有发号施令、润泽万物的能力，也要懂得适时收敛、让社会自然生息（返岫）。这是一种充满道家智慧的统治哲学。
第五开：御制带月荷锄归
夕阳西下， 新月东升， 农人荷锄踏桥而归，村落犬吠，稚子候门。画面充满温馨的世俗生活气息。此诗化用陶渊明意境，但目的不同。陶渊明是个人情怀的抒发，而嘉庆帝此举意在表彰农耕，宣扬其重农的基本国策。“到门宵露重，稚子候柴扉”的温馨场景，是国家稳定、百姓安居的终极体现。这幅画是对“太平盛世”最直观、最动人的定义。
第六开：御制读书松桂林
松林茂密，书屋掩映其间，高士于其中静读。松桂象征坚贞与高洁。“何处读书好，清宜松桂林”，点明环境对修养的重要性。皇帝读书，并非仅为求知，更是“一编欣静悟，幽致惬遐心”，是通过静读领悟治国之道，陶冶情操。这开册页旨在强调，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阶层，道德修养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第七开：御制琅玕笼晓牕
竹林潇潇， 晓色透过窗棂， 意境清幽。竹，即“琅玕”，是君子的化身。诗中将竹子的特性与君子品德一一对应：“披拂高人节，低徊君子风”。提及“潇湘”、“淇澳”等与竹相关的典故，更是将个人情操与历史中的高士传统相连。此页与上一页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嘉庆帝对精英阶层人格理想的期待。
第八开：御制迎岁早梅新
冬末春初，梅花怒放，红桥点缀，一人行走其间，似在寻梅探春。这是全册的点睛之笔。“迎岁梅开早”，梅花在旧岁之末、新岁之初绽放，是变革与新生的最强符号。“信传三尺雪，花报一枝春”，明确喻指在严峻的局势（雪，暗指和珅案等积弊）后，新政（春）的到来。嘉庆帝以此宣告一个不同于乾隆晚期的、清新（“清疎才有韵”）、廉洁（“淡泊不生尘”）的新时代开启。
这套册页是嘉庆朝政治与文化风貌的“实物档案”。通过它，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嘉庆皇帝（颙琰）的文艺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他希望通过艺术形象传达的“守成之主”、“崇尚俭朴”、“回归儒家正统”的政治信号。董诰的创作，则是臣子对皇帝意图的精准理解和艺术呈现。
董诰《御制诗八开册》是一件承载着盛大历史、森严礼制与顶级艺术成就的珍品。每一开册页，都凝固了一段嘉庆初年的宫廷时光，是后人窥探那个时代皇权与艺术如何交织互动的宝贵窗口。
文臣笔墨的精工与雅致
《清画家诗史》谓：董诰“山水享承家学，秀雅绝尘”，《清代画史增编》亦有“享承家学，山水绝伦”之语，说明董诰的绘画深受其父董邦达的影响。时人周凯（1779-1837）在《富春画山水者记》一文中关于董氏父子山水画的记载非常重要：“画山水者，国朝董文恪、文恭二公最着，文恪自入都后，画亦进。所观览者多，故用笔、用墨皆臻古法，得唐、宋、元、明诸大家意，文恭山水，多作于翰林时，虽苍劲不及文恪，而福泽所钟，有正笏垂绅之度。小幅亦深厚峻逸，赵荣禄、高尚书流亚也。”董诰的山水正是沿袭董邦达的宗法渊源，继追南宗诸大家，并利用侍从近臣的身份，饱游沃看宫廷丰富的古代名家巨迹，使自己的山水艺术能够上窥宋元经典，遂成一代名手。
参考图：董诰《开韶集胜》图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御制诗八开册》承继了清代宫廷绘画 “工细妍丽” 的风格，同时融入文人画的雅致意韵。
《御制琅玕笼晓牕》局部
《御制迎岁早梅新》局部
设色技法：以淡彩为主，青绿、赭石等色层层晕染，如《御制琅玕笼晓牕》中，翠竹以细腻的墨线勾勒后敷以青翠淡彩，与 “晓牕” 的朦胧光影相融，营造出清幽雅致的晨景；《御制迎岁早梅新》中，早梅以淡粉点染，与远山的浅赭、近石的青绿形成冷暖对比，凸显早春的生机。
《御制带月荷锄归》局部
构图布局：每开皆遵循 “诗画互映” 的逻辑，画面空间与诗歌意境高度契合。如《御制带月荷锄归》，画中农人荷锄过桥、稚子候门的场景，与诗歌 “到门宵露重，稚子候柴扉” 的文字完全呼应，构图疏密有致，人物虽小却神态生动，体现董诰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与艺术化提炼。
其书法则以馆阁体为基，兼含行书意趣，笔画端稳规整，又不失灵动。在《御制迎岁早梅新》的题识中，“臣董诰敬书恭书” 的落款，字体端庄恭谨，是清代宫廷 “臣字款” 书法的典型体现。
著录明确《石渠宝笈》加持
《石渠宝笈三编》开编于嘉庆二十年（1815 年）二月，距《续编》成书已经二十三年，编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闰六月。整理编写者是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张麟、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维镐、胡敬等人。在内容上，《三编》补入了初编和续编漏载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宸翰」，以及嘉庆皇帝本人的作品，和臣工进献而不见于初续编记载的作品，体例沿袭《续编》，著录详尽，登载鉴藏印章不按时代而按钤盖位置，更加审慎。
《石渠宝笈》三编（五）续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五册第3602页
《石渠宝笈》三编（五）续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五册第3603页
《石渠宝笈》三编（五）续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五册第3609页
《石渠宝笈》三编（五）续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五册第3602页，第3603页 第3609页。这意味着在任何一部权威的《石渠宝笈》版本中，都可以按图索骥，查到关于这套册页的详细记录，包括它的尺寸、材质、内容、题跋、钤印等信息。这种“流传有序”的记录是判定一件古代书画真伪和价值的生命线。
皇家玺印：是权力符号的艺术化嵌入更是清代宫廷书画的 “身份标识”
嘉庆帝
“嘉庆御览之宝”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
“石渠宝笈”、“宝笈三编”
作品钤“嘉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表明其经皇帝御览，并希望子孙永宝。
收藏印“石渠宝笈”、“宝笈三编”等印，是它被收入宫廷收藏的“入库凭证”。
嘉庆帝闲章“惟几惟康”（出自《尚书》，意为思考治国安邦的细微之处），这方印不仅体现了嘉庆帝的治国理念，也常用于其喜爱的藏品之上，是重要的时代标志。
画家钤有“臣”“诰”两方印章。
“惟几惟康”
“惟几惟康”，清嘉庆，昌化石质，随形雕云龙方形玺，汉文篆书。
“惟几惟康”语出《尚书•益稷》：“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盖言人君奉天命以临民，安其位者，惟在慎几，惟在慎微。嘉庆以“惟几惟康”为治世之要道，故刻之于玺，垂诸万世，固当与典谟训诰共昭法守。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