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敦煌乐谱学术史上的饶宗颐

来源：潮新闻

中文学术界所称的“敦煌乐谱”，指的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所藏的三种纸本文献，它们分别是：

1）编号为P.3808《长兴四年庆圣节中兴殿讲经文》背面的25首曲谱；

2）编号为P.3539《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背面一纸牒文后的二十个琵琶谱字及指法标注；

3）编号为P.3719《尔雅》白文背面的一页《浣溪沙》琵琶残谱。

这些文书是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由敦煌莫高窟获取的六千余件文书中的三种，这批文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农历五月二十六被看管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1851–1931）发现于莫高窟16窟北侧甬道一长宽各2.6米、高三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17窟，又名“藏经洞”）。1908年，经过三周的阅读与挑拣（图1），精通汉语的“法国游历学士贝大夫”伯希和以500两银子向王道士“请去”他认为较有价值的数千种经卷并装箱从天津出港运往巴黎。

图1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挑选文书，1908年

由于敦煌当时的用纸习惯，三件音乐文献都书写在正式文书的背面，显示出它们用于正式文书的抄写时是作为废纸而被偶然挑拣。而因为这三件音乐文献被发现、披露、以及应用于音乐研究的时间并不一致，学者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根据各自的不同解读而予以分别不同的名称，以至于今天被我们称为“敦煌乐谱”的这三种文献在1990年以前几乎未曾有过统一的名称。尤其对记写有25首当时乐曲的法藏P.3808（图2），沿袭巴黎图书馆原卷目录而称为“曲子工尺谱”的有之，按照其演奏的乐器判断称为“琵琶谱”的有之，据其时代称之为“唐人乐谱”的有之、据其地理称之为“敦煌古谱”、“敦煌曲谱”的有之， 甚至自1982年中国掀起对它的研究热潮以来，对它名称的讨论本身已是学术争鸣的一种热点。

图2 P.3808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之所以有如此繁复的名称，究其根本是人们对这些乐谱性质的不同认知所决定。由于唐代琵琶（图3）在近古中国的发展演变，使得唐传日本的中古记谱法在近古中国完全失去了应用价值，并导致中、日两国学者对于这一被历史尘封在敦煌藏经洞的古谱，无论在谱属、节拍等基础问题，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基础，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未能获得一致的共识。

图3 唐代紫檀木画槽琵琶，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

由此可见，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并非一个命名习惯的约定俗成，而是伴随学术研究的推进而不断更新的学术理路。而在科学研究的现代视角中，敦煌乐谱的研究推进更不能简单地以舞台化的声音呈现为标准，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学术上的突破甚至是以自我推翻某种业已明确的猜想为进步。回顾“敦煌曲谱”到“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可以看出敦煌乐谱学术研究道路的曲折以及学术方法的差别，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敦煌乐谱名称确立过程中所反映的研究目标与途径的差别进行历时性的省察，揭示前贤在不同学术分期中所付出的心智创造及其之于古谱研究问题取向的影响，其学术史的研究价值，不亚于敦煌乐谱的节奏结论本身。

此也即本研究之所以出。

图4《敦煌乐谱学术史研究》封面，2024年出版

作为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传统音乐古谱研究”（22ZD13）的重要学术成果（图4），本研究志在还原敦煌乐谱研究学术史上的不同时代研究者所贡献的心智创造——包括一些业已被推翻的“陈见”在各自学术语境中的重要历史价值——为将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敦煌乐谱研究提供学术路径的参照。

自从1938年日本学者林谦三与平出久雄合作的论文《琵琶古谱之研究》发表以来，以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得并复制赠送内藤湖南的P.3808乐谱研究，便成为中古音乐史的一个专题。围绕着这份被称之为“敦煌曲谱”的25首乐谱之谱属、谱字符号、节奏等音乐问题以及写本考察，特别在1981年底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教授发表题为《敦煌曲谱研究》的学术报告之后，中文学世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除了P.3808之外，1950s被赵元任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P.3539（图5）以及1960s被左景权发现的P.3719（图6）两种敦煌文书，也因P.3808的研究而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P.3539（乙谱）解决了三种材料的谱属问题、P.3719（丙谱）指明了三种材料与敦煌舞谱的关联，将P.3808、P.3539、P.3719作为敦煌曲谱的甲、乙、丙谱进行共同研究的共识，使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中提出的“舞缘乐制，步趋相衔”之研究理想成为可能，并直接促成与“敦煌舞谱”相对的“敦煌乐谱”之称成为三种曲谱新的专名。

图5 P.3539“琵琶二十谱字”（最左两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6 P.3719《浣溪沙》，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就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敦煌乐谱的名称与学术理路都源自早年移居香港的广东学者饶宗颐先生（图7），由于其早年在巴黎亲睹P.3808原件以及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合著《敦煌曲》的经验，对P.3808内容及性质皆有整体洞察。1960年，饶先生在香港《新亚学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敦煌琵琶谱读记》，凭借深厚的学识及孜孜不倦的探索，尽管研究过程中未能获阅林谦三的论文，但通过自身的整体研究获得P.3808是为琵琶谱的认识。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早年借阅抄写P.3808时已洞察到它与敦煌舞谱P.3501（图8）的参照性，以至于在《敦煌琵琶谱读记》中已将大英博物馆所藏与P.3501相同谱属的S.5643号舞谱作为附录内容予以披露。而在对此件新发现的舞谱介绍文字中，由于他应用“乐谱”的称呼与“舞谱”进行相对的指认，使“敦煌乐谱”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学术史上。

图7 饶宗颐（1917-2018）

图8 P.3501敦煌舞谱，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由于时代的限制，饶先生在香港发表的论文并未引起大陆学者的注意，以至于将来他在了解大陆学界对于P.3808谱属的争论之后大为抱憾，并不遗余力地支持将来成为敦煌乐谱专家的陈应时的研究及创见之发表。而与此同时，由于1985年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在英藏敦煌经卷中发现有五代纪年的S.5613《南歌子》舞谱题注进一步地证明了乙谱P.3719的性质，间接促成了饶宗颐将乐谱、舞谱相互参照的学术研究思想在学术史上因乐谱研究者、舞谱研究者的共同研究实践而生生出其节奏研究的独特内涵。

1991年饶宗颐在为席臻贯先生《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所作序言中明确引用S.5613的这首《南歌子》，并利用它的性质与落款信息证明这个时期歌与舞结合表现于酒宴的时尚。由饶宗颐之将《南歌子》作为“饮筵侑酒”之曲盛行于五代时期的佐证材料可见，他对于敦煌舞谱之节拍节奏内涵以及对于同时代敦煌乐谱之互相参证的价值是具有相当的信心的。这也是他连续组织出版“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一（图9）、之二，对敦煌乐谱研究的重要研究论文进行汇编出版以供中文学界参考的愿力。

图9 饶宗颐所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一《敦煌琵琶谱》封面

由于饶宗颐提出的将乐谱联系舞谱研究的倡议及其对于该领域研究不遗余力的实质性推动，在敦煌乐谱的研究中在1987年前出现了一大部分将敦煌舞谱纳入研究视野的动向，涌现了一大批将舞谱中的节拍节奏内涵予以发掘的研究，包括何昌林、席臻贯、饶宗颐在内的乐谱研究者都发表了大量舞谱的研究成果，其中深得饶先生激赏的，无疑是陈应时这一时代背景下提供明确节拍节奏意见的“掣拍说”。饶先生在见诸“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一”《敦煌琵琶谱》②的序言写道：

余于1987年六月在香港主持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提出论文“敦煌乐谱舞谱有关诸问题”，强调乐谱与舞谱有不可分之关系，不能舍舞而论乐，见于敦煌乐谱之曲子多为上酒之曲子，事已同于酒令，琵琶谱之节奏实与舞之步伐相配合。向来各家治乐与舞，分道扬镳，殊途而不能同归，殊属不智，亟宜改正趋向。

至于乐谱节奏方面，向来相袭，采用板眼说，诸家译谱，且已录音，听来甚不悦耳。由于译谱者不够忠实，每每随意增减，势非重译，无以奏功。因请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再作尝试，其时赵晓生新倡句逗说，以纠各家之疏失，视·号为小顿，口号为长顿。陈君根据张炎词源，合以梦溪笔谈，另创掣拍一说。其重译之谱，顷已完成，蒙先寄示，覩其新译，要点有三：（一）谱字之细心勘核，多所订正。（二）揭开口·两号叠用之奥秘。（三）六字一拍与煞句三字一拍之分析，依同调之比勘，发现曲调谱字之旋律，可谓近年来敦煌乐谱研究之突破。

……

1988年二月 饶宗颐识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时丁卯岁旧历除夕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上引饶宗颐序文是敦煌乐谱研究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一方面它揭示了敦煌乐谱研究中极具影响的一种节奏推论“掣拍说”的面世在学术史上的理论语境，另一方面印证了敦煌乐谱这一将来广被学界接纳的名称在学理上的新视界——如饶氏文中所言，赵晓生、陈应时等学者此间对于节奏内涵的探索与发表，正是这种学术事业上“纠各家之疏失”的实践，而陈应时提出的“可谓近年来敦煌乐谱研究之突破”的节奏意见，则正是将敦煌乐谱一词区别于以往名称并应用于新的研究的学术契机。

综上所述，从表面上看，从敦煌琵琶谱到敦煌曲谱到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似乎划分了学术史的历史分期，但当我们回顾饶宗颐对“敦煌乐谱”与“敦煌舞谱”研究并进的倡导以及对“掣拍说”不遗余力的鼓吹推广可以看到，从敦煌琵琶谱到敦煌曲谱到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事实上是学科史上问题的纵深所致，所谓的敦煌乐谱，既如前节所揭示的与敦煌舞谱相对，这个名称的核心内涵绝非将研究对象从P.3808的曲谱文献扩大至P.3537与P.3719的简单转变，而是学术研究中将琵琶谱这一性质曲谱文献的普遍研究提高深入到节奏研究的具体层面。

注：

①本文内容摘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敦煌乐谱学术史研究》（2024年6月，现代出版社）一书的“导论”部分。原文《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及其学术内涵》已发表于《音乐艺术》2024年第3期。

②饶宗颐.敦煌琵琶谱[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序2.

作者简介：

温和，浙江平阳人，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史博士，国家公派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首届邀访学者，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书籍推介：

近日，由浙江音乐学院丝绸之路乐舞研究中心编，浙江音乐学院二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孟凡玉主编，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温和著的《敦煌乐谱学术史研究》在现代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传统音乐古谱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乐谱学术研究的历程，同时全面省察有关中古琵琶的演变、记谱体系的发展、敦煌舞谱的材料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发展。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在各自藩篱中所贡献的心智创造，完整地彰显了其科学价值，其中包括一些业已被推翻的“陈见”，还有很多极为广泛的分歧，即使到了研究热潮退去的今天，仍然未能获得一致的共识，但在还原其学术语境以及衍生问题的繁复时，反而为将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研究提供学术路径的参照。因此，作者称本书为“研究的研究”。内附大量珍贵乐谱、乐器实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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