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摄影师的叶锦添：从世界攫取能量

来源：南方周末

《破碎的美》，2005年。叶锦添认为，王祖贤平时给人一种防备感，但在镜头里，她解开了防备。照片中，她的眼神、她的嘴都呈现出放松姿态。（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叶锦添的镜头里，留存着王祖贤退出娱乐圈前最后的影像。

那是2005年的台湾，她已有退隐之意，拍摄现场的气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紧张，人们感受到她快离开了。但那一次，叶锦添和她拍得很尽兴，从早上10点直到第二天中午。叶锦添问：“你有没有兴趣再拍下去？”她便爽快地说：“好啊，来啊。”那次拍摄之后，她就正式隐退了。

春日的北京，樱花落满街头。叶锦添工作室在昌平的一片别墅区，小区有些年头，邻居在院落里打造着中式或欧式的繁复景观，叶锦添的庭院很简洁，四下无人，一棵枯树显得分外寂静。他戴着贝雷帽，系红色围巾，时而握住杯子，礼貌地点点头。

作为视觉艺术家，人们熟知叶锦添，多半由于电影、服装、舞台艺术。2001年，叶锦添凭借《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和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服装设计奖两项大奖，曾在《英雄本色》《胭脂扣》《人在纽约》《大明宫词》《夜宴》《赤壁》等众多影视作品中担任美术指导及服装造型设计，获得诸多国际奖项。2023年，收获票房口碑的《封神》第一部，亦由叶锦添担任美术指导兼造型指导，在殷商历史中实践东方美学。

叶锦添的创作游走于不同的艺术形态，而他最珍视，也最被忽略的一个身份，是摄影师。1986年，叶锦添从香港理工大学高级摄影专业毕业，在生活中，摄影师角色的占比有百分之四五十。他常常拿起相机，抓拍那个“出现”的瞬间。一开始是在电影片场，后来，在欧洲、南亚、北极……他穿梭在不同文化之中，探索时间与空间的奥秘。

他试图从生活中不断抽取某种局部，以达成抽象的时间意义。而通过影像与空间细腻的直觉产生的二度空间，使得摄影成为一种可见的诗。“它记录的不只是片刻的时间，也是时间的深度。”叶锦添说。

1970年代美国新纪实摄影旗手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对叶锦添影响颇深。在她的镜头中，畸形人、流浪汉、同性恋者、裸体主义者、智障儿童成为被“歌颂”的群体，促使观者重新思考畸形与正常，常态与非常态。“她用极度热情又孤绝的眼神看着世界，让我真正理解到摄影的真实面貌。”叶锦添说。

2024年，叶锦添将多年拍摄的作品结集为摄影集《凝望》，介绍他观看世界的方式，以下是根据专访内容及叶锦添写作文字整理的自述：

“隐身”于片场

时间是一种多维的存在和流动，我一直沉迷于对时间的探索。这些年，我开始整理自己，做过许多展览，但少有人理解我在做什么。我一直在钻研不同艺术的堂奥，摄影是我一直在认真做的事，现在，我想第一次以摄影师的身份出现。

我进入摄影的世界，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我的哥哥是一名摄影师，很早便创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他送给我一台照相机。在家里，我是最小的，一直跟着他尝试的步伐。校园时代的我，一直困在台北中山纪念馆，不被人认可的感觉总折磨着我，总是与这个我渴望亲近的世界产生距离。

我想急速打破它，摄影成为我可以在现实生活德国、中国台湾观察的一张门票，可以偷偷窥视我所感兴趣的人们是怎么在那个地方生活与发光的。我可以通过这张门票遨游天际，不会受到其他世界价值的干扰，在一个弱小的自我之中找到真理。

我的早期摄影，围绕着我的经验而成长，我喜欢看到与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见的不一样的世界。当时，我同时拥有两个机会，一个是进入刚开设的香港理工学院（编者注：现为香港理工大学）高级摄影专业，另一个来自资深电影人卢玉莹，我接手了她当时还在执行的人物拍摄与写作，开始了我奔走于片场之间的隐形生活。

那段时期，我拍摄了周润发、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等演员的早期形象，慢慢形成了早期摄影的脉络。那时现场在拍戏，要拍演员穿着戏服、有场景，一定是正在拍的时候。那会儿通常最难搞，因为不让你进去，机器和灯，都把位置占满了。而且他们都很凶的，我那时还比较小，但我就是，管你的。

1987年，《龙虎风云》剧组，香港。叶锦添习惯“隐身”于片场，在各个角落拿着照相机拍照。周润发的这张片场文化和旅游部在正式拍电影之前的打板，他已经进入了拍摄状态。他那时刚拍完《英雄本色》，正值当红。（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曾经》这张照片也是早期作品，在电影《胭脂扣》的片场，当时我没办法动，这个位置旁边都是人，中间还有一盏灯。但是我刚好看到张国荣在镜子里，我拍的时候没怎么选择构图，拍了出来之后，发现有三个时空在（同）一张照片上——梅艳芳和张国荣在对话，镜子上的张国荣，老妈妈。我觉得这张照片越久越香，当张国荣离开我们后，我就觉得它一直在往深了走。照片中他和梅艳芳对视的画面已经在渐渐变暗，所以他真正存在是在镜子里，好像时间线一直往后推，可以推到无限远那种感觉。

右侧坐着的老妈妈负责化妆，也是一个写实的时间的象征，张国荣和梅艳芳都在梦境，是1930年代的氛围，跟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感。照片中突然间出现很多并置的构图，而且它们还在对话。有现在，又有想象，而它又变成永恒，是一张很教科书式的照片。

《曾经》，1987年电影《胭脂扣》片场，香港（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1990年代，我曾有一段时间给杂志拍专栏照片。林嘉欣这组照片是为ELLE台湾版拍的，她那时还没有正式出道，刚从加拿大回来，想进演艺圈发展。那天，她刚下飞机就来到摄影棚，在我开的酒馆里通宵拍摄。

好乖的一个小女孩，十点钟我们开始拍，换一些衣服。拍到晚上，我问她你累不累啊？我说我还想拍，后来那些杂志社的人帮我借来衣服，她那时已经很累，但我们一直拍到第二天凌晨四点。

到那个时间点，大家都有一种不在常态的感觉。后来她还跟朋友讲，她那天一直在笑，她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她一困就笑。我们觉得一点都不做作，而且她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有一点不是在防备，她很自然就进入那个状态了。

《出神》，1990年代还未出道的林嘉欣，在叶锦添于台湾开的小酒馆拍摄杂志照片（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我曾在台湾生活多年，开过一家酒馆，在辽宁街，就是王家卫拍《春光乍泄》的那条街。那条街好有趣，所有老板都住在那边，你在每个店都能看到老板，等于他的王国，把店布置成他自己想象的那样。

我就住在辽宁街的二楼，台湾最老的公寓。酒馆慢慢成为文化界聚会聊天的场所，白先勇、侯孝贤、钟阿城、朱天文、张大春、林怀民等，都是座上客。我也常带小剧场的人去表演，齐秦也经常去。我每天坐在那儿，蛮喜欢那种感觉的。

“张力留在了照片里”

在我的生活里，摄影师角色的占比至少是百分之四五十，几乎是比例最大的。通过摄影，我得以关注当下的世界，从世界攫取能量，进而深刻影响其他方面的创作。

我曾经多次去孟加拉国，拍过贫民窟的小孩、屋檐下的少妇、在船厂工作的少年、街头乞讨的老妪……有一次，一行中有一个白人，是拍纪录片的，他一到那里就“疯”了，到处拍。我们在当地一看就是外地人，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和他们不一样，去到哪里，每个人都看着我们，一整条街的人都看着我们，像拍大合照一样。

当我们去到一处旧码头，周围四处是垃圾，看见一群很强壮的当地人。这位白人朋友扛着摄影机，走到那群人面前，照片中的这位当地人已经不是太友善，他拿着相机走到他面前，停了大概五分钟，双方“对峙”着，感觉随时会打起来。我就走过去把这个瞬间拍下来，我们那时候好大胆，那个张力就留在了照片里面，有殖民问题，很复杂。

《对视》，2010年，孟加拉国。（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我曾去孟加拉国的造船厂拍过，那里全是手工，没有机器，而且造的船很大，一块一块铁片都是用手打的，打平后，装到船上。我拍过很多小孩子的照片，拍的时候，根本不用花时间沟通，他们不怕陌生人的，而且他们全在街头，十几二十个人。那些小孩感到好奇和新鲜，脸都快贴上镜头了。

孟加拉国当地女性结婚后，在家庭里的地位比较低，基本失去了自主权。男女之间性别权利的差异很明显，我拍过好几张照片跟这一主题相关。

我和编舞家阿库·汉姆(Akram Khan，孟加拉国裔英国舞蹈家、国际舞蹈界最具原创性的现代舞编舞家，被誉为“21世纪舞坛第一传奇”)一起去过孟加拉国，他问我应该跳什么舞，我说你应该回你的家乡（取材）。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舞台剧《源》（《DESH》），拿了很多奖，其中我用倒悬的布条置成一个场景，阿库·汉姆一个人跳很多角色，其中一个是他父亲，他一直站起来，掉下来，站起来，掉下来。倒悬的布条象征家乡水的倒影，一个永不重来的时间，他老爸说你要回到那片土地去，但是他去找他的故乡，已经找不到他的地，船夫带他去河上，已经看不到底，都是英国人种的水草，他们养鱼都没法养。

舞台剧《源》现场。（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你心里在想，它就会出现”

台湾澎湖是一个很能出片子的地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住在澎湖，一直打电话说，你来啊，这边很好玩的。他的家在一处荒芜的地方，周围没有房子，是在一个坟场的中间。

这给人感觉很奇怪，但在澎湖好像又显得不那么奇怪，因为澎湖有很多坟场，后来因为1990年代经济好，坟墓全挖了，留下很多空墓穴，一个一个珊瑚铺在里面，好像人的脸一样。我们住的房子旁边都是，在周围走，在码头上都会看到这些东西，多少年都没有人整理。

那个时候我对这些与死亡相关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澎湖的很多场景和事物都让我感受到了灵性。它像是世界的边缘，而这个边缘牵扯着现实世界无法解释的一些东西。这张照片的场景好像在海边，有海岸，有船，有海里的八爪鱼，但实际只是民居旁的一处荒废地，而这个看着像八爪鱼的东西，其实是船用浮球。

《冥海》，台湾澎湖。（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我们还遇到一位比较奇怪的艺术家，七十几岁了，我那时去他那边，在路上看到好多床单烂掉了，他画了一些人在床单上，他还自己做木雕、珊瑚雕。那些木雕的原料，大部分是他从海边拉回来的漂流木，或许已在大海里漂流了数百年。他有一个好大的园区，都是他的雕刻，怪得不得了，他还会跳舞。

拍照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有时候你心里在想，它就会出现，有一种牵引感。你也不知道，就顺着前面走，觉得好像还需要走，那个东西还没出现。像这张照片，正常来讲，狗走过来，是非常短的瞬间，它就会离开了，而这条狗站那儿好久。

当时我跟朋友在一个山坡上聊天，我一直知道它在，但是没有想过要拍，但后来我们聊了一下午，它还站在那里，我就拍了下来。好像黑泽明的电影。

​《灵在》，2005年。台湾澎湖的一处荒野，一只黑白花纹狗定神望着一张中间破了洞的废弃沙发。叶锦添认为场景充满荒诞感的同时有一种阴郁的情绪，这张沙发可能是小狗主人曾使用过的，又或许它真的看到曾经的主人正坐在沙发上。“他和它抛开凡间俗事，静静地对看，亦真亦幻。这片荒野旁有个大坑，里面全是废弃的家具，特别像灾难现场。”叶锦添写道。（摄影/叶锦添，受访者供图）

我不太喜欢平凡现实的世界，梦想总是可以让人渡过难关。原本属于纪实的摄影，我曾对其藏在时间里的秘密充满兴趣，我并不相信现实所见是唯一的真实。我不反纪实的原初，我反纪实的现状。在一个商业社会，太多人用非常熟悉的语言系统去影响你，好像语言可以帮你去整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已经在整理世界这个系统里被绑架了。

我们那个年代应该跟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我现在没法体会年龄很小的那些人，但是我能感觉到“超声波”，信息多得不得了。但是他们走得非常平面，我觉得非常可惜，他们没有走得更fancy，因为被商业的计算思维、数据思维影响之后，走深入就分外困难。

我感觉现在全世界太过物质，太过弱肉强食，每个人都逼你去创业，教你一些技巧，让大家自由搏击。你给我钱，我就教你怎么打，就像一个斗兽场，根本没有人管那些人失败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但是后来我看到今年奥斯卡还是有些人冲出来了，像诺兰还是冲出来了，虽然有些东西很难兼顾，就比如说讲原子弹，一个日本人都没有，那你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在当下拍这部戏（编者注：指电影《奥本海默》）还是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