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两周时期青铜壶撷英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周时期青铜壶形态各异，特征鲜明，包含了两周时期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及楚文化等地域特色，是研究两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青铜壶自商代早期至战国末，由兴起、盛行到没落，经历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是商周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鸿篇巨制，那么青铜壶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现选取9 件（套）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壶，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作简要介绍，以供学界赏鉴。

图1 颂壶

颂壶

西周晚期，高50.8 厘米，口长20.3 厘米，口宽17 厘米，盖缺失。器形为椭方形，口微侈，口沿内折，长颈垂腹，圈足外撇，下有一周宽台沿。颈部两侧是对应的兽首衔环耳，颈部饰波带纹，颈腹之间有一道凸棱，腹部饰两条龙身粗大的交龙纹，一龙首呈正面，一龙首呈侧面，正面龙首均为高浮雕。圈足饰并列式鳞纹（图1）。壶口下内壁铸铭文150字（图2）：

图2 颂壶铭文拓本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大室，即立，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乎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监司新 贾，用宫御，锡汝玄衣黹纯、赤市、朱黄、銮旗、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瑾璋。颂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龏叔、皇母龏姒宝尊壶，用追孝，祈匃康娱、纯佑、通禄、永命，颂其万年眉寿，畯臣天子，令终，子子孙孙宝用。

铭文内容是宣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日清晨，王在周的昭王之庙册命颂。命颂管理成周的二十家商贾，负责征收所得收入供王宫使用，赏赐颂礼服、蔽膝、大带、旗帜及马衔等，命颂要尽于职守。颂赞颂周王的伟大美德，为祭享高贵的父母铸造此尊贵的壶，纪念先祖，祈求安康，官运亨通，命运长久，作天子贤明之臣，善终，子子孙孙永远宝用。此篇铭文详尽记载了周宣王对颂的一次册命，是研究西周晚期职事任命、税收管理、赏赐制度等多方面重要的参考资料。

图3 射壶甲

射壶（一对）

西周晚期，盛酒器，壶甲通高52.8厘米，壶乙通高51.2厘米，均带盖。兽耳衔圆环，造型、纹饰及铭文皆相同（图3）。铭文分别铸于器盖子口外壁和器颈内壁，盖铭19行59字，器铭10行60字（图4）：

图4-1 射壶 甲 铭文拓本

唯九月初吉甲寅，皇君尹叔命射 贾，“乃事东 其工，乃事述。”遣念于蔡君子兴用天尹之 ，弋 射 ，锡之金。用作朕皇考 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图4-2 射壶 乙 铭文拓本

铭文内容为九月初吉甲寅日，皇君尹叔命射主管贮事，尹叔对射的先辈蔡君子兴曾受到天尹的宠爱致以还念，并奖励射，赐予吉金。射因此铸造了这对壶以祭祀亡父，希望子子孙孙永远延续下去。器主射为蔡国贵族，是尹叔的家臣。尹氏为姞姓，两周之际与蔡国公室有通婚之谊，而用身为蔡国贵族的射为家臣，更见势力之大。此壶是较早的蔡国青铜器之一，其铭文内容对研究西周家臣制度、贵族经济事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图5 陈侯壶

陈侯壶

春秋早期，1963年山东肥城小王庄出土。通高51厘米，器体呈椭方形，高盖，子口方圈顶盖，直口长颈，颈部饰两对称的象鼻形套环耳，垂腹圈足。腹部四面各饰一道凸起的宽带十字纹（图5）。器、盖同铭，器铭在口沿内侧，盖铭在口外，共3行13字（图6）：

图6-1 陈侯壶器铭拓本

图6-2 陈侯壶盖铭拓本

陈侯作妫橹媵壶，其万年永宝用。

妫橹是陈侯的女儿，妫是其姓，橹为其名。根据《史记·陈杞世家》的记载陈国为虞舜之后，妫姓国。此壶纹饰简单，但意义非凡，是陈侯为其女儿妫橹所作的陪嫁器，对研究春秋早期诸侯的婚嫁关系有很高价值。

图7 曾中斿父壶器形

曾仲斿父壶

春秋早期，1966年湖北京山县坪坝镇苏家垄出土。通高66.7厘米，壶由盖和身两部分组成，器体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盖作莲瓣形捉手十片，上饰兽面纹。长颈鼓腹，颈部两侧有兽面衔环耳。腹部饰带棱的环带纹，圈足为垂鳞纹（图7）。器、盖同铭，各12字（图8）：

图8-1 曾中斿父壶盖铭拓本

图8-2 曾中斿父壶器铭拓本

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

同墓共出土青铜器97件，有铭文10件，其中一件青铜鼎有铭曰：“曾侯仲子斿父自作 彝”，可知器主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另一件铜鬲铭云：“唯黄朱柢用吉金作鬲”。经考证，铭文中的黄就是黄国，在今河南潢川县。曾仲斿父壶的出土，是研究春秋早期曾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同墓曾、黄两国青铜器共存的情况，也说明了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黄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图9-1 蟠螭纹莲盖壶甲

图9-2 蟠螭纹莲盖壶乙

蟠螭纹莲盖壶（一对）

春秋晚期，这对壶的形制、纹饰、规格俱同，通高49.5厘米，口径16.3厘米。口微侈，长颈中部收束，腹部圆鼓，圈足低矮，盖为内插式，上有七片外张的斜莲瓣，下有一周绹纹。颈部置一对顾首螭虎耳，圈足饰绹纹。壶身主体以4条双股绹纹为界栏分隔出5条纹饰带，口沿下及腹之最底部饰内填蟠螭纹的三角纹，颈部及上腹部饰蟠螭纹，下腹部饰铺首状的饕餮纹，身躯由蟠螭纹组成。蟠螭纹上饰云纹及小圆圈纹，以细密的阴线为表现形式（图9）。纹饰铸造的精美异常，华丽堂皇，繁缛而不失巧妙。

这对壶堪称春秋时期青铜器的上乘之作，极富三晋地区的风格特征，这类壶的使用者等级不低。与之形制、纹饰相近的还有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赵孟介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蟠螭纹青铜壶以及1994年太原金胜村M673出土的蟠螭纹莲盖壶等。

图10 蔡侯申壶

蔡侯申壶

春秋晚期，高79.8厘米，口长18.5厘米，口宽18.3厘米，1955年安徽省寿县蔡侯申墓出土。此壶横截面为圆角方形，器体硕大，装饰新颖，分盖和器身两部，盖上有镂空莲瓣形捉手八片，莲瓣外撇。长颈垂腹，颈部两侧饰一对大套环兽耳，颈及腹上半部为细小的蟠螭纹，腹部用十字宽带纹作分栏，四兽形底足（图10）。壶颈内壁铸6字铭文（图11）：

图11 蔡侯申壶铭文摹本

蔡侯申之壶。

据考证，蔡侯申即蔡昭侯。与蔡侯申壶同墓出土的还有青铜重器约100 余件，其中一半有铭文，主要为食、酒、水、乐等器类。另外在寿县地区还出土了大批楚国器物及少量吴国器物，其中有铭文说明了蔡国于楚、吴之间的邦交和婚嫁关系。此壶造型及装饰与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墓出土“曾姬无卹壶”相近，也可印证春秋晚期蔡国与楚国的密切联系。

图12 令狐君孺子壶

令侯君孺子壶

战国中期，20 世纪20、30 年代出土于洛阳金村大墓。通高46.5 厘米，口径14.8 厘米。盖上有六片莲瓣状捉手，莲瓣外撇，似花盛开。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饰铺首衔环耳。腹部饰五周细密的蟠虺纹带（图12）。壶颈外部有铭文23 行50 字（图13）：

图13 令狐君孺子壶铭文拓本

唯十年四月吉日，命瓜君乳子作铸尊壶，柬柬优优，康乐我家，屖屖康盄，承受屯德，旗无疆，至于万亿年，子之子，孙之孙，其永用之。

铭文中“命瓜”即文献记载的令狐，其地在山西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西），战国中期属魏邑，令狐君为此处的封君。乳读为孺，孺子表示器主的身份是令狐君的嫡子继承人。

图14 嵌孔雀石几何勾连云纹钫

嵌孔雀石几何勾连云纹钫

战国中期，高48.4 厘米。钫即方形的壶，战国中晚期开始流行。此器盖缺失，短颈，腹大，肩部两侧饰铺首衔环耳，通体以孔雀石、红铜为填料，在青铜上镶嵌出几何纹及勾连云纹的纹饰，华丽端庄，尊贵幽雅，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图14）。

镶嵌绿松石、孔雀石的工艺，早在商周两代的兵器上就有出现，但施用到大件青铜器物上，是战国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此外，嵌赤铜、错金银等镶嵌工艺技术，亦在战国中期以后达到了一个高峰。这种技艺应用于青铜器的类型上更加多元化，青铜器纹饰也更加图案化，美观化，如1951 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的嵌赤铜狩猎纹壶、山西浑源李峪出土的战国早期“嵌红铜狩猎纹豆”、河南平顶山出土的战国早期“提链嵌红铜壶”等，都是镶嵌工艺难得的精品。

​图15 鹰首提梁壶

鹰首提梁壶

战国中期，高56.5 厘米，口径12.2 厘米，底径15厘米。长颈，深圆腹，矮圈足。此壶外形似一只昂首站立、圆腹略垂的鹰，口沿与盖作鹰首形，鹰喙为流，喙闭合灵活，双目圆睁。通体饰平行沟纹，腹部中间有一周凸棱，后部有一环钮。提梁为一弯杆与两侧“S”形活动杆相接，活动杆再穿过盖上的双环与两侧耳相连（图15）。

此壶设计巧妙，形态逼真，极富艺术价值。鹰首提梁壶多出山东地区，存世数量较少，另有1970 年山东诸城臧家庄发现的战国中期鹰首壶、1996 年临淄相家庄6号墓出土的鹰首壶等，皆为难得之佳器。

西周晚期维系周王室统治的宗法制度开始动摇、崩溃，体现宗法等级和礼乐制度的青铜器，铸造水平随之退步。青铜壶也一改之前的传统风格，长颈圆腹、椭圆方形等成为主流器形，变贯耳为兽首衔环耳，以及莲瓣纹、波带纹的大量使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礼制僭越，青铜器成为四方诸侯展示权势、炫耀财富的竞赛。青铜壶的发展也开始了一个全新阶段，在制作工艺，器形样式等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造型多样，装饰繁复，华丽庄重。纹饰也改变了以兽面纹为主体的布局，取而代之以十字带纹、窃曲纹、几何纹等纹饰。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战乱频发，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象征王室权威的青铜器物也逐渐没落。青铜质地粗糙，铁器的大量使用，青铜铸造工艺不断下降，器物造型及纹饰趋于简单。但镶嵌、错金银工艺开始广泛应用，青铜壶呈现出色彩丰富，高贵典雅的风格。

文 / 舒清运

（本文作者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节选自《艺术品》2018-03 总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