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勇： 数位艺术中的科技性

　　“科技”在当代数位艺术的创作中展现出极致动能，无论是信息、虚拟、电传科技等“高”科技的应用;抑或是投影机、摄影机与导电油墨等“低”科技的创作媒材，科技始终是当代艺术创作的形式无法切割，尤以数位艺术创作更是如此，亦体现出数位艺术作品中的三个本质─“科技性”(technicity)、“数位性”(digitality)，与“互动性”(interactivity)。因为信息媒体科技的介入，方能在数位艺术作品中创造出互动性;因为虚拟科技才能创造出虚拟空间体验;因为电传科技才能让我们见识到身临其境却远在天边的时空错置感;更因为各种高低科技的交互应用，才显现出数位艺术创作的无限可能。然而，我们要问的是：究竟科技(technology)在数位艺术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科技是各种创作形式中的必然媒材(medium)?抑或仅是达成各种艺术表达的工具(tool)?而数位艺术又能展现出何种动能?或产生何种批判力吗?种种提问都指向了数位艺术的本质，亦即数位艺术的“科技性”(technicity)。

　　关于“科技性”的提问，必须回溯至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对于现代科技/技术的论点。科技与科技性的差别在于：科技性是科技的根本，科技性更让科技成为可能，亦即：科技性是科技的本质。海德格将科技性定义为一种揭蔽(revealing)、开展的状态、一种部署(disposing)、一种调整(tuning)关系的方法，一种能够显现事物本质，并将其转变成有价值的、可计数的资源(可被使用的资源)。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科技性即是决定现代性中各种关系的规模与形式的“权力/力量”(power)。也就是说，科技性关乎的并非各种科技作为一种工具，所能达成的力量(the power of technology)或目的;反之，是权力的科技性(the technicity of power)。克日什托夫‧翟瑞克(Krzysztof Ziarek)即从海德格的“科技性”论点出发，指陈在当代这个信息时代里，科技性已转变成“数位性”(digitality)，而海德格所说的“可计算的”(calculability)如今则变成“可计算机运算的”(computability)、“操弄”或工具性如今变成“可程序化”(programmability)、“集置”(enframing)则变成“格式化”(formatting)、“网络化”(internetting);“资源或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s)则变成“数据库”(data bank)。最终，科技性将变成“数位性”。换言之，现代科技将“存有”揭露成可计数的、可操弄的资源;而信息科技则是将当代世界揭露为一个不稳定的、信息全球流通的世界。亦即，科技性将存有者揭露成为可被计数、可被排序的存在;而数位性则是更深层地将那些具有数字化本质的事物推挤进虚拟的领域里，且随时可被一再的程序化(reprogramming)(注1)，重新编码成数位化的存在状态。

　　藉此观点窥探当代的数位艺术创作可以发现，数位艺术的科技性不仅在于数位性上，更延伸出“互动性”，且体现于生产互动的“界面性”(interfaciality)上。在数位艺术创作里，界面有其独特地位。它不仅是观者与艺术品之间的桥梁，引领观者进入其中并与之互动;但更重要的是，因其数位性特质，它更有着“转换”(turn/trans-)的独特性。数位界面将观者转换成数位信息，使其成为数字化存在，进入虚拟之境。

　　尽管在普世的印象中皆认为，数位艺术必然是一种高科技的应用，然而除了使用先进的计算机仪器设备与网络实时串流的原理外，数位艺术中也有另一独特且令人玩味的创作形式，例如：曾伟豪长期以来应用传统工业用途的导电油墨作为媒材，其中电流所产生出的互动形式，让人的介入与自身感知性相互联想，其创作以低科技的导电原理，观者的身体成为导电的媒材，透过身体的碰触而引发声响，并让声音的隐性存有，透过身体的介入，让人们的身体与外在的物件客体融合一起，透过触觉延伸(将双手放于装置的导电油墨手印部分)，制造出声音的显性表现。从上述可以发现，无论是高科技媒材或是低科技媒材的使用，艺术家皆是透过“界面设计”，将观者的互动行为转换成讯息形式，进而引发互动创作。

　　更进一步延伸，数位艺术的界面性不仅将观者转换成数位存有的状态，更在互动的过程中，赋予艺术品主体性。慕斯特(Anna Munster)曾指出，在人机界面的互动过程中，面部化(facialization)的过程让计算机获得主体性，而不同的互动模式能创造出不同的主体性：纯粹界面的主体、后人类主体、程序化主体等等。(注2)换言之，在数位艺术的互动过程中，观者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是一种“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产生。因此，艺术品不再是观者观看的客体，或艺术物件;反之，它在与观者的互动过程中，彷如拥有自己的生命般，能与观者产生无法令人预期的举动。因此，在互为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当数位科技赋予艺术品或数位存在主体性的同时，也不断的对真实主体提出质疑、反思。也因此，艺术品开始从中获得力量，一股引发“转变”的可能性力量。这也呼应了翟瑞克所言：当代艺术是一门攸关于“权力”(power)的课题，但非指某些权力/知识形式的支配或压制，而是指权力/力量的一种转变的可能性，这种权力/力量能将“非权力性”(nonpower)开展出来。(注3)

　　毋庸置疑的，科技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已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活动影像与电子再现科技更在上个世纪起，对人类感知的表意系统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后媒体世代中，科技与艺术创作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共栖关系，正如卢斯基(Rutsky)所言，在海德格的论述中，科技/技术的本质其实涵盖着艺术与科技两个部分。(注4)上述中关于科技性的论述不仅体现在新生代艺术创作的视域之中，更成为当代科技现象哲学家论辩的命题。总而言之，人们透过科技的使用，强化了身体对于自我、对于他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与经验。而不同科技所具有的不同物质性也不断建构、也不断地改变人类对所处生活世界的观感，以及我们如何体现在他人、在世界面前。随着各种高低科技之间的复合与应用，艺术创作的可能性被大大地开拓，也挑战着甚么是艺术的基本命题。

　　注释

　　1. Krzysztof Ziarek, The Force of Art.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0-64.

　　2. Anna Munster. Materializing New Media. (London: MIT Press, 2006). p. 122-123.

　　3. Krzysztof Ziarek, The Force of Art.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0.

　　4. R. L. Rutsky. High Techne: Art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Machine Aesthetic to the Posthuman. (Minneapolis: UP of Minnesota). p. 4;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