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媚对话黎朗（四）：关于作品《父亲》

　　和黎朗在1996年就认识了，却很少交流。记忆中大概只有一、两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他去美国领“琼斯母亲奖”回到北京，那时候我们住在光熙门30多平米的租房里，旁边是北京著名的水煮鱼，空气里每天充满油腻腻的麻辣味儿。黎朗是四川人，我们正好请他吃水煮鱼。黎朗送给了我一本书，送给我先生一瓶香水。那时候黎朗不善言词，基本是我们问他答。聊天内容大多是他在美国的见闻。

　　这次与黎朗的访谈是5月23号他来北京参加雅昌艺术中国颁奖典礼的时候。在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这次黎朗获了提名奖。

　　关于作品《父亲》

黎朗作品《父亲》

　　李媚：2013最好的作品之一是你的《父亲》。最先展出是在成都吧?我还没看到就听朋友们说你的作品是那次展览里最好的。当看到的时候心里真是被戳了下，好久都没有这种震动了。除了作品给我产生的触及灵魂的震动之外，我还特别的佩服你在那样的时候还能够具有拍摄的力量。同时你的家人也能够理解并且接受你的拍摄。

　　此时，我突然想起河南辉县的一位摄影家王树洲最近在整理他80年代作品时，把自己80年代在太行山区农村拍摄的那些已经去世的老人的肖像打印并且还装上框送去给后人，没想到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的，他们都说，人都走了，还留照片干什么，多不吉利。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我想，如果是城市的人对于自己的老人的照片，是一定会欣然接受的。但是，即便是城市的老人们，也很难接受这种临终的拍摄吧。我们的生死观与信仰上帝的西方人还是不同的。

　　黎朗：我是有这种观念的。我很长时间不敢给我父亲和母亲很郑重地拍照片，我真的很忌讳拍这个。

　　李媚：你的忌讳是什么?

　　黎朗：，真的害怕把他们的魂魄带走，特别是我父亲身体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的时候。这种仪式感很强的方式会有不祥之兆。只是在城市中由于各种文化交融以后把这些观念完全冲淡了吧。关于这个也许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

　　李媚：我是不忍拍，我爸爸得了癌症之后，我一直在照顾他，我无法对他举起相机，哪怕家人在一起的纪念照也一张都没有。我倒没有什么忌讳，只是完全没有顾念。

　　黎朗：我是忌讳。

黎朗作品《父亲》

　　李媚：我妈妈去世的时候非常美丽非常安详安睡在鲜花丛中。我挺后悔的，为什么当时没有留下她美丽安详的面容。你的《父亲》的这组作品真是达到了一个高点。生命体验、情感及语言表达都非常好。实际上那是一种给自己内心的回馈，经历真正生命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灵性在里面。

　　黎朗：特别是在写的过程中，那种体验是任何没有去书写过的人完全没法理解的。随时都在面对一个非常抽象的数字，还原当时的场景的时候，从非常遥远的我父亲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在想象，这种想象完全是虚构的，渐渐是半虚构，半真实，最后到了一个特别清晰的真实场景，这种转换过程是非常奇怪的经历。

　　李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写日记吗?

　　黎朗：每天都会写，很简单地记录非常枯燥乏味的书写过程而已。

　　李媚：这些东西很重要，留下只言片语，今后这些东西会提示你，尤其是时间过去之后，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作用?

　　黎朗：我时不时还要翻一下原来写的东西，比如某一天我在写的一些东西，今天又干嘛呢，挺有意思的。

黎朗作品《父亲》局部

　　李媚：这个过程真是很让人受不了啊!不过你还是挺幸运的，你完成了这个过程。这种创作增添了你生命的丰厚。挺羡慕你的。我就没有。我十年之间经历了父亲与母亲的离去，很遗憾都没有留下他们最后的身影。

　　黎朗：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幸运之处。当时的心态完全变了，这个和我的父亲是有关系的，你站在做儿子的角度来说，是不愿意父亲离开我们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情感在里边，如果站在我父亲的角度，真的是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几次跟我谈到，哎呀，还是死了好，太痛苦了。因为他呼吸困难，完全要憋死的感觉，没法呼吸。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当时情况下父亲的想法了，真的是生不如死。如果稍微胸怀宽广一点，是应该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待生和死，在现实中我们永远是站在生的角度来看待死亡，仿佛面对着巨大的恐惧。

　　李媚：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没法面对这个终极的问题，作为子女来说，真不知什么是真正的符合人性的孝顺。

　　黎朗：我们受到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孝顺观的教育。

　　李媚：如果真那样就是不孝。我们宁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在那儿不停地挣扎，经受痛苦，一直到最后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