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的官钧瓷器：雅具秘玩讵所尚

　　当然，这种说法带有某种推断甚至臆想，并无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相佐证。传世的宋画中描绘宋徽宗喜爱山石、花木的题材甚多，但都不见有钧窑花盆作为陈设器，故而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备受质疑。

　　到了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提到钧窑时，称“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首次提出钧窑作为花盆使用。蒲盆，即菖蒲盆，是为养植菖蒲所用。菖蒲是明代文人最为看重的花材之一，与高濂同时代的文人张谦德所撰《瓶花谱》中罗列了花卉71种，其中菖蒲为“一品九命”之一，被认为是最得文人造化的花卉。在室内陈设菖蒲，可以“收灯烟”，既净化空气，又美化居室，是明代文人士大夫之家颇为流行的室内陈设。钧窑花盆“惟种蒲盆底佳甚”，说明在明代开始，钧窑已经为文人士大夫所看重，成为庭院、书房中的贵重陈设器而普遍使用。

　　清宫旧藏的20余件官钧瓷器中，花盆就占了大半，且式样众多，釉色精美，可见在清代宫廷之中，钧窑花盆也是颇得皇帝喜爱的陈设器。

　　官钧瓷器序列有致

　　官钧瓷器还有一个特点，底部、足内侧多刻划汉写数目字，从“一”到“十”均有。这是历代各窑器物中唯一的、特有的现象。对于这些数目字的含义，古人曾作过种种推测。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南窑笔记》一书解释道：“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配合一付之记号也”，是说为了搭配花盆与花托，同一数目字的花盆与盆托配套使用，不致混搭。

　　其二，为了釉色的区分。清末民初的《陶雅》《饮流斋说瓷》等陶瓷专著中认定，一三五七九单数代表朱红色器物，二四六八十双数代表青蓝色器物。

　　其三，为了区别器物大小规格。考古人员根据钧台窑址出土标本进行了排比分析，可以看出钧窑器底的数目字表示了器物的尺寸，也就是器型的高低大小。以“一”为最高，口径最大，依次递减，“十”为最低，口径最小。

　　故宫珍藏的28件官钧瓷器中，带有数目者23件，与《景德镇陶录》中所说钧窑“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者佳”的表述相符。细观这些数目字，可以印证上述三种说法的真实性。如故宫藏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图一)，底部刻画数目字“三”，显然不是《饮流斋说瓷》中所说“一三五七代表朱红色器物”。而比对这些器物数目字和其所对应的器物型号，发现确如《钧瓷史话》等书所说，同类器型，尺寸越大者数目字越小。这一点，清宫传世钧瓷和出土钧瓷是一样的。

　　故宫官钧的数目字还有个特别之处，为出土官钧所未见，即同一器物上有不同的数目字多处。据清宫档案记载，这是因为乾隆时期，皇帝曾下旨在宫廷收藏的钧窑瓷器上模仿旧有数字加刻或改刻数字。如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记录道：

　　“首领胡进忠来说，太监如意交均窑花盆一件、均窑盆涟一件、楠木罩油牌子三十根随等次号数单一件。传旨：着将花盆上二字改三字、盆涟上旧字磨去亦改添三字……钦此。于九月初八日，首领胡进忠将改做得钧窑盆涟二件、楠木牌子三十根持去。讫。”

　　对应故宫这些传世品来看，确实有一些钧窑底部可以发现有加刻、改刻数目字的痕迹。如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花盆托(图二)一足内壁刻数目字“九”，刻字笔画较粗而深，应为原刻;底部刻数目字“七”，刻字笔画较细、较浅，应为清宫后刻。又如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图三)，此花盆托底部不见旧刻数目字，但一处磨釉明显，很可能是为改添新字而将旧字磨去得痕迹。

　　鉴于乾隆皇帝对清宫旧藏钧窑瓷器进行的种种改刻，我们今天看到官钧瓷器上的数目字，理应认真鉴别，不能一概而论。

　　陈设类钧瓷的宫殿铭款

　　故宫博物院藏陈设类钧瓷，除了刻有数目字之外，还有的器物底部刻有宫殿名款。这反映出清代帝王对瓷器的典藏的用心，从臣工持进、认看品级到决定陈设和收藏地点，无不按时皇帝的旨意进行。

　　据造办处档案记载，早在雍正时期，清宫之内就开始有钧瓷陈设(《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14册302-304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乾隆时期，清宫对于钧窑的收藏数量激增，相应地，使用也更加广泛，很多宫殿、书房都有陈列钧瓷。查检今日故宫所存官钧，可以看到共有8件器物底部镌刻有笔画纤细的铭文，分别是“养心殿”“重华宫”“建福宫”“瀛台”等等宫殿名称，反映了它们在清宫之中的陈设地点和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