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一生画花鸟、画水族、画草虫,虾、蟹、荷、菊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符号。可真正让学术界反复讨论、让市场持续给出高价的,却是他数量最少、也最“不像齐白石”的山水画。或许因为,花鸟是齐白石画给世界看的,山水才是他画给自己的。

齐白石
嘉德2026春拍,一件伦池斋旧藏的齐白石《柏树山屋》以1552.5万元成交。可见白石老人三十年代山水依然强劲。学术上,三十年代恰是齐白石山水“不合时宜”也最独立的阶段,也是其山水画最精熟的时期。1931年的《咫尺天涯—辛未山水册》,1932年的《四季山水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都创作在此时。在即将举槌的嘉德2026秋拍“大观·近现代”又一次性推出两件齐白石三十年代山水——《夕阳晚归图》与《晓天青柳》,值得关注。
从“五出五归”到借山而画
1902年,齐白石第一次真正走出湘潭,“五出五归”,直到1909年才归乡。在1936年的《白石老人自传》中,齐白石对自己当年“五出五归”的总结道:“从壬寅年四十岁起,到己酉年四十七岁,八年之间,走遍了半个中国,游览了陕西、北京、江西、广东、广西、江苏等六处有名山水,沿路经过的省份,还不算在内。这是我平生最可纪念的事,老来回想,也还很有余味。”
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年代,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画写生。日记里留下了大量对景纪游的文字:华山的险、漓江的清、桂林山形的奇,都被他一笔一笔记进眼里。远游还让他有机会看到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的真迹,眼界一旦打开,从前临摹《芥子园画谱》与“四王”得来的程式,便再也框不住他。

齐白石1910年作《借山图册》(二十二开)部分,北京画院藏
途中还有一段常被提起的插曲。1902年,齐白石应同乡夏午诒之邀赴西安教画,在那里结识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樊樊山)。樊樊山极赏识他,想荐他进京,替慈禧太后代笔作画,顺带谋个官衔。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青云之路,齐白石却谢绝了。他在《藤花》上题诗:“柔藤不借撑持力,卧地开花落不惊。”又刻下一方“独耻事干谒”的印——靠自己的手吃饭,不靠攀附。
这份“不肯低头”的脾气,后来贯穿了他整个山水创作。山水不像花鸟那样有现成的买主,也不像临古那样有现成的标准;它只能靠自己的一双眼睛和一副心肠。齐白石偏偏选了这条最难走、也最没有人喝彩的路。
归乡之后,他把远游画稿整理成《借山图》系列。后来他又把书斋取名“借山吟馆”——山不是他的,他只是借来看,看进心里,再还到纸上。
“借山”二字,几乎可以视为齐白石山水观的密钥:他不占有山水,也不复刻山水,他只把山水当作一段可亲可感的生活经验。
陈师曾见到《借山图》后,肯定其“画格”。对当时尚被视作“乡巴佬”的齐白石而言,这两个字的分量,远胜过任何润格。

陈师曾
三十年代:最“不合时宜”,也最独立
1919年,齐白石定居北京。等待他的并不是掌声。他早年学八大山人,画风冷逸,北平画坛不认;卖画萧索,门庭冷落。直到陈师曾劝他“画吾自画”,不必低首求同群,他才下定主意,开启那场著名的“衰年变法”。
变法之后的齐白石,花鸟先红了起来。可山水仍旧是寂寞的。它不讨好、不繁复、不炫技,甚至不肯给观者一座可以仰望的高山。
1931年,他画出《咫尺天涯——辛未山水册》;1932年,又作《四季山水屏》。也正是在1932年,徐悲鸿力排众议,在中华书局为齐白石出版画册:全书收录三十五件作品,山水占二十件,花鸟十四件,人物仅一件。徐悲鸿在序中盛赞“其艺至广大尽精微也”。齐白石收到样本后题道:“安得悲鸿化身万亿,吾之山水画传矣。”

徐悲鸿为《齐白石画册》作序
这句话里有感激,也有难言的孤独——懂得他山水的人,实在太少。他曾刻下“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以自道甘苦。删去临摹的手,等于删去安全的路径;剩下的,只能是自己那双看过万水千山的眼睛。
市场其实很早就读懂了这份孤独。1994年,收藏家辛冠洁旧藏的《辛未山水册》经中国嘉德释出,创下当时齐白石的拍卖纪录。此后三十余年,每逢齐白石山水的精品出现,价格都稳居高位;2026年春拍《柏树山屋》的1552.5万元,不过是这条曲线上的又一个坐标。花鸟可以很多,山水却很少——稀缺,是市场最朴素也最诚实的判断。
《夕阳晚归图》:一个北京黄昏,两个“怪人”
先看《夕阳晚归图》。在画面中,如屏青山壁立,数株松树挺立其间,几间瓦房掩映山下。晚霞铺在青山之上,把整幅画笼进夕照的余温。屋前站着一个红衣小孩,扎着冲天小辫;不远处路侧,两位长者相对而立,一位扶杖遥指家的方向,像是在邀同伴“到家里坐坐”。
题识写得极动人:“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随飞鸟一时还。借白司马句题画。三百石印富翁时居京华西城之西鸭子庙侧。观画者雪盦上人及儿辈也。”
白居易的诗句,被挪进了一个北平的黄昏。而“观画者雪盦上人”,正是齐白石最器重的入室弟子瑞光和尚。

瑞光和尚
1917年,齐白石避乡乱初到北京,寄居法源寺,画业冷落。时任衍法寺住持的瑞光,却偏偏倾心于这个“冷逸”的湖南人,背临《借山图卷》,诚心拜师。方丈之尊,执弟子礼甚恭。1926年,齐白石迁入跨车胡同十五号,瑞光提议他与自己、冯臼合称“西城三怪”。齐白石为此作《西城三怪图》,今藏中国美术馆。

齐白石1926年作《西城三怪图》,中为释瑞光,中国美术馆藏
所谓“怪”,不是脾气怪,而是三个人都不入当时北平主流画坛的习气:不求迎合、笔墨独立、性情疏狂。
于是这幅山水,表面画的是“晚归”,实则是一次小小的雅集记录。画里有山、有树、有夕阳,也有站在画外看他落笔的弟子,和围在身边的儿辈。没有多余的皴擦,枝干挺直刚健,树叶以卧笔横点,金石笔法一目了然。万籁俱寂之中,仿佛真能听见两位老人的笑声。

《夕阳晚归图》(局部)
《晓天青柳》:把春天画成一阵风
再看1935年正值“衰年变法”成熟期的《晓天青柳》。这是一幅竖长的柳林水岸。中景与近景被大片柳树占满,远山退到画幅顶端。远山以淡青蓝与浓淡墨没骨铺陈,分出前后远近;近景柳条因春风拂动,一律向右飘扬——风本来画不出来,齐白石却给了它方向。
柳干以浓淡墨写出,苍拙有力;万千垂条则以细劲线条层层铺排。线虽密,却用中锋使转,疏密交叠处留白透气,不见滞涩。中部坡岸敷以赭石暖调,细波横向平铺,像一块稳稳的底座,托住了上部倾斜的重心,险中求稳。
最妙的是右下方那座板桥。寥寥数笔,不作细画,却把画内与画外接通了:桥向画外延伸,暗示柳林之外尚有可游可居的去处。一座桥,让静止的风景有了人迹进出的可能。

《晓天青柳》(局部)
画面几乎层层铺满,不留大片空白,却靠树干的穿插、枝叶的疏密与坡岸的过渡,生生撑出了层次。这正是齐白石晚年山水的本事:简中求繁,平中见奇。
上款“麟之先生”,据图录考证,或与北京同仁堂乐氏后人有关;同年齐白石还有一件《荷花蜜蜂》同为“麟之”上款。一件山水、一件花鸟,同一年,同一上款,恰好说明在三十年代的北平,齐白石的山水与花鸟是并行送到友朋案头的。只是花鸟被更多人看见,山水被更少人留住。

齐白石 1935 年作《荷花蜜蜂》亦为麟之上款
山水,是齐白石的自传
把这两件作品放回白石老人的创作生涯,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
从“五出五归”的写生,到《借山图》的确立;从北平冷遇中的坚持,到三十年代的成熟——齐白石的山水,从来不是对古人图式的转译,而是把自己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念过的故乡,重新组织成一个可以安放身心的小世界。
他的山,常被戏称为“馒头山”,圆浑、朴拙,不高不险;他的水,很少惊涛骇浪;他的人物,不过是红衣小孩、扶杖老翁。但恰恰是这种“不高不深”的山水,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画一次重要的转向:去掉程式,拒绝模仿,回到亲眼所见与亲身所感。

湘潭杏子坞星斗塘
有意思的是,他画了那么多名山大川,晚年反复出现的,却是湘潭老家的屋宇、坡岸与柳树。杏子坞星斗塘的童年记忆,被他一次次搬进北平的画案。所谓“借山”,借的从来不是华山或漓江,而是那个回不去的故乡。

齐白石与徐悲鸿,1946年
徐悲鸿评他“独创一格,深合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形似,而是心里的自然。
所以,齐白石山水数量虽远逊于花鸟,分量却极重。花鸟让他成为“人民艺术家”,山水则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人:一个从木匠铺里走出来、把半个中国装进画稿、晚年仍在北京西城怀念湖南黄昏的人。
九十年前的那个黄昏早已过去。画里的晚霞还在,柳条还在向右飘。只是看画的人,换成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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