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展时间
11月6日-10日
拍卖时间
11月10日
展拍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 三层群贤厅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三期A座)
乾元御象 九方王器
清乾隆青花矾红海水九龙纹梅瓶

「盛世宸辉——康雍乾御窑宸珍」专场
来源:
民国参议院书记长冯百平旧藏,拍品直接得自于其女儿冯纪润。
参阅:
1.辽宁省博物馆藏清乾隆青花红彩海水九龙纹梅瓶。(馆藏编号:陶2379)
2.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清乾隆海浪龙纹梅瓶。(馆藏编号:1978.529)
3.《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页224,编号205。
4.北京保利,2010年6月4日,Lot4143。(成交价:RMB 35,840,000)
5.香港苏富比,2019年4月3日,Lot3619。(成交价:HKD 30,175,000)
6.北京保利,2021年6月7日,Lot5115。(成交价:RMB 29,900,000)
7.香港佳士得,2022年11月29日,Lot2994。(成交价:HKD 81,060,000)
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情请见仲轩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参阅1:辽宁省博物馆藏清乾隆青花红彩海水九龙纹梅瓶。(馆藏编号:陶2379)

参阅2: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清乾隆海浪龙纹梅瓶。(馆藏编号:1978.529)

参阅3:《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页224,编号205。

参阅4:北京保利,2010年6月4日,Lot4143。(成交价:RMB 35,840,000)

参阅5:香港苏富比,2019年4月3日,Lot3619。(成交价:HKD 30,175,000)

参阅6:北京保利,2021年6月7日,Lot5115。(成交价:RMB 29,900,000)

参阅7:香港佳士得,2022年11月29日,Lot2994。(成交价:HKD 81,060,000)

清代御窑瓷器之中,梅瓶一式虽然自宋元以来即已流行,但至乾隆朝,其意义已远非传统陈设器形所能概括。乾隆皇帝一方面对永宣名瓷极为推崇,屡命唐英仿制前朝名器;另一方面又将龙纹、海水纹等最具自我象征象征意味的装饰,重新组织于仿古器形之上,使前朝经典在乾隆宫廷获得新的视觉表达。
本件乾隆青花海水矾红九龙图梅瓶,即是这一历史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一例。器形端庄挺拔,肩部丰硕,腹部向下渐收,通体以青花绘海水波涛,以矾红绘九龙腾跃其中,青红相映,气势雄健。其最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只是“九龙”题材本身,而在于宣窑梅瓶的器形传统、永宣龙纹的图式传统以及乾隆朝青花矾红的御窑工艺,在此器之上形成了高度统一的组合。
一、超越再现
对宣德梅瓶的承续与再造
乾隆一朝对于明代宣德御窑的摹古,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器物复制,而是建立在宫廷档案、内廷鉴赏与御窑生产制度之上的系统性复古。
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明确记载:“宣窑青花梅瓶一件,宣窑青花三果梅瓶一件……传旨:交与烧造磁器处唐英照样烧造。”(图1)这一记载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说明乾隆皇帝曾直接调取宣德旧器作为御窑烧造的样本,更清楚揭示了“照样烧造”的制度背景:宣德旧瓷进入内廷之后,经由皇帝审阅、选择,再交付唐英主持的御窑体系仿制,其所仿者并不限于纹饰,而包括器形、尺寸、比例以及整体视觉样式。

图1:《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图2:《清宫瓷器档案·贡档清单》乾隆五十年八月三日
因此,梅瓶在乾隆御窑中的出现,本身即具有明确的宣窑渊源。值得注意的是,本品底部款识具有典型的乾隆晚期书写特征。换言之,乾隆三年档案所提供的,是本品器形及其御窑制作传统的历史起点。由此观察本品,梅瓶挺拔修长的器身、外撇的口部以及肩腹之间舒展的比例关系,均显示出乾隆御窑对于宣德梅瓶传统的继承,而其青花海水与矾红九龙的组合,则又明显超越单纯仿古,成为乾隆时期在宣窑旧式基础上重新组织纹饰、色彩与帝王意象的结果。也正因此,本品最值得注意之处并非“仿宣”二字本身,而是乾隆御窑如何以宣德为古典范本,将明代御瓷的器形制度重新纳入清代宫廷审美,并最终形成具有乾隆时代特征的再造之器。
再看《清宫瓷器档案·贡档清单》,乾隆五十年八月三日“多罗和郡王绵偱恭进……宣窑红龙梅瓶成件”(图2),结合本件梅瓶款识书写时限及矾红绘画技法来看,或可能为其档案中记载的这一件。

二、乾隆五十年万寿大庆进贡的王府献礼
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三日多罗和郡王绵循进贡“宣窑红龙梅瓶”,其历史背景集中体现于君权盛极下的朝堂大庆与近支宗室的政治自保策略。
从时政与礼制背景来看,乾隆五十年适逢乾隆帝登基半世纪与七十五岁万寿(八月十三日),正月初六“千叟宴”的举行标志着清廷“五十年盛治”的政治叙事达到巅峰。按《大清会典》及宫廷礼制,宗室王公须于万寿节前旬(八月三日前后)依次呈递贺礼(图4),故该次进贡系万寿大典礼仪程序之关键环节。就深层动机而言,绵循系和亲王弘昼之孙,在乾隆晚期朝廷对宗室严加收权与防范的政治生态下,降袭郡王位的绵循极需借助礼仪场合表态,以化解潜在的政治风险。
乾隆帝晚年极度推崇明代宣德官窑(清宫档案称“宣窑”),“红龙”纹饰在宫廷语境中兼具“鸿福齐天”与真龙天子的政治象征,而“成件”更表明其附带原装座盖,具备极高规制的陈设属性。绵循特意搜寻此等皇家级重器投其所好,既精准迎合了帝王的审美取向与颂圣心理,亦是近支宗室在盛世大庆体制下维护家族荣宠与政治安全的必然选择。

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馆藏编号:故00006541)

图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音阁凯宴将士》(馆藏编号:故00006333)
三、冯氏旧藏
冯百平,时任国民党参议院书记长兼任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秘书,特殊时代随政府迁居台湾,任职期间,与于右任、张静江、董作宾等七人结成八兄弟,彼此惺惺相惜,互通有无,因此关系,冯先生收藏甚丰,手中有大量于右任、董作宾的墨宝。
其女冯纪润(Bernice Ai)堪称一位传奇女人,她六十年代末在芝加哥的Glenview市开了著名的中国古董店,当地报纸纷纷予以报道,Bernice Ai作为一位华人,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活动,捐助来自中国的孤儿,帮助来自亚洲的难民,她的独立性格使她成为知名的古董商。在Bernice开设她的古董店时,是于右任先生给取名并亲手写下了店匾:金龙(图7)。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因缘。冯百平先生过世前,将手中大量收藏传于后辈子孙,其中他最亲爱的女儿,也就是Bernice,得其钟爱之物最丰。其中包括明清官窑瓷器,玉器,古代书画等。

图6 :冯百平(右2)与冯纪润(左2)

图7:于右任赠冯百平“金龙”二字

四、市场及馆藏所见综述
现存宫廷旧藏及海内外重要博物馆、私人旧藏与拍卖市场中,可见器形、纹饰及彩绘技法相近之数例,其中既有青花九龙梅瓶,亦有青花矾红龙纹梅瓶,以及纯矾红海水九龙纹梅瓶。不同作品在龙数、龙姿、海水纹样及青花、矾红的配置上各有变化,却共同反映出乾隆御窑对于宣德以来九龙图式的持续承袭与再造。通过对故宫博物院等公藏机构传世品,以及苏富比、佳士得等重要拍卖记录中相关器物的梳理,可以更直观地观察本品在乾隆九龙梅瓶谱系中的位置,亦可从器形尺寸、款识、装饰构图、彩料运用及来源著录等方面进行横向比较(表1)。
综合来看,本品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三个层面的统一:器形承宣窑之古,纹饰寓乾卦之意,传承见民国之迹。乾隆三年档案中的“宣窑青花梅瓶”说明了这一器形进入乾隆御窑仿古体系的历史源头,而本品晚期款识则将其具体制作年代推向乾隆晚期;腹部九龙海水纹又进一步将“九”、“龙”、“乾卦”、“飞龙在天”以及帝王至尊等观念凝聚于一器,使梅瓶不再只是对明代名窑样式的摹仿,而成为乾隆帝王意识在宫廷器物上的视觉化呈现。及至近代,本品由冯百平收藏、其女冯纪润承继,又使这件原属于皇权体系的御窑瓷器进入民国以来的私人收藏史,由宫廷之器转为家族递藏之珍。若以一句话概括其文化脉络,或可谓:宣窑为形,乾卦为神,九龙为象,冯氏递藏为迹;一器之中,正可见乾隆御窑承古而新、以器载道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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