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轩北京首届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四景读书乐笔筒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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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时间

11月6日-10日

拍卖时间

11月10日

展拍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 三层群贤厅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三期A座）

四时读书  熙朝传古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四景读书乐』诗文笔筒考

清康熙 青花釉里红四景读书乐笔筒

口径19cm；高16.2cm

估价  RMB| 3,650,000-5,000,000

起拍价  RMB 365万

成交价

2026.11.10 上海仲轩

盛世宸辉--康雍乾御窑宸珍

来源：

香港佳士得，2018年5月30日，Lot2943。

参阅：

1.《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页206，图188。

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馆藏编号：新00156476）

3.香港苏富比，2018年10月2日，Lot141。（成交价：HKD 6,720,000）

4.北京大羿，2024年11月15日，Lot1001。（成交价：RMB 4,945,000）

5.上海仲轩，2025年4月29日，Lot475。（成交价：RMB 4,600,000）

来源：香港佳士得，2018年5月30日，Lot2943。

参阅1：《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页206，图188。

参阅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馆藏编号：新00156476）

参阅3：香港苏富比，2018年10月2日，Lot141。（成交价：HKD 6,720,000）

参阅4：北京大羿，2024年11月15日，Lot1001。（成交价：RMB 4,945,000）

参阅5：上海仲轩，2025年4月29日，Lot475。（成交价：RMB 4,600,000）

康熙一朝，御窑瓷器上盛行以青花书写古代名篇，笔筒尤为突出。《圣主得贤臣颂》、《赤壁赋》、《出师表》、《四景读书乐》等长篇诗文，皆曾成为康熙官窑笔筒的装饰题材。本品器身以青花楷书通书《四景读书乐》四首，篇末钤釉里红“熙朝传古”篆书方印，底署“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青花书文、釉里红印记与标准康熙官款相互呼应，构成康熙中期御窑文房器的典型面貌。

一、读书之乐

《四景读书乐》又称《四时读书乐》，传统上题作翁森所作，以春、夏、秋、冬四时写读书之趣。春日“山光照槛水绕廊”，好鸟、落花皆可入文章；夏日修竹、蝉声、萤火相伴；秋日落叶、蟋蟀、明月与短檠相对；至冬日，则“木落水尽千崖枯”，雪压茅庐，地炉煮茶，最终归结于“数点梅花天地心”。

这组诗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所写的“读书”，并非单纯指向科举功名，而是将读书置于四时山水之间，将求学化为一种涵养性情、体察天地的生活方式。读书之人既在书斋，又身处自然；花鸟、竹蝉、秋月、冬雪，都成为书卷之外的另一种文章。

图1：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帝读书像》（馆藏编号：故00006411）

这样的文化内涵，与康熙时代的文教气象恰有深刻联系。康熙帝自幼重视汉文化教育，亲政以后持续恢复经筵、日讲（图1）。康熙九年开经筵，康熙十二年又因自己“于听政之暇”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遂将日讲改为每日举行；康熙十五年，更将《资治通鉴》纳入讲读，以历代治乱兴亡作为鉴戒。康熙十八年，又开博学鸿儒科，征举天下博学之士。经史讲读、搜罗人才与重建文教秩序，构成康熙中期极为鲜明的文化背景。

也正是在这一时代环境中，长篇诗文开始大量进入御窑瓷器。故宫所藏康熙诗文笔筒中，《圣主得贤臣颂》、《四景读书乐》、《赤壁赋》、《出师表》等皆有传世实例，其中《圣主得贤臣颂》尤为多见（图2），而《四景读书乐》相对少见。二者放在一起观察，恰好形成一组耐人寻味的文化对应：《圣主得贤臣颂》所说的是君臣相得，《四景读书乐》所说的则是士人自修；前者关乎治道，后者始于读书。

图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馆藏编号：新00156476）

康熙朝尤其重视通过经史讲学整合士人文化（图3）。博学鸿儒科所征者，正是熟谙经史、文章与古学之士。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四景读书乐》进入宫廷御窑，便有了超越一般文人雅趣的意味。它所歌咏的读书生活，与康熙本人所倡导的经史学习相互映照，也与清初重新建立文教秩序的时代背景相契合。

因此，本品的珍贵首先在于题材的选择。康熙御窑并不缺少可以书写的名篇，但最终被选择镌写于一件供书斋使用的笔筒之上，恰恰是这样一组以“四时读书”为主题的诗歌。它没有描绘帝王功业，也没有铺陈君臣酬答，而是把目光落在一间书斋、一年四季，以及一个读书人的内心世界。

图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玄烨吉服读书像》

二、臧窑之制

从器形、书法、款识与装饰体系综合观察，本品应置于康熙中期御窑文房器成熟发展的阶段，并与臧应选督陶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密切相关。

康熙十九年，清廷重新恢复景德镇御窑烧造，派员赴景德镇督造御器。此后康熙中期，臧应选主持御窑事务，后世所谓“臧窑”由此成为康熙官窑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臧窑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某一品种或某一种颜色釉，而在于清代御窑制度在康熙朝重新恢复并逐渐成熟。康熙十九年以后，宫廷对景德镇的直接管理逐步加强，御用瓷器的器形、釉色、纹饰以及款识均趋于规范，同时大量吸收宋、明名窑传统，形成康熙官窑兼具仿古与创新的面貌。笔筒正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房器类。

康熙中期以后，笔筒的器形逐渐定型，多作直壁直口、玉璧形底；与此同时，以整篇诗文作为器身主体装饰的风气兴盛。《四景读书乐》、《圣主得贤臣颂》、《赤壁赋》、《出师表》等长篇文字被完整书写于器身，使笔筒由普通文房用器转化为兼具阅读、观赏与文化象征意义的案头陈设。

本品恰好具备这一时期的多项典型特征：直筒形器身，胎体规整；青花通书长篇诗文，书体端庄严谨；诗文之后钤釉里红“熙朝传古”篆书印；底部再署“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器形、书文、印款与底款共同构成了康熙中期官窑文房器的完整制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官窑款识本身亦经历了从早期较为多样到中期逐渐规范的过程。至康熙中期，六字三行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已成为官窑器上极具代表性的款式，而本品底款正属此一体系。结合器物成熟的书文布局及“熙朝传古”印章，可以将其时代进一步收束于康熙中期御窑发展的成熟阶段。

结语

康熙御窑以瓷为纸，以青花为墨，以釉里红为朱印，将一篇关于四时读书的古代诗歌保存于器物之上。春日花鸟，夏日修竹，秋夜孤灯，冬窗梅雪。四时流转，所不变者唯有案头书卷。而篇末“熙朝传古”四字，又将这份属于文人书斋的清雅之趣，重新纳入康熙时代的宫廷文化之中。

它所传者，是古人的文章；所见者，是熙朝的文治；所寄者，则是一个时代对于读书、古学与文脉的珍视。

一筒立案，四时在目。青花写尽读书乐，朱印留存熙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