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俄罗斯画家,影响了无数中国油画家的创作道路;一位以素描线条震动欧美的绘画大师,其艺术语言竟与中国写意精神遥相呼应。2026年9月28日,“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70余件跨越半个世纪的绘画与素描精品首次在中国系统集结。当“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们得以近距离审视一个跨越世纪的命题:一位俄罗斯艺术家的笔触与线条,究竟为中国油画的发展留下了怎样的印记?本次展览不仅是中俄文化交流的盛事,更是一次回望中国油画本土化历程的契机。本期雅昌观察,从费欣与中国油画发展的关系切入,重访这段跨越疆域的艺术对话。——裴刚
9月28日,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和维亚特瓦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费欣绘画、素描作品70余件,创作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呈现于中国美术馆一层第3、5、7号展厅,展出至2027年2月14日。


“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展览现场
开幕式由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杨雄主持。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俄罗斯驻华大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罗中立,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徐里,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馆长达米尔·纳特富林,宝丰集团董事长、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以及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文化部长伊拉达·阿尤波娃等先后致辞。靳尚谊先生亦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由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杨雄主持

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先生致辞

俄罗斯驻华大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先生致辞

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罗中立先生致辞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先生致辞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先生致辞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徐里先生致辞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馆长达米尔·纳特富林先生致辞

宝丰集团董事长、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先生致辞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文化部长伊拉达·阿尤波娃女士致辞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靳尚谊先生致辞
尼古拉·费欣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以扎实的学院训练为基础,在肖像、人物与风俗题材中形成了兼具严谨造型、奔放笔触与鲜明表现力的个人风格。其在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艺术经历,也使他的作品成为观察20世纪跨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样本。本次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首次在中国相对完整地呈现了费欣从喀山求学、圣彼得堡深造,到赴美后持续拓展的创作历程。
从中国油画的视角来看,这场展览的深意远不止于一次经典回顾。潘义奎在开幕式上表示,尽管费欣是许多中国艺术家仰慕和学习的对象,但这样规模与品质的费欣原作集结在国内尚属首次,“即便在俄罗斯本土也十分难得”。这意味着,几代中国美术人通过印刷品和画册建立起来的对费欣的想象,终于有了一个直面原作、验证认知的现场。

开幕式现场嘉宾合影
第一章 “大师肇始”:学院根基与范本逻辑
展览第一章“大师肇始”回到费欣艺术道路的起点。喀山美术学校的启蒙、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的深造、列宾工作室的学习,构成了费欣艺术成长的核心轨迹。篇章通过早期父亲肖像、毕业创作《菜娥——卷心菜收获季》等经典作品,展现了艺术家由学生蜕变为大师的路径。

菜娥——卷心菜收获季
1909年
布面油画
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藏
这是费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的毕业竞赛之作。1908年,这是他在学院的最后一年,恰逢喀山美术学校邀他任教,教职、薪水与画室条件俱佳,他欣然接受。画作取材秋日乡村腌菜场景:十字架节全村聚集互助切菜,屋顶初霜、秋空湛蓝、树木金黄,劳作化为节日,盛装姑娘与偷吃卷心菜的孩童洋溢生活气息。这幅毕业创作远非学生习作,它展现出费欣已是一位成熟而出色的艺术家。费欣以色彩表达对自然生命流动的热爱,并将巡回画派的“合唱式”风俗画语言转化为现代表达。费欣凭此作获奖,并得到一笔用于赴欧洲游学的学术奖学金。
这一篇章所呈现的“学院训练—名师传承—毕业创作突破”的成长模式,恰恰触及了中国油画教育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命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全面引入苏联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写实素描成为多数造型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费欣的艺术成长道路,本质上就是这套体系的另一种范本——他深谙解剖与结构规律,同时又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训练,正如展览资料所揭示的:“他掌握着丰富、复杂且精湛的绘画技法,并且有能力深度探寻民族性格的内在本质。”

自画像 布面油画 68×64.5cm 20世纪10年代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
在理解费欣对中国油画的真正影响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浮现出来:影响中国美术最广泛、最深入的,并非费欣的馆藏级油画作品,而是他的素描。这一判断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费欣出身俄罗斯写实教育体系,又融合了西方现代表现性手法,天然具备与国内教学体系适配的“亲和性”。相较于需要场馆与原作支撑的油画传播,素描更容易通过印刷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成为费欣艺术进入中国大众层面的先导。上世纪90年代末,大量费欣素描集由专业资料室流向全国画室,迅速从众多西方大师素描中脱颖而出,成为基础素描教学中常见的临摹范本。

叶•费•奥舒斯托维奇肖像
1916年
布面油画
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藏
画中人是戏剧艺术家、演员伊丽莎白 •费利克索夫娜 •奥舒斯托维奇(1894—1969),她1914至1915年就读喀山美术学校,同时读音乐学校戏剧系,先后在喀山、鄂木斯克、乌法、巴甫洛达尔等地剧院演出,后任木偶剧院美术设计。据她回忆,她在肖像课上做模特时结识费欣:费欣看到她后,派一群学生来请她到画室做模特;次日她带去几套服装供他挑选,最终选中画中所穿的那件淡紫色连衣裙——费欣认淡紫色是“她的颜色”,并不止一次说这种颜色与她的眼睛相互映照。此画与《B.C. 博加特廖夫肖像》一样,由费欣在列宾画室的同窗、画家布罗茨基购得,布罗茨基素来敬重费欣的才华。
也因此,理解费欣对中国油画的影响,必须回到一个更基础的层面:他所提供的造型语言,如何参与塑造了几代中国油画家观看对象、理解结构的方式。费欣的素描“既保有俄派绘画对骨骼、肌肉、空间与体积的精准理解,每一处结构转折都经得起解剖学的推敲,又摒弃了传统苏派素描繁复细腻的明暗层次,以奔放利落的线条、强烈的黑白对比概括形体,线面结合极具书写感与视觉冲击力”。这种“线面结合”的造型方式,对于习惯于以线为骨的中国画家而言,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展览现场
第二章 “凝形写魂”:写意性的跨文化共鸣
第二章“凝形写魂”着重呈现费欣的创作方法与人物画成就,展出《泼水》《瓦里娅·阿多拉茨卡娅肖像》《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萨波日尼科娃肖像(钢琴旁)》等作品。展览通过草图、习作与完成作品之间的相互观照,使观众得以进入费欣由观察、推敲到落笔成形的创作过程。这一篇章的核心命题,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写意。

泼水(未完成作品)
1914-1916年
布面油画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藏
《泼水》(未完成作品)作于1914至1916年。
费欣回忆创作构思时写道,我希望表现农民生活中明快欢乐的一面——在炎热夏日,妇女和姑娘们聚集嬉戏,用冰凉的井水互相泼酒,比赛谁先打满一桶水泼向身旁的人;欢笑声、湿衣贴体的少女、盛夏酷暑、白云与蓝天,汇成一幅欢乐多彩的画面。事实上,这一习俗源于古老的民间信仰:人们相信虔诚地举行此仪式便能祈来甘霖。
这幅画最终未能完成,但未完成的状态反而揭示了画作的创作过程:炭笔起稿、整体色彩塑形与细节刻画几乎同时进行,构图如同一个活的生命体般生长成形。

泼水(局部)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裔萼对此有精辟的分析:“费欣的艺术突破首先是线条。他非常喜爱中国的白描艺术,借鉴中国画线条的概括性与韵律感,摒弃西式素描繁复的层次铺陈,以凝练的造型、灵动的线条,表现人物的气质与风神。”费欣喜欢在中国宣纸上画素描肖像,曾在美国纽约、洛杉矶的唐人街以及巴厘岛买过大量的中国宣纸和中国画册。1938年,他和朋友相约一起到中国旅行写生,因战争而未能成行,但这并未削弱他对中国艺术的热爱。
这一发现的关键在于:费欣的线条美学并非简单挪用东方技法,而是在西方写实传统内部生长出的一种“以简驭繁”的自觉。传统西方素描多以明暗塑造形体,线条仅为造型辅助。费欣则将线条从形体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独立的审美意蕴,“这与中国画‘骨法用笔’的写意内核不谋而合”。

瓦里娅•阿多拉茨卡娅肖像
1914年
布面油画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藏
《瓦里娅•阿多拉茨卡娅肖像》作于1914年。
据画中模特瓦里娅回忆,当时她年仅九岁:费欣本打算画一张铺着白桌布、留着早餐残羹的桌子,旁边是一个只穿衬衣、刚起床正用子喂洋娃娃的小女孩。腼腆怕生的瓦里娅断然拒绝只穿衬衣,也坚持“洋娃娃不会吃东西,从不喂它",最后双方妥协:她穿上白色细麻布裙,洋娃娃放在身边。作画时,费欣先用炭笔在画布上勾出全部轮廓,再专注地画脸,随后在继续画脸的同时逐步完成整幅画;他使用大调色板、多支画笔,每画一笔便退开远观,再冲回画布,动作充满爆发力,作画时激情饱满。瓦里娅每周到画室两三次,持续一个多月,至五月画作完成。《瓦里娅 •阿多拉茨卡娅肖像》是费欣艺术生涯中的一件尤为出彩的作品。
费欣的写意性之所以能够深度触动中国油画家,根本原因在于它回应了中国油画长期面对的一个核心焦虑:如何在写实造型的框架内注入本土的审美精神?中国油画自引入之日起,便面临“西化”与“民族化”的张力。林风眠、刘海粟等早期油画家在中西艺术的巅峰间漫游求索,力图在油画中融入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但客观而言,这种融合在早期探索中常常呈现为题材或趣味层面的嫁接,而非造型语言层面的根本转化。费欣的实践提供了一种范例:他并未放弃写实造型的根基,而是通过线条的自觉、笔触的解放和“未完成感”的保留,使画面获得了写实与表现之间的张力。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认为,费欣“将严谨的造型能力与富有张力的绘画表达融为一体,以概括块面、果敢线条、有力笔触删繁就简,做到造型准确而画面生动、法度严谨又不失自由”。

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萨波日尼科娃肖像(钢琴旁) 布面油画 180×160.3cm 1916年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
换言之,费欣证明了:在写实体系内部,完全可以生长出一种具有东方韵味的造型语言。这对于寻求“油画民族化”路径的中国艺术家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论。


展览现场
第三章 “蜚声世界”:跨文化经验与本土回响
第三章“蜚声世界”聚焦费欣在时代变革中的人生转折及其跨地域创作。1923年赴美后,费欣在纽约、陶斯、洛杉矶的创作呈现出与俄罗斯时期截然不同的面貌。陶斯阶段,南方炽烈的阳光解放了他的色彩,笔下印第安少女肖像以大面积色块的节奏构建画面,“看似‘未完成’的状态让绘画避免僵化,迸发出蓬勃生命力”。洛杉矶阶段,他特别专注于素描创作,薄型中国纸常被用于作品,细腻而坚韧的纸面肌理成为画面艺术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尼古拉・费欣 巴厘岛居民(男子肖像) 尼古拉・费欣 素描 43×40.5cm 20世纪30年代后期

年轻女子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
素描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藏
这幅素描可借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1934年发表于《洛杉矶时报》的评价来理解:“极其纤细的线条构筑出形体,并如此精准地传达情感,仿佛这一切都是用剃刀的刀刃切割而成。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掌控。”寥寥数语,正是费欣素描艺术的最佳注脚。
这一篇章所揭示的“跨地域—跨文化—新表达”的创作逻辑,与中国油画的当代处境形成了深层共振。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在谈及费欣肖像画时指出,“在费欣身上,既有东方人的对于天地自然的理解,当然也有欧洲古典绘画严谨扎实的造型工作”。这种跨文化的融合能力,在费欣笔下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未完成感”——这种不完整有时是有意为之的表现手法,用以揭示作品的创作过程,在群像作品《泼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画面中的炭笔标记成为画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雷格夫人(画家女儿的家庭女教师肖像) 尼古拉・费欣 布面油画 83.8×89.2cm 1923年
“未完成感”这一概念对于中国油画的启示,值得深入辨析。中国写意画从来不是对物象的被动描摹,而是画家心性、修养、情志的笔墨外化。费欣的创作同样饱含主观情志,“他以洒脱纵放的笔触传递对生活的体察、对生命的体悟,其作品既有写实造型的深厚根基,又有东方写意的灵动自由”。但需要清醒认识到,费欣作品的写意性并不等同于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他的艺术源自西方写实主义传统,是科学理性精神的诗意表达;而中国写意画追求气韵生动,根植于东方哲学独有的生命观和审美体系。”这一辨析尤为重要——费欣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了“西方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的范例,而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与限度,为中国油画家提供了参照的坐标。





展览现场
费欣与中国油画发展的再审视
开幕式当日,“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研讨会围绕“费欣绘画艺术的特色与成就”和“费欣艺术对中国油画艺术的影响”两项议题展开,来自中俄两国艺术界、高等艺术院校及美术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主旨交流。两个议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前者关乎费欣艺术的本体价值,后者关乎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与转化。这种双向审视恰恰呼应了中国油画本土化进程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现象——外来艺术家的影响往往不是简单的“技法移植”,而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经由本土需求筛选、过滤和重新阐释的结果。

“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学术研讨会现场
8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在苏派体系之外寻找新的造型语言参照,费欣的素描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全山石等中国著名油画家曾专门撰文介绍费欣的艺术,高度评价其素描中“形象生动、造型准确、风格独特”的技法魅力。费欣的传播并非官方主导的系统引进,而是通过画册印刷品的流通和课堂教学的实践,自下而上地渗透进中国美术教育的肌理之中。这种传播路径本身,就折射出中国美术界在特定历史阶段对外来资源的主动选择。
研讨会也从美术教育角度阐释了费欣对中国美术界的深远影响。费欣素描中那种“精准”与“鲜活”之间的平衡,恰恰是中国写实油画所追求的核心品质。

“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学术研讨会现场
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还将围绕费欣的艺术人生、绘画语言与跨文化经验,陆续推出学术讲座、专题论坛、多媒体体验及公共教育活动,帮助观众从更多维度理解其作品中的人物观察、技法探索与人文关怀。同时,以展览作品和视觉元素为灵感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也使艺术体验由展厅延伸至日常生活。

嘉宾合影
结语:百年回望,尼古拉•费欣的艺术之所以能被中国观众深度共情、长久喜爱,正因为他“用西方的媒介诠释了东方写意的艺术真谛”。然而,仅仅停留在“写意共鸣”的层面来理解费欣对中国油画的意义,或许仍然不够。
尼古拉•费欣的更深层启示在于:他的艺术道路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在写实传统内部,通过造型语言的自觉革新,完全可以抵达一种具有普遍感染力的表现境界。这种革新不需要以放弃写实根基为代价,而是在精确与自由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对于始终在“中西之间”寻找自己位置的几代中国油画家而言,费欣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他既不是一个需要膜拜的偶像,也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模仿的模板,而是一个提供方法论参照的坐标。
正如中国美术馆藏品征集部主任朱剑所言,“当观众直面素描原作的纸面肌理、线条虚实与光影呼吸感,进而通过油画与素描的对照,理解造型基础如何支撑起完整的艺术创作”——这张“迟到”的展览门票,或许正是中国美术界重新理解费欣的契机:从他作为“应试范本”的刻板印象中走出,回到艺术本身,回到那个在惊鸿一瞥间捕捉精神亮点的瞬间。而当费欣的线条气韵终于不再只是纸上的印刷品,而是真正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时,这段跨越世纪的对话,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责任编辑: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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