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带你看展览 | 春华楼初宴到萃锦园隔案传画：百年后，回到恭王府看“南张北溥”背后的时代格局与画坛生态

1926年春，北京春华楼内，掌柜白永吉正张罗着精致的江浙佳肴。这一天，席间坐着刚从上海北上游历的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孖，作东的是恭亲王奕䜣之孙溥心畬，席间还有引荐人——张大千的族弟、任职于监察院的张目寒。

赴宴前，在画坛初露峥嵘的张大千尚有些顾虑，对张目寒低语：“心畬的架子大得很，我们迟一点去，不要去得太早了，为他看不起。”张目寒说：“心畬此人，表面上架子甚大，其实也是喜欢交朋友的人，我们也不要去得太晚了，叫他久等。”

这场带着几分试探意味的春华楼雅聚，最终在溥心畬的风趣谈吐与满座宾朋的笑声中尽欢而散。彼时席间众人未曾料到，这场由名厨佳肴与文人雅趣促成的春日小聚，正式拉开了一部贯穿二十世纪中国画史的“南张北溥”序幕。

百年后，“溥心畬张大千会面百年特展”在二人正式订交的历史地理原点——恭王府开展。展览精选了恭王府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梅兰芳纪念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杭州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10家文博机构收藏的48件/套书画文物，系统还原“南张北溥”由个体交往演化为时代画学格局的历史图景。

从春华楼雅聚到恭王府萃锦园合作

此次展览是一场关于民国画坛交游现场的历史复原，以二人空间维度的迁转，重构出一段文人翰墨情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春华楼以清雅的江浙风味名动京华，掌柜白永吉厨艺精湛，坊间流传着“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的赞誉。白掌柜雅好书画，每逢秋菊盛开便设宴分赠菊花，酒楼雅座遍悬名家墨宝，因而被誉为“京南雅园”。张大千爱美食，白永吉精厨艺，二人以食结缘、以画深交，张大千曾先后赠予白永吉七卷书画，题材涵盖荷花、人物、山水等，白永吉所藏张大千长卷一度居“南北首席”。

1928年，溥心畬与张大千在恭王府萃锦园正式订交。1934至1935年间，张大千住在颐和园，恰好溥心畬当时也住在那里。两位邻居经常串门走动，一起切磋画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合作经历。

在展厅现场，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张艾特别介绍了一件二人合作的珍贵画作《放纸鸢》。谈及创作经过，张艾提到了启功先生当年的生动回忆：当时他们两人坐在一张大桌子两边，一个人画上几笔就直接把纸推给对方，对方接过来添几笔又推回去，你来我往，隔案传画，一幅画就这样完成了。这种合作方式完全没有客套和拘束，更像是一种单纯找乐子的笔墨游戏；整幅作品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童趣，让观者能够真切感受到两位艺术巨擘身上的赤子之心和对艺术最纯粹的热爱。

“溥心畬艺术交游”系列研究展的首展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周望从学术策展的维度，解析了展览的构架。他指出，此次“溥心畬与张大千会面百年特展”，是恭王府博物馆在“恭王府与溥心畬”专题研究及系列展览的基础上，进一步策划推出的“溥心畬艺术交游”系列研究展的首展。展览除了上述下追溥心畬的传承与影响，也通过横向维度来观察溥心畬对于同时代的影响，以及他与同时代其他艺术家、特别是近现代其他重要艺术大家的交流和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近现代书画以及当代书画文脉所产生的共振。

谈及从学术的双个案研究向公共文化展陈的转化时，周望表示，展览力图在专业深度与大众认知之间建立桥梁。首先，展现历史变局下的文化自觉。引导观众理解两位近现代艺术巨匠在二十世纪剧烈的时代变革与中西多元思潮碰撞中，如何确立各自的文化立场，开辟出迥异却同归的艺术立场和路径。其次，还原青年维度的生命史叙事。将两位大师拉回至 20至30岁的青年时代，重现他们如何抉择人生道路，如何与志同道合者结下深厚艺谊。

周望认为，这一命题能够打破专业壁垒，引发普通观众的共鸣。历经百年的时间沉淀，当下的观者恰好拥有了一个清晰审视历史的适度距离。为此，策展团队通过多维交织的切面：从师承渊源、交游行迹、活动场域，到对报刊新媒体传播的运用，再到对海量传统美术遗产的整理吸纳，以及对域外新思潮、新形式的审慎应对，还原了历史现场。

在展陈上，策展团队将文献与对应时期的原作进行展示，有二人的联袂合作、各自的创作、临摹溯源之作，也有与师友同道唱和的书画原件。通过大量微观的历史细节拼图，为观众重构一段可观、可感的民国艺坛生态，促成跨越世纪的时空对话与心灵共振。

展厅中不仅有溥、张二人在同一纸绢上的互动合绘，还呈现了多重维度的历史坐标。例如在梅兰芳纪念馆藏刘海粟策划的欧洲巡展图录中，同时出现了溥心畬的作品与张大千的作品，当然还有其他近现代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这是民国时期首次由政府出资委托、赴海外举办的国家级美术展览，入选作品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筛选。溥心畬作为北方画家入选，这不仅说明了其代表性，也说明溥心畬与张大千两位艺术家在当时向欧洲推介中国现代艺术的时候，是作为“国家的艺术代表”出现的，这同样构成了他们共振的一个维度。

此外，历史的交叉还出现在当年的私人收藏中。周望提到天津博物馆藏的一套册页，该手卷汇集了包括张大千与溥心畬在内的众多近现代书画名家，由藏家装裱成手卷。观众通过这样的藏品坐标，能够清晰感知张、溥二人当时在主流文化圈层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与实际影响力。

时代大背景与“南张北溥”

谈及“南张北溥”这一历史称谓的深层内涵，张艾与周望分别给出了深度阐释。

张艾指出，此次展览不是简单的将名家并置，而是力求将“南张北溥”置于二十世纪社会转型的宏大历史坐标中。当时中国画坛正面临传统笔墨程式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张大千、溥心畬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主动肩负起守住文化本位、探求传统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正是处于在时代在逆境中探寻中国画出路的共同追求，促成他们成为艺术道途上惺惺相惜的知己。

对于画论中的“南北”之分，周望表示，中国画论当中对于南北的分野与论述由来已久。这种“南与北”，一方面是指地理空间上的北方艺术家与南方艺术家的分野；另一方面是传统画学南北宗论的近代承袭。北方多为院体画家追求富丽华贵的庙堂气象，南方多为在野文人画家，追求笔墨意趣、山林野逸。

“南张北溥”在1934年被提出。此外画坛还有“南吴北溥”之称。周望认为，这一提法代表了当时艺术界对二人专业造诣的极高认可，同时也与当时的报刊传媒系统密不可分。媒体以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方式，将艺术评价传达给公众。

正如张艾主任所分析的，恭王府在近现代文化领域具有非常独特的场域价值，很多事件、人物都与此相关。当把艺术家放置在社会场域里面时，更容易理解他们选择艺术道路的原因。在当时，南方如上海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而北京受到晚清遗老的影响相对传统，两座城市在地域上有很大区别，却也进行了迅速的交流融合，溥、张二人的交往正是南北方交融的生动反映。

展厅专门设立的“‘南张北溥’的交友网络”章节，完整展现了张大千、溥心畬各自交往与共同交往的艺术家、收藏家群体，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画坛的生态面貌。二人的交游以北平、上海为双轴心，交织起北平画坛中坚、南方海派画家、宗室群体、士林遗老、书画商界等圈层，构建起一个南北画坛共同体，见证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接续文脉、守正出新的集体探索。

百年光阴流转，从春华楼的一席春宴，到恭王府萃锦园里的隔案传画，张大千与溥心畬在二十世纪的风云激荡中为中国传统画学闯出了一条守正出新的道路。如今，在二人结识整整百年后的今天，漫步于当年他们订交论艺的恭王府，重温这些散落在泛黄纸绢上的笔墨细节与赤子初心，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看清那一代艺术大家最鲜活的交往现场与人生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