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西泠春拍 | 翁同龢民国出版书札百余通 致阎敬铭重要政务册 领衔翁同龢手迹专题

本拍品为翁同龢致阎敬铭信札册，共计六十九通一百零四页。书写时间自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四年（1888），贯穿翁同龢由工部尚书转任户部尚书之重要阶段。内容涵盖财政、河工、军事、外交、税务等中枢政务，同时亦涉及学术交流、书籍校勘、疾病问候及日常生活等私人往来。

其数量之巨、保存之整、内容之详，在现存翁同龢尺牍中极为罕见，堪称目前所见翁氏致阎敬铭信札中最完整、最集中且最具研究价值之一批。

另有，翁同龢、孙毓汶、孙楫《唱酬诗卷》，亦为研究晚清政坛人际关系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史料。

翁同龢（1830～1904）

字叔平、声甫，号瓶庵、松禅、瓶笙，江苏常熟（今属苏州市）人。咸丰六年状元。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垂三十年。工诗文，擅画。工书，称同、光间书家第一，名闻于时。

《翁同龢集》（下文称《翁集》）已收录翁氏致阎敬铭信札一百三十余通，而本册即包含其中六十六通，另有三通尚未见收录，可补《翁集》之缺。此批信札因史料价值极高，早已受到晚清政治史、财政史等研究者重视，相关论著亦颇丰富。

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保存了翁、阎二人密切往还之原始材料，更在于真实呈现了晚清中枢日常运作之具体状态，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视为晚清中央政治运作的幕后材料。

2026西泠春拍

翁同龢（1830～1904） 致阎敬铭大学士有关中枢政务等重要信札巨册

纸本  册页（一百零四页）

尺寸不一（册页尺寸：34.5×30cm）

出 版

1.《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中华书局，民国九年（1920）。

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六辑 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P4-54，P56-70，P84，P120，P188-195，P197-224，文海出版社，1967年。

3.《笃斋藏翁松禅尺牍》，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其中一百〇三页）

4.《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其中四十四页）

5.《中国民间家书集刊1（清代卷一）》P294-39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8月。（其中九十九页）

著 录

6.《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

说 明

阎敬铭上款。翁同龢为咸丰六年（1856）状元。

文物商店旧藏。

上款简介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号约庵、荔门，陜西大荔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八年由工部右侍郎升户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十年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十一年升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少保。十四年退休，卒谥“文介”。工书法，著《福永堂汇钞》。

结合《翁集》《翁文恭公日记》及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对本册信札重新编年排序，使其脉络更加清晰，并可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等公藏翁氏致阎敬铭信札互相参照，逐步串联信札原稿之完整链条。

阎敬铭（1817～1892）

就时间而言，此批信札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为界。

是年阎敬铭由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升补东阁大学士；同时翁同龢由工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接替阎氏原职。此后二人同在户部系统任事，往来益密。

所件自无可动，惟潘（云南永昌知州潘英章）似多一波折（本例以财请求为从），崔似少一罪名（厪革未科罪）。已致云翁细商，然皆不着要者也。籖处须的当，望留神细检。名顿首，廿五。（光绪九年（1883）五月二十五日）（关于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

具体而言：光绪九年（1883）十七通，光绪十年（1884）二通，光绪十一年（1885）四通，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三通，光绪十三年（1887）十六通，光绪十四年（1888）五通，另有三通尚待考订。光绪十一年（1885）前，信中内容多涉及河工、水利、土木及工部与户部间协调事务；

其后则更多关涉关税、铸钱、盐厘、地方财政及洋务经费等户部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信中上款多改称“中堂”，亦与阎敬铭升任大学士相合，可作断代依据之一。

日昨赴香山查工，留滞两日，前呈一笺计入览。（覆晋抚停解绢纸旧欠折应由工部分议，不复会稿否）河事极难，钱粮较巨，乞指示大略为幸。丹初老前辈大人尊右，侍龢顿首，廿日。（光绪九年（1884.1）十二月二十日）

惠远、拱宸二城工程一百余万，何从筹此巨款，俟户部具稿，会工部具奏何如。丹初老前辈大人尊右，侍龢顿首，廿八日。（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册最重要之价值，在于其真实呈现了晚清中枢“正式奏议之外”的实际运作情形。信中大量可见“面商”“乞酌夺”“望留神”“措辞加婉”“幸勿驳”等语，皆反映出晚清中央决策在正式奏折形成之前，实需经由军机、部臣及司员之间反复协商、修改与斟酌。

透过此批信札，得以窥见晚清中枢政务如何于私下意见交流中逐步成形，而非仅由官方档案所呈现之最终结果。

首先，就政务内容而言，册中所涉最核心者，无疑为财政问题。

晚清同治、光绪两朝，内忧外患并至，国库长期空虚，而河工、海防、军费等开支又极其庞大，财政困境已成朝廷最大难题之一。

由于翁同龢先后任工部、户部尚书，与阎敬铭往来之内容亦多围绕款项调拨与工程经费展开。如第二十札《日昨赴香山》言“河事极难，钱粮较巨”；第二十二札《惠远、拱宸二城》称“何从筹此巨款”；第二十一札《今日游公》则有“民命至重，帑项至重，夙夜忧迫”之语，皆可见黄河治理与工程财政对清廷造成之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信中亦屡见财政积弊。

如第二十三札《河议续有》称“银库弊深如海”，足见晚清户部库务舞弊已积重难返；第一札《所件自无》与第二十四札《手教至》则涉及“云南军费报销案”，即晚清著名财政弊案之一。第六十三札《羽檄储胥》甚至提及“钞胥应略给津贴否”，亦反映基层吏役俸给困窘之情况。

河议续有交件，当汇齐具藁，前所论官房已画行难改，可饬司坊以时值估报也。银库弊深如海，汇兑者往往分数起，借口镕化未齐拟令所司责成委员备齐后再行付库。则胜挪之弊可少。今日已具牍，幸鉴及勿驳也。名另具，十六日。（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十六日）

阜康因分起，遂亏巨款，然初四日若驳令备齐再收，则并此五万亦无着矣。

此外，本册亦保存了“洋药税厘”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材料。光绪十一年（1885）《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后，“税厘并征”制度逐渐确立，洋药税收遂成中央重要财源之一。

第四十札《由署归》提及“有税即有厘，办法最好”，即反映对“税厘并征”制度之认可；而第四十四札《日来事冗》又言“津海所收转绌于昔，似应将委员参劾”，则显示新制推行后仍伴随大量贪污问题。

日来事冗，未获一奉谈笑。铜务已属渔溪口陈，惟宣布一节尚需斟酌。洋药税新章，津海所收转绌于昔，似应将委员参劾，公意以为何如。稍暇趋侍，不一一。中堂钧席，晚名另肃，廿九日。（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二十九日）

黄河治理则为本册另一核心议题。光绪九年（1883）山东利津一带黄河决口，灾情严重，而朝廷财力又难以支撑庞大河工开支，故相关讨论在信中屡见不鲜。

如第二十一札《今日游公》论及“徒骇、马颊两河分减”与“长堤”“缕堤”之争，即涉及晚清河工治理路线问题；第十九札《前有议覆》与第十一札《前日辱手》亦皆关涉河工拨款与部议。透过此批信札，可具体观察晚清中央对河患治理之焦虑与掣肘。

今日游公一疏，为山东河工筹长策，已有旨，交户、工二部速议。游公意在徒骇、马颊两河分减，且谓筑长堤不如修缕堤之为得计。侍于河事，一无所知，前此两议，大氐谓分减宜慎重，而未尝为决断之辞。今溃决频闻，亦甚虑长堤之难恃。民命至重，帑项至重，夙夜忧迫，将何以澹此灾乎。旦晚走谒面商，先此奉致。丹初老前辈大人尊前，侍同龢谨上，十二日。（光绪九年（1883）三月十二日）

除政务外，翁、阎二人于学术与版本校勘方面亦往来频繁。

第四札《昨承赐》与第四十六札《数语未足》记录了二人围绕阎敬铭新刻《稽古录》之校勘往来；第五十二札《昨日地震》则谈及新刊胡注《资治通鉴》；第五十六札《久缺聆教》涉及《汉书补注》书酬问题；第六十七札《昨晚归》又有孙退谷书册之赠答，以上数札皆是二人关乎学术之日常写照。

昨日地震，吁可惧哉。承赐新刊通鉴胡注（《资治通鉴》胡注），津逮后学不浅，可胜叹仰。况字画端劲，俨如元椠，尤可爱，当逐卷点读，庶无负先生懃懃之意。起居安否，近药物否。曩读黄漳浦长安如海独无医诗，为之三叹。其卒章云，拼得一身成药树，解支落莭与人看，有味哉。船山遗书一匣，衡州寄到，奉纳，不次。中堂钧席，晚同龢谨上，五日。（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初五日）

尤为值得注意者，是册中大量关于疾病与身体状况之记载。信中反复出现“燥药太多，恐伤阴”“宜静剂，不宜燥药”“核桃酒可频进”等语，并非泛泛寒暄，而是真正涉及医理与病情讨论。

翁同龢本人亦常言“发热”“愦愦欲卧”“筋力顿衰”等。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二人交谊之深，更折射出晚清中枢高官长期处于极高压力与身心耗竭之状态。

除此之外，此批信札所涉内容尚包括外交、税收、禁烟、人才选拔、书籍收藏等诸多面向，并牵连光绪帝归政、规复制钱、中法战争、《伊犁条约》签订等晚清重要历史事件，几乎涵盖光绪朝中枢政治与社会运作之诸多核心议题，史料内涵极为丰富。

其不仅可作为晚清中央政务运作之一手文献，亦对晚清政治史、财政史、学术史乃至社会史研究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两日未获一语，前削阅改否。律冒支官粮条，承委放支者以监守盗论，监守盗百两以上始拟流。今全案皆以轻比，不得于此曹独重也。福公两条亦迟迟，若能于月初了此乃佳，河议云何，甚悬悬也。中堂钧席，同龢顿首上。（光绪九年（1883）五月初五日）

此册亦堪称翁同龢中晚年小字尺牍书风之重要代表作。其书写时间横跨六年，正值翁同龢中晚年书风成熟阶段。

此时翁氏已逐渐形成“碑底颜面”之典型面貌，他在颜书的平正与北碑的险绝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又参以东坡之沉着、襄阳之灵动，笔划凝练、干净利索，结体开阔，在晚清“尊碑抑帖”风气中形成一股清流。沙孟海曾评翁同龢“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又称其尺牍“文词雅俊，有晋宋人风”。

数日疏于造请，旭之来，知尊体新感多汗，顷渐康复，驰企之极。伏祈屏思虑，慎风寒，一切簿书且勿省览，至祷至祷（《翁》作“至祷之余”）。余非面莫罄。专请日安，不次。中堂钧席。晚名另肃，廿八日早。（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二十八日）

此外，此册原稿尚可对《翁集》中若干误释、漏释文字加以校补。如第二十三札《河议续有》“驳令备齐再收”，《翁集》尚有三字未释，作“今□□□收”；第三十札《昨散衙早》“榜书不敢任”，《翁集》误作“牍书不敢任”；第三十六札《数日疏于》“至祷至祷”，《翁集》误作“至祷之余”；第四十札日期“廿日”亦被误释为“二十二”等。

由此可见，本册对翁同龢文献整理与晚清相关史料研究，均具有不可忽略之重要意义。 

2026西泠春拍

翁同龢（1830～1904）、孙毓汶（1833～1899）、孙楫（1827~1899）  行书 唱酬诗卷

纸本  手卷

引首：90×28cm  画心：66×28cm  78×23.5cm  47.5×26cm  89.5×23cm  65×28.5cm  题跋：92×28.5cm

出 版

《憨斋珍藏书法集》P108-109，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著 录

《瓶庐诗稿》卷五，[清]翁同龢撰，民国八年（1919）邵松年刻本。

说 明

蒋元庆、潘伯鹰、庞国钧、俞鸿筹题跋。庞国钧题签。俞鸿筹、吴南生旧藏。

此卷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至十八年（1892）间，翁同龢、孙毓汶、孙楫三人以行书所作唱酬诗卷。卷内包含翁同龢和《驾航次昆仑关图》韵诗一帧，孙毓汶和诗三帧，孙楫诗稿一帧。

跋者简介

1.蒋元庆(1866～1946)，字志范，又字鄦楼，江苏常熟人。康熙中大学士蒋廷锡之后。清末拔贡，任学部七品京官，民国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曾编清朝野史，尤以书、联号称双绝。

2.潘伯鹰（1898～1966），原名式，字伯鹰，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安徽怀宁人。早年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国共和谈时，曾担任国方代表章士钊的秘书。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对文学颇有造诣，曾著说多种，后潜心于诗词及书法。是近代书坛“二王”书风的积极追崇者之一。著《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玄隐庐诗》等。

3.庞国钧（1884～1968），字蘅裳，号鹤缘、鹤园，又号莪闇，别署梦鹤词人，江苏吴江人。早岁受业于钱崇威。拔贡，曾充七品京官。后入江苏巡抚陈夔龙门下。抗战前与吴湖帆、潘博山等发起组织“正社”书画会。1950年由柳亚子荐举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工书法，尤精行楷，熟掌故外，亦善诗赋、倚声。

4.俞鸿筹（1907～1972），字运之，号啸琴、舍庵，别号羼提居士，江苏常熟人。钱仲联表兄。工书，擅辞翰，精考证，富收藏，精版本目录之学。有《舍庵诗词残稿》《俞鸿筹日记》。

翁同龢所书诗稿见载于《瓶庐诗稿·卷五》，而孙毓汶、孙楫叔侄二人诗稿则未见著，尤具文献补遗价值。

翁同龢《驾航次昆仑关图》

据相关文献与诗作往还可考：光绪十七年九月，翁同龢为孙楫《昆仑关题壁图》题诗，以送其赴湘臬任；十月，翁氏以前韵呈孙楫，孙毓汶见而和之，翁复次韵酬答；十一月，孙毓汶再和，适逢孙楫奉召内调顺天府尹，翁闻讯后复有诗作。至光绪十八年二月，孙楫《昆仑关图》诗见示，翁遂复和，最终汇成此卷。

若依时间次序重构装裱顺序，当以孙毓汶辛卯十月三迭和诗三帧为首，其次为孙楫壬辰正月诗稿，末为翁同龢壬辰正月十一日所书诗稿，如此则唱酬脉络井然，时序分明。

孙毓汶辛卯十月诗一帧

孙毓汶辛卯十月诗一帧

济宁孙氏为晚清显赫宰辅之家，数代簪缨。孙楫之父孙毓溎，道光二十四年状元，官至山西、浙江按察使；从叔孙毓汶，咸丰六年榜眼，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历任刑部、兵部尚书，谥文恪，深得慈禧倚重，时人信札中常以“大圣”代称。

孙楫亦为咸丰二年进士，历任闽、陕御史、高廉道、高州知府、广东按察使、湖南按察使、广州知府，终至顺天府尹。

翁同龢与孙毓汶同年登科，仕途并进，俱至尚书并入军机，交谊逾三十载，往来频繁。

《翁文恭公日记》中多有记录。历来关于二人不和之说，或缘于“人蔘状元”事件，或因政见歧异，然据其大量书札往还观之，实则情谊深厚，此卷之存，尤为有力之旁证。是以本卷不仅为文人唱酬之作，亦为研究晚清政坛人际关系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