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艺术赋能永远是进行时——汪万斌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实践带来的启示

　　汪万斌是谁?这在美术界并不为很多人知晓。但，他是艺术家，喜画纸本山水，是江西省婺源县美术家协会主席，上饶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汪万斌在江西省内，在文化界也并非人所皆知。但是，在婺源所属的上饶市县两级政府眼里，特别是在家乡婺源县的许多人心目中，他确是大名鼎鼎的。因为正是他的独具慧眼和奋力前行，让婺源从八十年代少数摄影家镜头中和九十年代松散农家的炊烟里萌生的田园牧歌，真正升级为访客纷至沓来并且流连忘返的有“中国最美乡村”和“最美中国符号”美誉的现场——篁岭，作为婺源之美的集中代表，在他的率先发现、牵头修复和持续更新下，如今成为了婺源这座县城的视觉标签，成为了无数国人向往的打卡聚集地，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

　　在中国历史上，自魏晋以来文人骚客与自然为伍，作画吟诗，放达意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杰作，使得青山千古扬名。即便是新中国后的几十年里，经画家和摄影家发现、探访、描绘和拍摄从而为世人争相传颂而热度陡增的重山奇景，如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都是艺术家们审美趣味、审美眼光、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力与自然际会、盘桓时自然美的发现。最近十几年来，仅就美术界而言，随着我国社会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城市文化艺术处在调整和细化的新语境，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重新思考艺术的发展问题，于是，走出画室、走出城市，进入乡村和山野，成为了一种选择。他们重新面对自然和乡土，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表现，从自然中寻找自己艺术创作新的能量。

　　我们注意到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即艺术修养和审美眼光能够发现客观的外在大千世界之美，通过文人和艺术家的诗篇、画作和图片，让各地的奇观绝景和风云烟岚作为美好田园的景象，停留在了书卷中的文字间和墙壁上的画幅里。我们更注意到，这些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或者说影响过那些终日以山岚美景为伴的当地居民的生活，并没有通过培育审美而改善、充实他们本该享有的完整精神世界和看待物质生活的方式。每每出现的情形是，艺术走进生活，艺术介入乡村，只是因为那里可以寄托艺术家自己的情感，而当地居民的情感世界如何安放，却没有被顾及。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2000年后，艺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势头不减直至今日愈加发达的写生和采风那种单向度的情感投射。他们的艺术实践，被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表述为“介入性”艺术，以此区别于这种长期存在于美术界的建立在反映论之上的对外在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写生，也区别于1980和1990年代早期先锋艺术对社会现实里存在一些问题和现象展开的干预性和批判性“介入”。他们开始重新强调艺术对社会的现实作用，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成为了千禧年以来艺术家试图改造现实的工具，艺术家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对现有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艺术不再是艺术家“避世”的乌托邦或者表达本能情感的理想国，而是成为了其改造现实的手段。

　　从艺术创作与现实世界的完整和全面的关系角度看，根据艺术介入的公共空间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千禧年后中国介入性艺术分为三类，即艺术介入城市空间、艺术介入乡村以及艺术介入生态环境，以此来勾勒出中国介入性艺术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艺术界自发地把对景写生和蹲点采风的单一艺术家身份推进到设计师、城乡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多元角色。这种自发的努力，在最近十几年重视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国策以及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的政策指引大背景下，汇合成了艺术乡建和社区艺术等艺术界的新热点。

　　毫无疑问，千禧年后由美术界少数有识之士自发先行尝试艺术与现实新型关系的这些努力，将艺术的价值评估从主体意识的意义层面，拓展到客体接受的社会性功能层面，这使得原本单一的艺术创作--观众接受的结构，在城乡社会的现实中，变成了远为复杂的多重结构。它的原有价值评估的依据，已经面临着来自社会现实更多环节和因素的挑战和制衡，需要我们在前所未有的更加完整和多元的现实社会结构和生态发展的链条中加以研究和考察。

　　由此，从这样全新和完整的发展结构和链条来看，我们认为上面提及的古已有之并习以惯之的艺术创作生态是单一、初阶的，它需要改变和突破。就是说，那些原本亘古缄默的山川河流和乡野村落的自给自足，因为文人墨客的发现和比德对偶式的抒发，而名声远扬，这种情形是单向度的;它们经过摄影家和画家们的传神之手而成为了城市客厅的壁上佳作，被欣赏和买卖、收藏，这种情形是小众的;心怀善愿的艺术家到访社区、驻留乡村、收集民风、挖掘历史、倾听心声，进而在城市空间中展示社区街巷和乡村地头的艺术形象，终究还是一种一厢情愿。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山乡村落和城市社区而言，艺术家他(她)们来了，又走了。又一拨新的他(她)们来了，然后又走了。逗留的时间，或短或长，他(她)们最终还是走了。他(她)们的确带来了各种新鲜的想法和理念，也由此在纸媒和网媒上展开不少充满激情的讨论，但依然没有落地并转化为社区居民和乡村百姓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他(她)们的努力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淮南子》中有句名言就早已点明，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极具哲理的古话，从今天的角度看，是一种完整开放和生态发展的整全思维形态的认识。如果不从这样的完整链条即可持续和生长发展的动态角度来理解艺术与现实的改造关系，那么艺术界人士所有的努力终究只会流于短暂和表面的一厢情愿和纸上谈兵，无法提供可持续的和再生出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方案。

　　这种人，当然不再是可以被类型化的艺术家，也不是围着甲方转的应用型的设计师，更不是理论上推演和深究的美学家，而是兼具多重能力和素养的复合型行动者、实践者。

　　汪万斌就是这种人——他把自己对自然山川和乡土民情的审美理解和艺术想象，在现实的世界里寻找、修复、改变和塑造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独创性的为塑造出来的世界构想、规划和组织了让它能够持续运转、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机制——那里有人，有人的生活，可游可居;那里的一切，都是生长的，是可持续和绵延的。

　　善画者善园——虚实相生哲学思想的双向关联

　　汪万斌对家乡婺源的山色自然之美和屋宇人文之景，充满了爱恋之情：“我自幼研习国画，尤攻山水，深谙园林与画境之微妙构成，于笔墨结构与物象布局间寻得共鸣。常读常建《题破山寺》之诗，意境深远，禅意盎然，引⼈遐思，激发了对理想园林的无尽想象。”

　　唐代诗人常建的题壁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全篇笔调朴拙，兴意深微，层次递进，幽寂无穷：“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罄音。”

　　如此美妙的诗文千百年来浸染过无数后人，却未必有机会在现实中发现并且与这般景象终日相守。婺源，传统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地处三省咽喉，群山环绕，山水相依，丘陵错落。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植被繁茂，造就了令人过目难忘的山水田园风貌。生长在这样绝伦环境又聪慧过人的汪万斌，不知在脑海中闪动过多少物象交融、虚实相生的审美意象。他不断地在纸上勾写着葱茏青山和黛瓦白墙的天成美景(时至今日，他在远超常人的超负荷工作之后的每日夜晚，始终坚持作画)，更“立志将国画意境融入园林，融合自然山水”，把画案纸头的胸中之气，输灌到现实的真山真水中，用塑造真实山居和园林的方式，“诠释何为大山水、大园林的造园新境。”

　　正是这种经年历久的文化滋养和耳濡目染的自然馈赠，与自身禀赋的深度融合，夯实了汪万斌将纸上的绘画与现实的造园合二为一的雄心和底气。从喜画平面到立体造园，将善画与善园知行合一，画家出身的汪万斌走出了纸上画家的固有圈子，进入到绿水青山和白墙黛瓦的天地人间。他由绘而园，水石之外，更涉土木;视野之大，能力之强，趣味之独，令人瞠目。回想艺术史上，且不说唐宋的王维、赵佶，仅明清之际，倪云林、张南垣、李渔和石涛等人，无论以笔墨为丘壑，还是以土石为皴擦，虚实虽殊，理致则一。他们绘事书画和掇山造园，兼修并善，实为通艺之翘楚。

　　善画者，善于掇山造园。汪万斌的华丽转身，便是历史上诗情画意与造园明趣的当下复活。若有幸到访、栖住望三清· 艺术聚落和望婺源·流苏小筑这两处园区，人们会发现那是汪万斌山水画创作中景物山色审美意象的代表性呈现。与婺源篁岭的牵头联合开发并担纲总设计师不同的是，这两处园区，完全是汪万斌个人作为深谙赣东北自然风貌的水墨画家内在审美意象的外在物化。化平面而立体，转笔墨丘壑为掇山叠石，少年即萌生的为山川立像传情，如今已然成就为经略万水千山后的山脚聚落和水岸

　　中国传统水墨画讲求用笔或力透纸背或绵里藏针，用色或素以为绚或立白当黑，虚实、浓淡、厚薄、焦散，对偶转化，交融相生。这些美学范畴和趣味，虽源自艺术家主体对周遭自然事物和现象的观察理解和内在概括提炼，也需要在现实中相一方园基，拓土掇山，以抒胸中之意气，以求自然之映证。进言之，斗尺丈二间笔墨所传递出的流转空灵意象，若能与大美不言却气象万千的自然与人文相呼应，则画面上景物意趣间的虚实，变身为人工之虚与自然之实的相向映照。意在言外，以山之青、水之绿、木之翠来强化和支撑，益发真切也更加高远。虚实相生，在汪万斌这里，已经不再是纸上之迁想妙得，而是园中之小中见大。画中之风云意象，作为蓝图和底稿，已经化作自然之峰峦朝露。虚实在处处，处处有虚实。它的升级流转，正是艺术家不为形所拘，不被物所累，意象与形物、境界与眼界虚实相生、双向关联的最佳体现。

　　大城小园皆如画

　　对待绘画与造园，汪万斌驾轻就熟，体认颇深：“在绘画中，‘虚’以留白绘就无垠想象，赋予画⾯空灵深远;‘实’则以浓墨重彩勾勒具象，奠定画面之基。园林营造中，‘ 虚 ’则是空间之广袤、景致之幽隐，引⼈步步探寻;‘ 实’ 则为山石嶙峋、屋舍俨然、水体潺

　　潺，构筑自然与人文和谐之韵。”

　　由绘画而造园，汪万斌已然以当代人的身份直追上述明清诸家，实属难得。然而，他之所以值得研究和大为称道的，更在于他修葺和改造乡村和城镇的宏大视野与能力。中国水墨绘画的虚实与造境追求者，从平面绢素转为立体园林，近现代已然绝少，而能在屋舍楼宇、廊架墙垣和林地城池的修整和翻新上，赋予成组村舍和连片城市在布局造境两方面动静相宜、虚实相生、物与景谐，则更是前所未见。婺源篁岭和弦高古城的翻建、更新和改造，是汪万斌以流变虚实之画意，既布局纵横，运筹捭阖，又举重若轻，匠心入微的又两项令世人惊叹的大手笔。这两处重要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遗址和景区建设改造完成后快速陡增的好评和纷至沓来游人，可以用落成即巅峰来形容。

　　这时的汪万斌，已经不再满足于用自己手中的“一管之笔”在宣纸上“拟太虚之体”(南朝宋画家王微《叙画》)了。他将到访者、居住者和游人在错落起伏的村头巷尾里的流连往返和视线流转，化作虚实生变的源源动力;让鳞次栉比的白墙黑瓦和曲径幽深的小院高墙，成为营造布局、强化节奏并生机盎然的视觉元素和有形载体。

　　面对方圆8平方公里、建筑改造面积51000平方米的篁岭乡村景区和占地278亩地的弦高古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哲学精髓， 还有“笔墨精到”、“匠心独运”这样的赞赏辞藻，已经不仅仅是指代汪万斌和他的团队在工程上无数精工细节的点位本身，而是示意他们汇聚目之所及的林木山岗和街巷民居而从整体上和全局上潜心雕琢和概括总揽所达到的水平高度。

　　与案台上尺幅画作中须留白以承载无限的遐想和感悟不同的是，在连绵起伏的山谷和重叠连片的建筑里，如何让亭台楼阁和树木花草还有人们的生活起居能够犹如有机的生命体那样流转和富有生气，于繁杂和琐碎的有限市井人间，开化出轻松自如的无限妙享，这是汪万斌给自己压上的担子，也是其他艺术家难以得到的挑战。

　　近年来接触过汪万斌、了解和目睹过他的大小乡建和城市更新成果的美术界和文化界人士，无不难以置信地惊讶和感叹于他不断打破画家单一身份、转身规划设计和房屋建设的大幅度跨界。也有浅见者觉得画家不懂营造法度。其实，不仅画家可以造园，园林师也同样善于创作丹青。古语有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笔墨丹青与掇山造园，两者意趣相通，布局和造境相同。明代大家计成不但造园的理论水平了得，其在绘画上也同样了得：“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计成在造园艺术理论上能达到极高的成就，其绘画所起到的相辅相成作用功不可没。今天的汪万斌，在丹青和造园之上，更进一步，独步修村葺镇和改城，从借景于自然的园林，拓展到归景于自然的村落和城镇。丹青和造园之外，他更通达于一城一池之人群与自然的整体平衡关系，不大的园林已然广大致社会。这是何等的迈步和跨越!

　　如果说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喜欢用《道德经》中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来比喻治国应顺遂自然之道，举重若轻，那么，我们也可以借以引申出，汪万斌以艺术的方式经略乡村建设和城市改造与更新，恰似丹青绘事，城镇再大，个园再小，实有异曲同工之道。

　　艺术赋能，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评价汪万斌创作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取决于他在水墨作品中表现了怎样的绿色家园和山水意境，而且取决于他通过垒石造园怎样在物质空间上呈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更取决于他在乡村建设和城市更新方面如何全面和整体地整合与协调各种因素、资源和条件，构划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全体村镇和城市居民新的可持续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空间。

　　拾阶回环于游人如织的篁岭老村，或信步徜徉在市井烟火的弦高古城，青石板上尽是争相寻找拍摄“晒秋”美景最佳机位的访客;马头墙下又见蜿蜒穿行的鱼灯巡游和火壶表演…这些沉淀着徽派建筑历史风貌的楼阁、宅堂和廊架，在秉承以人为本、亲近自然、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汪万斌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焕发出新的生命。

　　置身在山色、绿荫、老屋和流水构筑的诗意原乡之中，历史传承、生命绵延、弥久常新…如此这般的感触，不禁油然勃发：一位婺源当地的画家，因为热爱画画而写生家乡的自然，又因为常年写生而发现家乡独特的自然之美。从勾画平面形象以捕捉眼中之竹，到掇山造园物化山水画的审美意象，再到将现有地理环境中乡村和城镇改造成更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然园林，这该是怎样的艺术视野、审美心胸和创造能量使然?!

　　都说时势造英雄，可英雄这样的使命和担当落到汪万斌身上，却是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其实就是自身前期的储备和准备，就是当事人自身潜在已有的艺术素养、行动意识和驾驭能力。我们的确惊讶，并非建筑师的汪万斌，在修缮、改造和更新像篁岭和弦高古城这般荒败山村和旧城时，显示出的难以置信的整体构思创意和要素分配布局的能力。在古建修复中坚持或修旧如旧，或新旧结合，或藏新于古，具体到对原住民整体搬迁，将特色古建按照异地重建即老屋寄养模式展开，等等，各项新旧事物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这些恰恰反证了初期作为画家的汪万斌，在观察写生家乡自然人文环境风貌和构思布局画面形象创作方面，已经夯实了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整体布局、立体塑造的巨细不悖的意识和能力。早期的艺术磨练和审美积累，为他后来一路开挂，用艺术造境的追求来修复和激活家乡之美，夯实了能量和底气。

　　不仅如此，汪万斌身上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特点，是他从不固化知识和能力，极为注重知识更新并坚持终身学习。我们在他创作、规划、主持、组织、落地、展开和完成的众多项目和工程的现场和区域，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从大地和历史中勃勃生发和持续流淌的万般生命样态。宛若天女散花般分布和镶嵌在汪万斌图绘和构划的园林、乡村和城镇各个角落的不同生命密码因子，一方面源自他年少时对乡村和山野自然生长变化的朴素感知，另一方面来源于他后来饱游天下、沃看典籍的提升深造和寻师问道。这种对差异性、变化性、过程性和生长性的重视，从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来看，还源自画家出身的他在创作时对复杂、变化和不确定的审美意象的提炼和研磨，以及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生成须待观众和接受者共同完成并共同分享的开放性召唤。

　　注重知识积累，更注重知识更新，这既是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使然，也是以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进而拉动文化和旅游消费的必然。文化讲求差异，旅游避免同质，深水区的文化旅游消费既要通约式普惠，又要个性化圈层。

　　然而，如何理解个性化与知识更新之间的平行关系?在文旅行业同质化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借助艺术追求新颖和创新的内在规律诉求，让在地化的艺术寻找到乡村和城市特有的视觉标识、代表物品、生产工具和生活习俗等等，尤其是在有形的、可见的和不可移动的物质性人造物之外，发掘无形的、不可见的和可移动甚至只可耳闻口传的经验、技艺和吟唱口诀等等，将使得艺术的赋能更加个性化，更加超越短视和眼前的功利和效应，触碰和抚摸到在地文化的心脏和内核。这种在地化和个性化的艺术赋能，是一个不断下沉探求并且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调整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动态更新过程。从汪万斌二十年围绕着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展开的艺术赋能文旅开发建设的实践轨迹，特别是他在篁岭前后十几年的修复改造过程看，我们深切地认识到，真正的独特并且具有生命力的艺术赋能，从来就没有完成时，而只有进行时。

　　可持续生态发展观是艺术赋能事业永葆生命力的核心

　　要想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艺术自身就需要不断更新和赋能，其赋能城乡复兴和更新的角度、路径、手段、方式和方法，也需要不断赋能和更新。避免乡建和城市更新千乡一模百城一式的一种有效且合理的方法是，把艺术赋能理解为与乡村和城市的存在和发展共生共存的生命活动，有长期可持续的完整生长周期。

　　汪万斌将自己从事的艺术赋能乡建和城市更新实践，清醒地建立在以深刻的伦理观和战略思维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主义”，和以原始、物本、民间及自然野生为支撑的生态发展的“原生主义”之上。

　　这种认识是与艺术的当代发展同频共振、相互一致的。当代艺术的实践，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向，即从强调寻找和制造确定的、固定的和精湛的艺术创作的技艺，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转变为寻找各种可能的媒介和方式，来展现现实世界的变化性、动态性与生命力。这种转变，体现出新旧艺术的重要分野：艺术不再是“制造”一种形式和技艺去反映现实世界，而是用更自然的方式展现现实世界自身的生命力和生长性。从“制造”艺术，到让艺术“生长”，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从长期以来的人本主义至上迈向物本主义，即认识到人是社会的，更是自然的，人的生活的圆满，最终是在与自然界所有生物、动物还有植物的平衡与和谐共生中获得的。这意味着人类的各种活动包括艺术创作，都应当从单一的人类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拥抱一种更加多元、平等、互动和开放的生态观念。当代科技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里的深度发现，不断夯实了20世纪以来国际哲学界思想界对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反思和批判的逻辑必然，也更加激发了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回望传统和历史，从中发掘和转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秀基因。

　　汪万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但他走访过世界许多国家，对国际上文化思想的走向并不陌生，对艺术赋能危旧乡镇和城市以重拾生态自然环境更是悉心考察和研究，这些都坚定了他对艺术赋能中国本土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的信心，也明确了艺术赋能要长期有效的底层逻辑，即树立可持续生态发展观，建立艺术赋能的长期和全过程生态发展链条机制。结合他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学术界有关乡建和城市更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概括出持续发展艺术赋能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点：

　　一 修复和保持传统建筑材料的原真性。 在城乡修复和更新中，一方面抢救性修复和保护承载历史痕迹的老久房屋的建筑整体结构和关键部件、物件，做到修旧如旧、新旧结合或藏新于古;另一方面用异地重建的方式强化和突出老久民居整体的历史年代感。这些手段都是要以不大拆大建、锁住物貌原真性的方式，为一代又一代人阅读历史，参与对过往的文化的了解，培养与传统对话和共处意识，提供时间上的开放性和延续性。这是艺术观念营造出的一种历史与未来相互对望的能量场域。

　　二 在地自然材料优先原则。 在乡村屋舍修复和改造方面，坚持最大限度地优先就近使用在地自然环境中的包括生物性在内的自然物料，以可再生、可循环和可修复为设计选材的主导原则，力求建筑材料在质感、纹理、色彩等方面与在地自然风貌谐调一致。通观汪万斌牵头修复和改造的数十个村落、景观和城市项目，注重发掘和利用在地固有的天然材料的意识随处可见，深深地烙印其中。

　　三 以共生的观念让建筑形态融入自然。 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式源自与在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和谐共生的规律，这为现代乡村和城市建筑的修复与更新提出了面向未来的持续生长的要求。修复和更新下的建筑不仅要在材料上，而且要在结构上和形态上，模仿自然界生物生长的法则，也就是利用或模仿在地原有的生态系统，求得结构和形式上的仿真性。同时，更要着眼于将建筑与原生植物、石头和土壤水系共生同长，要让建筑植根、长在在地原有的自然环境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自然，从而让建筑获得持久的生长性和生命力。望三清·艺术聚落和望婺源·流苏小筑，便是这种观念的集中物化呈现。

　　四 建立艺术赋能人才的长期培养机制。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之所以不同于前述下乡采风写生、驻留创作和试图消除主客体区别的介入性艺术实践，就在于它的持久性、长期性、生长性和传承性。艺术赋能不是一次性的善举或项目化的行为，也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特例，而是一批人、一代人和几代人、代代人持久相传的事业。因此，建立艺术赋能人才的长期培养机制就十分迫切和至关重要。具体来说，汪万斌忧心于传统古建技艺和人才的青黄不接，身体力行自觉担任保护与抢救徽派古村古建营造技艺的倡议者和行动者，通过多年的实践，发现、聘请、养护和带动了上百人的景观园林和古建修复能工巧匠，并组织赴国外学习借鉴造园技艺，复活传统手艺。他不仅自己事必躬亲，始终活跃在古建修复和城乡更新改造的第一线，而且还接纳和收留不少慕名而来的年轻艺术家和造园爱好者，为他们能够观摩和学习到传统造园、建筑和三雕(木雕、砖雕、石雕)技艺提供各种方便。作为上饶市政协委员，汪万斌更是提案呼吁，建立非遗传承专项基金，鼓励年轻人投身于传统工艺的学习和传承。

　　五 人人都是艺术赋能的参与者和共建者。 之所以说艺术赋能是一项长期有效的不断生长且具有各种可能的事业，除了在上面第一、二、三这三个方面重新赋予基础建设硬件持久生长性和生命力，以及第四个方面艺术赋能专项人才持续培养之外，汪万斌的艺术赋能全链条生态观中，还包括了赋能乡村和城镇中的在地灵魂之体——当地居民的生长、生活和行为。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从来就是为了人。要真正做到为了人，特别是为了当地人，首要的就是要获得乡村和城镇乡民、居民的接纳、信任和参与。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重视这一点尤为重要。通过艺术构思和设计规划来修葺和激活后的乡镇，生活居住环境有了大幅度更新提升;传统生产生活资料，得到了认真收集和保护;地域特色民俗文化，获得了持续深入的挖掘、研究和梳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原村民和居民们留得住根脉，记得住乡愁。同时，也据此形成种类品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安排和吸纳在地原住民积极参与，做到在家门口上班，就地解决就业难题。

　　这就标示出，艺术不仅持续性地赋能乡村和城镇的硬件建筑等基础建设，而且还通过艺术自身具备的生长性和拓展性，将作为艺术赋能受众的原住民转型成参与者、合作者、同行者和共建者，在生产和生活两不误的合理结构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居民对在地家园历史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的新环境的认知和喜爱，赋能新的审美认知能力的养成。

　　只有当艺术赋能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不再是艺术界小圈子的专权专利，而成为包括在地原住民在内的全体居民共同参与、合作和共建的行为时，艺术赋能长期、有效、生态、发展，永葆生命力，就有了真正的保障机制。

　　由此可见，可持续生态发展观引导下的艺术赋能，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下乡走基层观光猎奇采风，也不是一厢情愿地驻留式传经送宝，而是始终跟踪城乡基础硬件的保护、修复、改造和更新，保护和培养相关行业的工匠技艺人才，调动全体居民参与的面向未来的全过程壮阔事业。正是这种健全完整后续发展的产业生态链条的通盘谋划和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出身画家却兼具多重能力和素养的复合型行动者、实践者的汪万斌。

　　艺术赋能，与人同行，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汪万斌说得好：“我们希望打造⼀个充满无穷可能性的、时刻吐故纳新的‘开放空间’。这是⼀个背靠传统、面向未来，生发自然之美与诗意的聚落。”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人所做的一切就能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长久。

　文|高 岭

　　2026年4月27日--5月10日第一稿

　　5月17-18日第二稿

　　版式设计/刘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