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 | 季涛：香港两大国际拍卖行的几十年演变

蘇富比是第一个进入亚洲的国际拍卖行，佳士得要相对谨慎，晚13年登陆香港。

一．对大中华市场的不断探索

1973年，蘇富比进入亚洲，首选香港设立代表处。当年11月，蘇富比在香港进行了首场拍卖，上拍了“中国瓷器和青铜器”、“19世纪中国绘画”和“中国鼻烟壶”三个专场。当时的拍卖图录只有文字介绍，没有图片，叫作目录也许更恰当。1974年，蘇富比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蘇富比-帕克-博内（香港）有限公司。名称中“帕克-博内”的字号是因为蘇富比为进入美国市场曾收购了美国当时最大的艺术机构帕克-博内。1974年，蘇富比增加了“中国玉雕、地毯及工艺品”专场，减去了书画专场。自1976年起，蘇富比确定了在5月和11月定期举办春秋两季拍卖会的模式。蘇记的1981年香港春拍，第一次开设了“重要珠宝”拍卖专场。过后，也只是偶尔拍卖珠宝。那些年蘇记的拍卖专场，多只是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类型。直到1980年，中国书画才重回到蘇富比的拍卖会上。可以说，陶瓷是蘇富比“铁打的营盘”，其他品种都是“流水的兵”。

蘇富比1973年香港首拍瓷器图录

1992年3月，蘇富比在台北首开油画专场拍卖。1995年秋季在香港举办了中国当代油画拍卖。坚持拍卖八年后，自2000年起，蘇富比退出了台北的中国油画拍卖。

1992年蘇富比台北首拍油画图录

相比起蘇富比，另一家国际拍行佳士得进港的步伐要晚十多年。1984年，佳士得在香港设立代表处，1986年1月在港举行了首场拍卖，推出了“19世纪及20世纪中国书画”拍卖专场；1987年1月，开始拍卖“中国陶瓷，玉器工艺品”和“19世纪及20世纪中国书画”两个拍卖专场；1989年1月，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玉器 & 珠宝翡翠专场。合资成立的香港太古佳士得有限公司是在1989年注册成立的。自这一年起，佳士得开始了每年在3月和9月举行春秋两季拍卖的通例。1991年9月，佳士得在香港首开“中国现当代油画”专场；1994年秋，首拍古代书画专场；同年秋，他们也到台北举办了油画拍卖专场；1998年春，在台北举行了“20世纪中国艺术（包含中国书画）”的专场拍卖。2002年，佳士得也退出了台北的拍卖市场。台北由于面积狭小，货源、买家量小，加之艺术品关税高企，拍卖市场直至今日也没能上规模。

佳士得1986年香港首拍书画图录

两大国际拍行第一个进入内地的是佳士得。2005年11月，佳士得以免费品牌授权于北京永乐的方式举行了首场拍卖会，拍卖近现代中国书画。由于属外资拍行介入，北京永乐（佳士得）引起了内地同行的恐惧和抵触，大家认为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狼来了”。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永乐（佳士得）在北京的八年拍卖业绩和影响力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可怕！

2012年9月，蘇富比与北京歌华美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注册当月就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爱佑新生”慈善拍卖。北京蘇富比于2013年12月进行了商业首拍，这个“现当代中国艺术”专拍成交额了2.27亿元。随后其拍卖业绩连年下滑，到2015年秋，只拍出了1654万元。此后，北京蘇富比便停止了北京的拍卖活动，并于2024年最终注销了这家合资公司。

北京永乐（佳士得）2005首拍图录

2013年3月，当北京永乐与佳士得的合约到期后，佳士得落户了上海，成为首家在内地获得拍卖执照的外商独资艺术品拍卖行。佳记的首场拍卖于2013年9月在上海举行，拍出了1.64亿元的总成交额。上海佳士得从2014年起，分为春秋两季拍卖，2016年起改为仅在秋季拍卖，2020年和2021年因疫情停拍，2022年起每年仅举行一季拍卖至今。记得有一次，笔者看到佳士得在上海主持的香港拍卖师没有内地的拍卖师资格证书，曾向他们提出过批评。佳记明白此事关系重大，随后让这位拍卖师向中拍协申请考取了拍卖师证书，她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位海外拍卖师。

蘇富比、佳士得两家拍行在内地市场的运作由于受到文物拍卖法律政策的限制，只适合拍卖中国现当代艺术与海外的当代艺术品，因而很难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传统与个性的转变

内地拍卖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崛起后，从图录印制、拍卖推广到拍卖会组织以及拍卖师的主持都在模仿着蘇、佳两家。而两家国际拍行原来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近二十年来也在逐渐改变着，有些是随着科技发展与时俱进的调整，有些则由于内地客户数量和实力占比猛增后向内地市场的靠拢。香港蘇富比2005年开始聘用对古董艺术品并不内行的法律专家程寿康先生担任行政总裁，一反之前一直由瓷器古董专家管理企业的模式。程寿康任上十几年，加强了与中国内地、东南亚许多收藏家的沟通，摆平了许多棘手问题；同时他也协调处理好了企业内部的各种分歧与争端。香港蘇富比的企业规模由此快速扩大。2004年时，蘇记员工还只有40人，到2012年时已增加到了150人；业务项目也从4个增加到8个。不久后，佳士得从有利于加强管理和与内地客户联络沟通的角度出发，也聘用起管理和经营专家来管理企业。用非艺术专业人士负责企业管理与客户关系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艺术专业人士往往在管理和协调能力上的短板。因此，一直以来由艺术古董专家管理的两大传统拍卖行逐渐转变成了职业经理人治理型的现代企业。

观察表1的数据，2005年正是蘇富比业绩最低谷的时候，比佳士得少了快一半。这个时候换将并改变管理和经营模式，程寿康先生也算是临危受命了。直到2011年，蘇富比的业绩才超过佳士得。2013年秋拍，蘇记甚至创造了一个41.96亿港元的单季成交纪录，至今依然是香港拍卖的最高纪录，没被打破。笔者的一位朋友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佳、蘇两家工作，她认为，走马上任接替其老师朱汤生工作的瓷器专家仇国仕先生锐意创新，拓展征集渠道，有力地助推了蘇富比的拍卖业绩。从表1的数据也可以观察到，两家拍行业绩快速上升的爆发点在2010年，显然，这与内地火热的经济发展形势与拍卖市场高峰的到来密切相关。经过这一快速发展期，蘇富比的春秋两季成交额已是十年前的5.4倍，佳士得的业绩最好时也相当于2005年的3.53倍。

由表2的2015-2023年两家拍行的业绩对比数据可见，蘇富比自2014年期开始占据上风，除了2021年，成交额都领先于佳士得。正可谓：两家拍行勇争先，各领风骚八九年。

两家拍行的改变不仅在业绩上。以往，国际拍行是不收竞买保证金的，但新世纪之后，也学着内地收起了保证金；原来他们的拍品推广方式走的都是权威官媒、艺术杂志，随着网络发展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两家也在模仿内地，用起了新媒体、自媒体，甚至短视频、公众号来进行拍品宣传；以前的蘇记和佳记，都有着一种英伦的“贵族范儿”，讲究有风度的竞争，不太会公开地夸耀自己。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他们都在夸自己单季创下拍卖业绩的第一名或全年的最好业绩等等。以往的国际拍行预展和拍卖场，是不允许观者进行拍照的，而内地拍行大都没有这样的限制，如今的两大拍行也默许了现场的拍照和录像。

早先的香港蘇富比，最擅长拍卖的品种是瓷器、古董和书画，佳士得最擅长现当代艺术与珠宝翡翠。曾几何时，佳士得加强了古董书画的经营力度，而蘇记在现当代艺术和珠宝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佳记。两家拍行的经营品种慢慢地趋同，企业个性不再那么明显。

有意思的是，两家拍行在任用拍卖师上也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以前他们的传统，拍卖师都是要在企业从事专业工作十年以上，才有可能登台主持。如今这样的惯例似乎已经改变了，一些年轻拍卖师没有做过几年的业务，甚至从不做业务都可以上台主持。以前的拍卖师大多为外籍，现在华人占了大多数，甚至还会聘用内地出身的拍卖师。这与内地拍卖师的构成也在趋同，都显示出年轻化、女性化的特征。过去蘇记和佳记的拍卖主持风格明显不同，佳士得好像在追随着250年前企业创立者詹姆斯·佳士得先生的风度，追求主持风格的优雅和统一。香港佳士得20年前的总经理、首席拍卖师林华田先生就是优雅主持风度的代表。据说，佳士得拍卖师的企业内训确实强调主持的风度与风格的统一。而蘇富比则更在意个人主持模式的发挥。香港蘇富比的创立者、总裁朱汤生先生和蘇记的其他拍卖师就习惯坐在高凳上主持拍卖会，不太讲究外在风度的表现。有一种说法很生动：佳士得在努力做拍卖师的绅士，而蘇富比则努力做绅士的拍卖师。如今呢，坐姿主持再也看不到了，两家拍行主持风格上的差别也越来越小。

蘇富比朱汤生先生在主持

十五年前的笔者与林华田先生（右）

国际拍行进入香港后都一直租用酒店举办拍卖。自2024年起，他们开始将拍卖、预展、画展、文化活动等功能与办公场地融在一体。佳士得‌2024年9月启用了Henderson大厦作为亚太区总部，蘇富比则‌在置地广场开设‌旗舰艺廊。将办公场所与交易场所结合一起，有益于打造品牌展示、客户互动与文化输出的综合平台。而两家的春秋季大拍也不再一次性集中举办，被分散到了几个月中。2026年春拍，两家拍行的现当代艺术专场都放在了3月，去搭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车。

随着内地拍卖市场的不断成熟与发展，香港拍行与内地拍行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一些原来国际拍行擅长的经营品种逐渐地来到了内地，像中国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瓷器古玩、中国当代艺术等，这些品种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慢慢转回到内地拍企。而香港两大国际拍行将眼光则更多地放到了欧美与亚洲的现当代艺术领域，开发着新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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