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 | 张辉：由“折背样”“鹤膝棹”“壸门”谈古典家具定名 ——《图像中国家具史》㊶

唐宋家具研究中，邵晓峰所释 “折背样”、扬之水所诠 “鹤膝棹”，二名经各种文字传抄演绎，逐渐被视为学术定名，甚至被纳入家具史演变谱系。

此案例具体而微，但具现实性和理论探讨价值，作切入点，可究古典家具定名四个问题：单一史料的孤证立论、名物关系辨析、名物研究范式分野，无名之器定名之规。

一、单一史料的孤证立论

晚唐李匡乂《资暇录》记：“近者绳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样’，言高不及背之半。”邵晓峰据此将“折背样”定为宋代搭脑与扶手平齐的椅子，并以“宋画”《西园雅集图》《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十八学士图》上的椅具为佐证，提出：“我们可以称其为‘平齐式扶手椅’。它属于过渡形式，可视为明清玫瑰椅的前身。本文为具体区别于后世所谓玫瑰椅，称其为玫瑰椅（折背式）。这一说法较早见于唐末李匡文《资暇录》。”（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研究与图像集成》，东南大学出版社，第33页）

《西园雅集图》上的椅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载：“黑光偏凳大小六，方棹二十，金漆椅十二……鹤膝棹十六。”扬之水据此推断：“鹤膝棹，当是取鹤膝竹的形象而用来形容中间突起若竹节的桌子腿。”（扬之水：《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02期）

揆诸史实，折背样、鹤膝棹二词，在整个古代文献中，皆仅一见，既无同时期旁证相佐，亦无后世文献链条相续，没有文献形制说明，更没有对应自名器物。其偶然孤立，属典型孤证文献。

孤证之弊，在于易生传抄讹误、语境缺失、作者表述主观，先天不具备可验证性与排他性。若拔高为确定性史实，固化为学术定论，甚至用作断代标准，误导后续研究。

传统实证史学始终坚守孤证不立基本法则，梁启超明确提出“孤证不为定说”。这于家具研究也不可偏废。

二、名物关系辨析

《资暇录》述“折背样”三句话，内容极为清楚，即当下绳床靠背缩短，高不及人背之半，故得名“折背样”。这仅聚焦绳床靠背尺寸变化，未涉及其他形制要素。邵晓峰将其解读为“平齐式扶手椅”，另取扶手不出头椅子图像为证，均无文献原文支撑。以“折背样（唐代壁画中绳床为四出头椅式样。）”与“平齐式扶手椅”，除谈到的“矮短” 表象相近外，结构、形制上，均无重合，更不存在直接传承关系。

其复云 ：“笔者认为，这似乎更与当时文人崇尚雅洁简朴之风相关。”（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研究与图像集成》，东南大学出版社，第33页），将“折背样”纳入玫瑰椅谱系，进而阐论文人家具，构建宏大演绎体系，属于证据不足前提下的过度引申，极易形成伪学术，他日修正，极高成本。

更关键的是，作为佐证的“宋画”，如《西园雅集图》《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十八学士图》，年代均有争议，无一可以确认属于宋代。以此存疑图像证孤证文献，为双重失据。

“以唐代折背样之名，在 ‘宋画’ 中，找出所谓宋代 ‘折背椅’，此种唐名宋用，难以说通。这不但是孤证，而且是无证。”（张辉《佛教礼物 —— 绳床 —— 中国家具史19》2022 年 12 月 1 日）“折背样”之曲解，误导唐宋家具类型学的整体认知。

扬之水“鹤膝棹”考证说：“鹤膝棹子的形象，五代画作中即已出现，如河北曲阳县王处直墓壁画。又有故宫藏旧题唐卢棱伽实为宋人之笔的《六尊者像》、宋徽宗《听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宋《人物图》，而由《人物图》尤其可以看出它的布置。”（扬之水：《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02期）若鹤膝棹果为五代至宋代之相沿器名，理应有同一时期或跨代文献，互为印证，但未见。以单条文献加图像比附，仍未突破孤证立论局限。

观其文多幅附图，可知其“鹤膝棹”指向为业界习称的“插肩榫宝剑腿案”。从类型学角度，笔者曾说，在矮座家具向高座家具变化之际，“最初由上下两截局脚构成”宝剑腿，“不仅‘中间大’，同时‘足底大’，基本是成套设计。”（张辉：《局脚桌与宝剑腿案——中国家具史27》《雅昌艺术网张辉艺术号专栏》，2024年04月12 日）它形成上、中、下三个结点宽大或多个节点均宽大的特征，腿两侧轮廓凹凸有致。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壁画、济南山东大学校区北宋吴从实墓壁画《宴案图》、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四家子镇辽墓壁画《备祭图》、内蒙古敖汉旗下湾子辽墓壁画《奉酒图》、河南登封市北宋李守贵墓《备茶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辽代宝山一号墓壁画《宴案图》、 南宋《张胜温画卷》上的案子腿，均属此类。

五代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壁画上的案子

北宋  济南山东大学校区吴从实墓壁画《宴案图》中的案子

辽代  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壁画墓出土《备祭图》上的案子

辽代  北京丰台云岗刘雨壁画墓《备宴图》上的案子

辽代  内蒙古下湾子墓壁画《奉酒图》上的案子

北宋 河南登封市李守贵墓《备茶图》上的案子

辽代内蒙古赤峰市宝山一号墓壁画《宴桌图》上的案子

南宋《张胜温画卷》上的案子

“中间突起若竹节”“鹤膝棹”的诠释，与以上壁画案子腿实例，难以形成唯一且排他的对应关系。岁月流去，丢失与保留的器物名称，充满偶然。古籍术语往往有其特定使用场景。将特定语境术语，直接套用不同场景的器物上，因语境不同、实物差异，而无法覆盖。

家具形制分类上，四腿接板面四角者为桌，腿足缩进案面内者为案。唐宋时期，虽有桌案称谓混称之例，但鹤膝棹字面核心指向棹（桌），若将其强释为腿足缩进的案，则名实错位。山西大同元代壁画墓《备茶图》所绘四腿位于四角的宝剑腿桌，恰好与鹤膝棹字面吻合。由此疑问，鹤膝棹到底是案还是桌？

元代 山西省大同市壁画墓《备茶图》上的桌子

再者，宝剑腿并非仅桌案类独有，还广泛用于凳、椅、榻。江苏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木榻、辽代宝山2号墓壁画《苏蕙寄锦图》上的圆凳、北宋《宋仁宗后坐像轴》上的椅子、日本妙心寺藏南宋《初祖达摩》上的椅子，均为证明。以鹤膝棹单一名词，概括跨器形特征，进一步加剧名与物对应的断裂。

辽代 赤峰宝山2号墓壁画的《苏蕙寄锦图》上的宝剑腿圆凳

北宋《宋仁宗后坐像轴》上的宝剑腿椅

南宋《初祖达摩》上的圈椅（日本妙心寺藏）

笔者曾论，上述案子“为了突出榫卯的重要性，还是以‘插肩榫案’称呼为好。这是榫卯系统的表达，代表着重要的家具文脉。”（张辉：《唐五代案子由低向高的转化——中国家具史14》，《雅昌艺术网张辉艺术号专栏》，2022年8月12日）现在看，名为 “插肩榫宝剑腿案”更佳。它现代符合学术器物结构定名和行业长期通用定名规则，形制指向明确，学术合理性高，用法长期稳定。

另外，广泛使用的 “壸门” 一说，亦存在定名失误，其疏失大抵有四：一是本为北宋《营造法式》中建筑名词，本未经严格定义，且为孤例，后世却以其统摄形制各异的构件，失于笼统。二是它并非家具原生术语，跨领域仓促挪用，就概念先行，硬套在家具某些造型上，外来概念导致名实错位。三是以讹传讹，将 “壶门” 误写作 “壸门”，前者却被逐渐遗忘。孤证易生传抄讹误，此例是也。四是其概念内涵模糊、外延泛化，而且形成路径依赖。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器型都归为“壸门”范畴，在传抄与沿用中歧义不断累积，概念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参见张辉：《局脚盲区与壸门的误用、箱式家具的误读》，《雅昌艺术网张辉艺术号专栏》，2022 年 7 月 14 日）此问题症结，不在于形制本身复杂难辨，而在于缺乏术语自觉与学科规范。

三、名物研究范式分野

“折背样”“鹤膝棹”“壸门”定名，预设 “一名对应一物、一物必有一名”，以名套物，削物适名，表现出迷恋古名的习惯爱好，为学科局限。由此，可探讨名物学与物质文化史两种研究范式的分野和得失。

名物之学，偏重以名统物，基本范式是，以文献中某词为锚点，寻实物与其对应关系。或者见到某实物，想方设法找古籍语词相配。它长于治有自名、有文献支撑之物。短板则是面对大量无自名、无固定历史称谓的器具时，易陷入孤证比附、讨论失语的困境。

物质文化史研究，以物为第一性，名的第二性。摆脱必求古籍古名旧称的执念。它关注器物结构、功能、使用场景。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文化、物的生命史。具体目标是理解物是怎么制作、使用、流通、赋予意义、进入社会生活的。它依据实物形态、结构、工艺、类型，为无名器物定名。学理属于历史学、考古文物学范畴。家具史归于物质文化史学之列。

四、无名之器的定名之规

物之定名，分为两种：一为物有自名，如铭文、榜题、题记等。其属于法定、原生、第一手定名，具有逻辑确定性。二为无自名之器，若使用文献为其定名，须经多证互勘。其逻辑强度也远逊自名器物，亦仅作为学术假说，存疑存目，不可作为定名，也不能作为构建谱系核心依据。

家具命名，要旨在于，以物为本，沿用通用规则，多重证据约束，审慎标注术语属性。具体而言，需分四等优先级：

一为历史自名器的称谓，即器物本身带之榜题、铭文、题记，名称明确。如河南郸城竹凯店西汉墓石坐榻榻面隶书自名“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曹桂岑：《考古》1965年第5期《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榻》）。二为有共时或历时多种文献支撑的古称，语境稳定，指向同一器物。实例如局脚榻（床）一词，屡见南北朝至宋代古籍，有跨朝代文献链条。三为现代学术定名，以形制、结构、功能为核心，构建科学规范的术语。王世襄基本建立了此体系，有圭皋意义。其个别得失，亦允讨论。以上“折背样”“鹤膝棹”“壸门”讨论，均为个例个说，无关各位学者的整体成就评价。四为前人尤其是工匠已长期使用之名，形制指向明确，如“万历柜”“联三橱”。后三者均非自名，非历史定论，应明确标注属性，如习称、暂名、拟称、旧称等。

古典家具定名，当守孤证不立、以物为本之原则，厘清定名逻辑，规范学术范式，使名真正服务于物，而非凌驾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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