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出最美中国红传奇督陶官郎廷极

2026-02-18 12:56:23 作者:孟语　来源:雅昌原创专稿 0次浏览

有一抹惊艳的红跨越三百余年依旧璀璨，它便是郎窑红；而造就这抹红的，正是清代汉军镶黄旗人郎廷极。

郎廷极画像

青岛市博物馆藏

郎廷极（1663-1715），字紫衡（一作紫垣），号北轩，清代汉军镶黄旗人，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他是康熙朝声名卓著的能臣官吏、兼具深厚底蕴的学者，更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督陶官，以创烧郎窑红名垂青史，被誉为“康熙瓷业中兴第一窑”的开创者。他推动瓷艺革新，将文人审美与工匠技艺完美融合，让失传两百余年的高温铜红釉技艺重焕生机，为中国陶瓷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名门出才子，仕途显清名

郎廷极出身显赫的官宦世家，父亲郎永清曾任湖南布政使、山东巡抚，族叔郎廷佐亦官至江南江西总督、福建总督，家族多人在清廷身居要职。良好的家世为其仕途铺就了起点，19岁时他以门荫授江宁府同知，此后历任云南顺宁知府、登莱青道台等职，任上干练清廉、政绩斐然，积累了良好的政声。

清康熙郎窑红釉观音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42岁的郎廷极升任江西巡抚，兼理两江总督，同时奉旨督理景德镇窑务，就此开启了影响中国陶瓷史的“郎窑”时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擢升漕运总督，离开景德镇后仍恪尽职守，三年后（1715年）病逝于淮安任上，享年52岁（一说53岁）。其一生勤勉为政，康熙皇帝盛赞其“漕运之上，未有能及郎廷极者”，亲赐谥号“温勤”，以表彰其毕生的为官功绩。

清康熙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赣主政的8年，是郎廷极仕途与瓷艺成就交相辉映的时光。他不仅尽心打理地方政务，倡修白鹿洞书院、重修滕王阁，还亲赴一线指挥水旱救灾，始终秉持清廉操守，“节礼馈送，一无所受”，康熙评价其“实心办事，区处得宜”“尽心抚恤，人皆感悦”。面对窑务中的贪腐问题，他巧用智慧，故意让带账册的酒杯“意外”流入窑工手中，借民间之力揭开黑幕，为窑工补发欠薪，也留下了“郎窑红要烧得正，人心更要红”的民谚，成为其为官为民的生动写照。

千窑炼一宝，红釉终重生

郎廷极并非单纯的官吏，更是精通诗文书画、酷爱古器的艺术鉴赏家，常与许谨斋等当时的文人雅士交游，深厚的艺术修养为其督理窑务、推动瓷艺革新埋下了伏笔。彼时，明代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高温铜红釉技艺已失传200余年，铜红釉烧制需在1300℃强还原焰中完成，窑内气氛极难控制，稍有偏差便烧制失败，被视为“窑神难掌”的绝技。面对康熙皇帝的期许，郎廷极立下“三年必复霁红”的军令状，就此踏上了艰难的试烧之路。

清康熙郎窑红梅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据《浮梁县志》记载，为复原高温铜红釉，郎廷极耗银八万两，开窑试烧七百余次。初战之时，因铜红釉对温度、气氛、釉料配比的要求严苛至极，稍有偏差烧出的瓷器便呈黑、灰、青等色，废品堆积如山，窑工的士气也跌至谷底。但郎廷极从未轻言放弃，他亲自驻厂，与工匠们同吃同住，反复试验调整釉料配方与窑温把控，在无数次失败中摸索规律。民间亦有传说，某次窑工慌乱中误用了洒落在地的混合釉料，竟意外烧出了艳红的瓷器，郎廷极见此一幕跪地痛哭，感叹“红釉重生”。

历经三年艰辛，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郎廷极终于找到“郎不流”的秘诀，郎窑红烧制成功。这款以铜为着色剂的红釉瓷器，色泽浓艳明丽如初凝牛血，亦被称作“牛血红”，兼具“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绝美特质，成为中国红釉瓷器的巅峰之作。其标志性的“脱口垂足郎不流”特征，更是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经典符号：口沿处釉层稀薄，露出白胎形成“灯草口”，是为“脱口”；器身釉汁因重力自然垂流，在足部凝聚成近黑红的色泽，是为“垂足”；而釉汁却始终不会漫过底足，形成“米汤底”或“苹果绿底”的独特效果，是为“郎不流”。因烧制难度极大、成品率极低，郎窑红也素有“千窑一宝”“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

郎窑虽为康熙后期的景德镇官窑，存续时间虽短，却取得了卓绝的瓷艺成就，其核心贡献是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技术，而郎廷极的探索与创新，远不止于郎窑红这一经典品种。

在郎窑红的基础上，郎廷极带领工匠们开拓出多元的瓷釉与器型体系，创烧出绿郎窑、郎窑蓝釉及描金等新品种，同时精进郎窑青花、郎窑五彩、素三彩等工艺。郎窑还以精湛的仿古技艺闻名，尤其擅长仿制明代宣德、成化年间的瓷器，尤以红釉和青釉的仿制最为精妙，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乱真程度。在器型设计上，郎窑更是丰富多样，观音樽、荸荠瓶、油槌瓶、胆瓶、双耳瓶、天球瓶、花觚等形制皆有出品，满足了不同的审美与使用需求。与其他官窑不同，郎窑的款识极为罕见，仅偶见郎廷极私家堂号“纯一堂”的堂名款，这类带款瓷器如今也成为收藏界的珍罕之物。

郎窑的声名，最早见于刘廷玑的《在园杂记》：“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而文人许谨斋亦曾作《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盛赞郎窑的瓷艺可媲美明代永宣官窑。除了瓷艺上的成就，郎廷极自身的艺术与学术修养亦十分深厚，他精于考古，工于诗文书画，著有《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胜饮编》等著作，其学识与审美，也深深融入了郎窑的瓷器创作之中。

唯一以姓氏命名的瓷器品种

郎廷极与他缔造的郎窑，在中国陶瓷史与清代官窑发展史上，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影响跨越时空，至今仍为世人称颂。

郎窑红的成功烧制，标志着中国高温铜红釉技术的正式复兴，为后世雍正、乾隆时期的瓷业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推动清代红釉瓷器发展至巅峰。而郎窑也成为清代官窑的典范，与后来雍正、乾隆年间的年窑（年希尧督造）、唐窑（唐英督造）并称清代三大名窑，三者共同代表了清代瓷业的最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郎窑红也是中国陶瓷史上唯一以督陶官姓氏命名的瓷器品种，这一独特的印记，既是对郎廷极瓷艺贡献的肯定，也让其名字与中国红釉瓷的巅峰成就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