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季所呈拍品，涵盖鼎、簋、罍、觯等代表性器类，造型端谨而富变化，纹饰或肃穆凝练，或繁而有序，展现不同时期工艺水准与审美取向。部分器物并可见特殊铸造手法与铭文形式，在同类作品中尤显难得。其中尚有数件来源传承极好之名品，如潘祖荫先生旧藏的西周早期“公姒”簋，京都宁乐美术馆图册首件藏品“北单戈”鼎，云中居主人张伟华先生旧藏西周晚期之青铜异形薰炉等，而其他早期流散于欧美之铜器亦在此列。本次拍卖中依然着重作品的形制比较与文献对照，期许其能成为理解古代礼制文化的具体切入点，亦为藏家说明其收藏价值之缘由。诚挚邀请藏家与研究者，于 2026 年秋季拍卖会中，细赏这些历经千年而仍凝聚文明重量的青铜重器。

西周早期 “作戏”觯

铭文（圈足底）：「作戏尊」

来源：

1. 美国洛杉矶 Nancy 及 E.F. Simpson 医师伉俪旧藏，约1970至2000年间入藏。

2. 2022年购于美国Artemis Gallery。

侈口，器身略呈S 形，高圈足略向外撇。通体光素，唯颈腹之间饰一周云纹，圈足处饰两道凸弦纹。作为酒杯，这类酒觯流行在商晚期到西周早期之间。

本器的铭文铸法极为特殊，铭文乃系以阳文呈现，这与绝大多数铭文作法截然不同，百不一遇，而且成功率也较低。陈梦家在《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有收录一件“囗父己”觯，不仅形制相若，铭文铸法也相同，或为商周之际某个铜器作坊的特殊作法亦未可知也！

本器铸铭：“作戏尊”三字，笔画清晰可别，戏字的上部左边是虍，右边是戈，下边是豆，应该是受器者的名讳，考诸已知铜器铭文，以“戏”为名者，只有二见：其一是刘体智旧藏的“作戏”卣，另一件则是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曾着录拓本的“作戏尊彝”甗。其书法与年代均与本器相同，可引为参照。

商晚期 “囗父己”觯，《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Ａ543。

西周早期 “作戏”卣，刘体智旧藏。

西周早期“作戏尊彝”甗，《三代吉金文存》卷五，5.2。

西周早期（或为成王）潘文勤公旧藏“公姒”簋

铭文（器内底）：「唯十月初吉辛巳，公姒赐奢贝，在囗京，用作父乙宝彝，其子孙永宝。」

来源：潘祖荫（1830-1890）旧藏。

出版：

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光绪22年（1896），卷八，13.1。

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年，卷5，17.3。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卷七，46.3。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史语所金石拓本资料库藏，登录号：187689-026-1。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卷六，51.4。

罗福颐《三代吉金文存释文》，1939年，卷六，页33，第1523。

王国维、罗福颐，《三代秦汉吉金着录表（八卷）》，1933年，表二，页28。

福开森，《历代着录吉金目》，1937年，页583。

严一萍，《金文总集》，臺北，1983年，编号2626。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2004，编号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1984年，编号04088。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侈口厚唇，束颈鼓腹，圈足外撇，颈腹两侧设貘首环耳，下曳句形垂珥。颈部饰一周回首曲体卷尾龙，居中有一兔首浮凋。本簋反映西周早期典型的艺术风格，如清宫旧藏的“御正卫”簋，即可作为本簋的年代参照。

本品拓片。

本簋铸铭共26字，奢为作器者，铭文记录了十月初吉辛巳这天，奢得到了公姒的赏赐，回到镐京之后，为已逝的父亲（父乙）製作了这件礼器，永留子孙以兹纪念。根据西周早期的“疑”尊、“疑”卣，铭文所见的公姒即是宋国国君夫人，姒代表她的出身族姓。在“疑”尊、“疑”卣、以及本簋的铭文里，公姒不仅身份尊贵，还指派臣下去接待周王使者，可见她在当时享有很高的政治权力。再者，“疑”尊、“疑”卣皆属于西周早期，学者的研究指出，这位“公姒”的夫君即为宋国的第三任国君稽，相当于周成王在位时期。这不仅为公姒的年代提供有力的证据，也可以协助我们进一步定位本簋的年代。

“公姒”簋的 “公姒”。

“疑”尊的“公姒”。

潘祖荫画像。

「海内三宝，潘有其二」：失落的传奇。

所谓「海内三宝」指的是三件在清代中期以后分别现世的西周青铜重器：“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拥有三者之中其二的“潘”是何人？答案就是出身于苏州望族的潘祖荫（1830-1890）。潘氏不仅以历任文臣要职名世，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金石学家与收藏家。因此，他才能够在三宝出土之后，马上将其二（“大克”鼎、“大盂”鼎）收归囊中。

大克鼎、大盂鼎。

可惜潘氏仅在四十岁的时候付梓《攀古楼彝器款识》，此后再无出版吉金录，我们现在对于潘氏规模庞大的三代铜器收藏，更多的只能透过其至交好友吴大澂（1835-1902）的记载。本簋即是这样的例子，不见《攀古楼彝器款识》，但是早被吴大澂所收录于《愙斋集古录》，并标誌为潘氏旧藏。另一方面，儘管吴大澂之后，百多年来着录不断，但始终无人知晓其器影原貌，仅有带潘祖荫收藏印（郑盦所藏吉金）的“公姒”簋拓片遗世。近日我们在日本偶然觅得此簋，其风格年代与铭文内容、书风全然吻合，可以证明此簋正是消失超过一个世纪的潘祖荫旧藏“公姒”簋。这也是百多年来，世人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这件三千年前遗宝的庐山真面目，可补文献之缺，珍贵难得，自不待言。

西周早期 “御正卫”簋，台北故宫藏。

西周早期疑尊，前法国总统席哈克旧藏。

西周早期疑卣，前法国总统席哈克旧藏。

来源：云中居旧藏。

熏炉作方形浅盘状，口沿宽展外折，四周微翘，圜底近平。上复隆盖，顶部四周置四钮。由中心向外分别装饰垂鳞纹、变形蝉纹、窃曲纹，每一个垂鳞纹鳞片中心均呈镂空状，样态奇特。其器形扁方并具盖，应属盛食器类，用以承盛主食的食器，与西周晚期的簠较为相彷。然而盖、器皆有许多镂孔设计，说明难以盛放食物，就其上下吻合相对的镂孔而言，本器很可能是作香薰之用，换言之，本器可能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青铜熏炉。

本器形制极为罕见，未见于海内外博物馆，国际拍场上也仅见寥寥数例，唯香港苏富比于2024曾上拍一组熏炉，与本器形制相同，但本器通体呈反铜现象，金光灿然，于三代铜器中相当罕见，更不容错过。

西周晚期青铜龙纹薰炉两件，香港苏富比，2024/4/17，Lot1019，成交价：228,600 HKD。

西周晚期青铜异形盒，允臧斋艺术，2025/9/21，Lot 5243，成交价：720,000 NTD。

展览：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Far Eastern Art, Yamanaka & Company, New York, 1943, no. 70。

出版：

1.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Far Eastern Art, Yamanaka & Company, New York, 1943, no. 70.

2. G. Opitz, Chinese and Other Far Eastern Art, New York, 1988.

此罍侈口、圆肩，下承绳纹矮圈足，肩饰双兽耳鋬，属殷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样式。鋬内各铸一族徽＂

＂。圈足所带之绳纹在商周时期极为罕见，目前仅在西清古鑑中收录有相彷形制（见参阅一）。本器亦因其流传关联而别具意义，相关线索指向二十世纪着名古董商——山中商会，映现这家传奇日本商会于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的兴衰轨迹。

山中商会（Yamanaka & Co., Ltd.）曾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东亚艺术经销商，与多家博物馆与重要收藏家往来甚密，佛利尔美术馆早期收藏即深受其影响。然而，二战爆发后，美日关係急遽恶化。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援引 1917 年《敌贸法》将在美日侨视为「敌性人士」，其资产悉数被冻结。

1942 年，美国外国人财产保管署（Office of Alien Property Custodian, OAPC）以「敌产」名义接收山中商会于波士顿、芝加哥与纽约的艺廊资产，并于 1943与1944 年分别出版有展览与拍卖图录。本器即见于首场拍卖（1944/5/27，Lot 70，见附图一、二）。其时入场者除博物馆外，还吸引来自美国各地的私人藏家与古董商，足见山中旧藏之于艺术圈影响力之大。

1943 年展覽圖錄封面。

1944 年拍賣圖錄封面。

1944 年拍賣圖錄內頁。

此罍既具早期青铜器的典型风姿，其传承亦映照二十世纪东亚艺术在国际流转的历史脉络，是一件兼具艺术与故事性的佳器。

周青铜兽耳罍，收录于西清古鑑，页十五。

商晚期青铜罍，安阳小屯M238出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高36.5公分。

来源：台湾资深藏家收藏。

敞口，微束颈，腹深，作卵形，圜底，双附耳呈S形，上部向外弯曲，下腹接蹄足，根部粗壮。三周蟠螭纹纠缠于器颈、腹与附耳处。青铜鼎，乃青铜礼器文化中的核心组成，最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发现，至商周二朝，随着礼乐兴盛，统治者对不同身分者所能使用之数量与组合有着严格规定，是体现身分地位的重要表徵。本器从型态观之应属春秋中晚期作品，卵形腹，S形附耳与粗壮蹄足皆为年代表徵。本器通高近50公分，硕大伟岸，相彷形制者罕有达此尺寸者，更重要的是流转千年仍保存完好。而颈腹处所带之蜿蜒纠缠的蟠螭纹，更是为器物增添些许庄严氛围，实乃珍罕青铜佳器。

战国蟠虺纹四牺兽盖鼎，河南省新郑市博物馆藏。

来源：台湾资深藏家收藏。

器作扁方形，带提樑与一隆盖。器口微敞，束颈，颈下与腹一侧置环耳，腹部横截面作长方形，鼓腹，下腹壁近底处略斜直内收成底。颈下双环接有鍊形提樑，连接起顶盖。「鈚」，该字见于春秋时期青铜器自名，因形态与壶极为相彷，近代鈚器多以壶命名之。朱凤瀚先生指出鈚与壶较难辨认，二者差别仅在于鈚没有圈足。综合本器型态，应名「鈚」更为恰当。其用途应与壶近似，主要用以盛酒。从考古资料来看，这类器物于春秋时期的山东地区发现较多，如1978年出土于薛国故城的薛侯行壶，便与本器形制相彷，二者环耳上的提鍊更是如出一辙，这也是山东地区壶形青铜器的特徵之一，可作为参考。此类器物罕见于海内外拍场，本器形体硕大端庄，保存完整，极为难得，实乃不可错过之佳器。

春秋早期薛侯行壶，1978年山东滕州薛国故城出土，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藏。通高22公分。

春秋早期交龙纹三环耳扁壶，1976年山东蓬莱村里集镇出土，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藏。通高27.2公分。

春秋晚期公子土折壶，1963年山东临胊杨善出土，山东博物馆藏。通高47公分。

来源：台湾资深藏家收藏。

子母口，复盖上有喇叭形捉手，鼓腹明显，下腹内收，下承外撇高圈足。形制独特，器、盖通体装饰瓦纹，仅在器颈饰一对貘首浮凋。两器形制、大小、铭文完全一致，可见它们属于一时一地所作的同组礼器。

这类通体瓦纹的装饰乃係周人创造的新风尚，有别于商代铜器装饰传统的恐怖神兽，其借鑑于日用陶器的极简装饰，比如琉璃河燕国墓地所见的陶簋，其纹饰与外侈高圈足即与本器相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中期（周孝王时期，891-886 B.C.）“无㠱”簋，也有类似的装饰结构，然而与本簋相比，“无㠱”簋器形较为稳重、和缓，如鼓腹与圈足外侈皆不明显，说明器形的演化已经进入稳定期，本簋则展现更为早期的粗犷、开拓气质，与西周早期以来的礼器风格一脉相承，再者本簋的兽首并无衔环，反映当时兽首搭配衔环尚未成为定制。在在表明本簋的年代应当早于“无㠱”簋，定在西周早中期之际是相对安全的判断。

本组器物器盖同铭：伯姜作宝簋

。伯姜为作器者，是一位在家中排行老大的姜姓贵族女子，而缀后的

则係伯姜所属的族徽。这寥寥六字透露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其一、商周时期鲜有女性作器，一般来说，只有高位者如周王后或国君夫人方有製作铜器的特权。其二、这位伯姜乃係商人后裔，故袭用「日名」、「族徽」的传统。那麽这位“伯姜”究竟是谁？

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来看，西周历史上有三位“伯姜”，一位是“伯姜”鼎铭文里的伯姜，她是昭伯日庚的妻子，地位崇高，特别受到了周王的赏赐，并因此製作了铜器，该鼎的器形与文字风格均将年代指向西周早、中期之际（周昭、穆王时期，995-922 B.C.）。另一位则係清代吴大澂旧藏“从”鼎里的“伯姜”，伯姜赏赐给“从”贝三十朋，能够封赏臣属的妇女，想必身居高位，不少学者主张这位“伯姜”即是西周中期周王（可能是懿王，899-892 B.C.）的王后。最后一位伯姜则自称为“王伯姜”，说明其身份为周王王后，存世有“王伯姜”鼎、鬲、壶等器，不过这位“王伯姜”，不论从器形、书写方式而言，均反映西周晚期的风格，与前两者明显有别。而本组“伯姜”簋的书法，明显与前两位“伯姜”较为接近。

本品銘文（蓋內）。

西周早或中期伯姜鼎。

西周中期伯姜甗。

西周中期從鼎。

西周晚期伯姜壺。

瓦纹簋在艺术市场上相对罕见，纽约苏富比2022年秋拍“散伯”簋年代与本簋相近稍晚，以其承载的丰富铭文信息，取得逾估价一倍的高价落锤，根据本簋铭文记载，器主伯姜为周王或国君夫人，享有妇女製作礼器的特权，历史价值同样珍贵，可引为参照。值得一提的是，本簋为一对礼器，这在三代铜器收藏中更为难得，首次现身拍卖市场，乃可遇不可求的缘分。

西周早或中期陶瓦纹簋，北京琉璃河墓地M51。

西周中期 “无㠱”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西周中期 “散伯”簋，纽约苏富比，2022/9/20，Lot 6，估价：400,000-600,000 USD。

西周早或中期伯姜鼎，陝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西周中期伯姜甗，吴式芬《攈古录金文》着录。

西周中期从鼎，吴大澂、孙秋帆旧藏。

西周晚期王伯姜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西周中期伯姬簋，上海博物馆藏。

铭文：「中小臣」

方唇，立耳，腹作长方形较浅，斜直壁，下接四柱足，四隅带扉棱。口沿下饰一周两两相对的夔龙纹，以短扉棱为界。腹内壁铸有铭文三字＂中小臣（或读＂小臣中＂）＂。＂中＂，应为族徽或人名。而＂小臣＂则为商周官名，一般多认为是活动在王朝地位较高职官，金文卜辞中多见前后加上小臣之姓名或担任职务，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小臣艅犀尊；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小臣＂是指多方来觐的臣子或军事首领，因其氏名与地方名称相同。而从本铭形式观之，应属前者，是一位名＂中＂的职官。

鼎，可谓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别之一，是象徵王权统治的标誌。青铜鼎的种类繁多，方鼎属于圆鼎演变出的亚型，但数量远较其他类别稀少，且多出于王侯贵族墓葬中。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是方鼎发展的巅峰期，此时以长方形浅腹、足高为主流，便如本器所呈现一般。

商晚期青铜兽面纹方鼎，1987年河南安阳郭家庄东南一号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高16.5公分。

宁乐美术馆

（Neiraku Art Foundation / Neiraku Museum）

紧邻奈良东大寺，馆藏中、日、韩三国的古美术，爲中村准策、准一、准佑三代人的心血结晶，在神户从事海运发家的中村准策（1876-1953），1939年（昭和14年）回到故乡奈良、买下取名自诗圣杜甫名句「名园依绿水」的名胜庭园「依水园」，并着手美术馆的设立，俟依水园畔的美术馆主建物落成后，于1969年正式开馆。三代目中村准佑于同年出版《宁楽谱》，收录祖孙三代收藏精华，共有青铜礼器28件，其中“北单戈”鼎即是书中收录的第一号藏品。

铭文（器内壁）：「北单戈」。

来源：

1. 奈良宁乐美术馆（Neiraku Museum）旧藏。

2. 纽约佳士得，2013年3月21日，Lot1216。

出版：

梅原末治，《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第3册，大坂，1961年，图版179号。

中村准佑，《宁楽谱》，奈良，1969年，编号1。

Noel Barnard及张光裕，《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第7册，台北，1978年，图版1310号。

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补》，1980年，编号659。

严一萍，《金文总集》，台北，1983年，编号0291。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东京，1984年，图版页3，鼎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1984年，编号01747。

R.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p. 91, fig. 89

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北京，2007，页94。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北京，2009，页584-585。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2012年，编号00982。

中村準佑，《寧楽譜》。

梅原末治，《日本搜儲支那古銅精華》。

略呈敛口，方唇，饰一对立耳，腹微鼓，深腹圜底，下承三柱足。胸腹处爲一带状主体纹饰，近颈部有一圈云纹，居中饰蛇纹，蛇头向下，身姿弯曲延展，动感十足，蛇身满饰各样鳞片点缀，栩栩如生。以雷纹衬地，并间以细密羽翅纹。这种蛇纹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国外学者多视为龙纹；在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中、容庚则解读为蚕的形象。不过相比常见的小蛇纹与龙纹，可以笃定其应划归蛇纹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这类装饰华丽的蛇纹相当罕见，本鼎以外，唯有台北故宫藏晚商“子妥”鼎可见相同的蛇纹，说明这可能专属商代某一高级贵族所有。

本鼎铸有铭文：“北单戈”，它係由“北”、“单”、“戈”三个象形部件组成的複合族徽，贝格利（Bagley）教授早在研究Sackler旧藏“北单戈”方彝时已留心“北单”、“西单”、“南单”等名曾经出现于商代甲骨卜辞，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何景成2009），“北单”、“西单”应该属于地名，因此可以将这个複合族徽理解为居住地为“北单”的戈族。此外，河南安阳武官村大墓陪葬墓（E9）曾发现觚、爵、簋三件“北单戈”器物，这也揭示“北单戈”族的所在地可能即在商代王都殷墟（安阳）附近，他们的身份可能与商代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至于本鼎的断年，以器形（微鼓腹、圜底）、装饰（重複的动物纹饰环状带）而言，皆反映殷墟晚期以前的风格。另一方面，武官村大墓被认为是商王武丁时期一位商代王室先辈的墓葬，该组“北单戈”器风格与本鼎相近，可能是同时期的艺术珍品。而同期的妇好墓出土器物则被认为是殷墟二期的标准器，这也可以作为判断本鼎年代的一个辅助座标。

该族徽铜器存世数量屈指可数，不足十件，多半收藏在日本或美国的重要美术馆：如京都藤井有邻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东京出光美术馆等。而本鼎乃係出自奈良着名的宁乐美术馆馆藏，宁乐美术馆三代目中村准佑于1969年开馆之际出版的《宁楽谱》，共录有青铜礼器精华28件，其中“北单戈”鼎即是书中收录的第一号藏品，不难想像它在中村祖孙三人心中的重要性。

宁乐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始终保有神秘的面纱，鲜有藏品现身艺术市场间，本鼎可能是唯一能够自由流通的宁乐美术馆重要藏品。再者，本鼎的铭文罕见，其他同铭器物均收藏于全球各大博物馆之中，本鼎则是唯一的例外，珍贵价值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