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转向与新生：第三届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近现代设计思想研讨会圆满闭幕

2025年9月13日，第三届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近现代设计思想研讨会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多功能厅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由四川美术学院主办，四川美术学院视觉艺术研究院承办。继2023年首届“溯源和寻路”、2024年第二届“身份与象征”两次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本次研讨会以“转向与新生”为主题，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设计思想的深刻变革与未来展望。来自国内知名高校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近现代设计思想的演进脉络、核心价值与创新路径。

研讨会现场

9月13日上午9:30，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韦嘉教授发表了开幕致辞。他首先代表学校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接着回顾了前两届研讨会从“溯源寻路”到“身份象征”的学术历程，并深刻阐释了本届“转向与新生”的主题内涵：“转向”意味着设计在观念与路径上的深刻调整，而“新生”则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新范式的诞生。他表示，研讨会旨在构建中国设计话语体系，以设计的棱镜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最后，他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开幕致辞 / 韦嘉教授

2025年9月13日 上午场

本次论坛的上午场由四川美术学院视觉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黄厚石教授主持。演讲嘉宾分别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装饰》杂志社主编方晓风教授；四川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学术院长、四川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黄宗贤教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馆长张春艳教授；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吕杰锋教授；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张磊教授；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杨健副教授。

清华大学方晓风教授

方晓风教授以《中国设计史研究的民间视角》为演讲主题，从当前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研究热度的变化切入，引导大家深入思考历史书写的目的与方法。他指出，历史研究应建立在纪实与阐释的基础上，力求构建系统性的认知体系。通过对具体美术史展览案例的分析，他强调了历史叙事应追求客观与全面，以更完整地呈现专业的演进脉络。方晓风教授认为，在考察中国设计史时，应将官方文献与社会现实、民间实践有机结合，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他着重倡导，中国设计史研究需加强“民间视角”，因为民族企业、行业组织以及众多富于创造力的个体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推动设计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他呼吁学界同仁在研究中应具备开阔的思维，警惕不自觉的思维定式，通过引入多元视角，更真实地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构建中国自主的设计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四川美术学院、四川大学黄宗贤教授

黄宗贤教授以《本土西行与重构传统——抗战时期边区工艺考察的多维意涵》为演讲主题。他指出，相较于“西学东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家与学者走向西部、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本土西行”运动，是更应被重视的文化实践。黄宗贤教授认为，这一运动促成了中国艺术研究从文本考据到田野考察、从精英中心到乡土民间的关键转向。他强调，这一实践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构传统”与巩固“国家意识”。在民族危亡之际，对边区工艺的发掘与传播，将地方性知识提升为民族文化象征，为凝聚抗战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认同基础，并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设计史的民族叙事范畴。

中国美术学院张春艳教授

张春艳教授以《从社会创新视角看中国早期现代设计》为演讲主题，通过“中国新建筑运动”的典型案例，阐述了中国早期现代设计的社会创新视角。她指出，该运动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将德国包豪斯方法论与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相结合，超越了风格之争，深入到批判土地私有制、倡导“居住正义”等社会改革层面。她强调，这场与苏联“呼捷玛斯”等同属全球社会改革浪潮的本土实践，为今天客观评估中国对世界现代设计史的独特贡献，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样本。

武汉理工大学吕杰锋教授

吕杰锋教授以《器以载形，象以达道——中国国家形象设计的变与势》为演讲主题，独创性地借用中国哲学“道、器、形、象”框架，系统分析了中国国家形象的演变，并指出新时代的核心是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他以“船舶设计”为例，阐释了如何分别通过作业型船舶、游轮和舰艇，精准传达“可信”、“可爱”与“可敬”的国家形象，为“大国重器”的设计提供了具体路径。

同济大学张磊教授

张磊教授以《杜劳与中国现代设计史的交汇》为演讲主题。通过翔实的跨国史料考证，重新发掘了被历史遗忘的俄侨艺术家杜劳。他指出，杜劳不仅是中国舞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更以“设计回归理性”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早期设计教育。该研究结论认为，杜劳的案例为中国现代设计史提供了超越民族工业叙事的新视角，证明了全球文化流动与舞台美术等领域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扬州大学杨健教授

杨健教授以《解放区红色影像风格的形成——以晋察冀画刊为例》为演讲主题。他指出，影响深远的“红色影像风格”并非笼统地源于革命根据地，而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由《晋察冀画报》向更具时效性的《晋察冀画刊》转变的过程中才最终定型。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宣传目标从对外转向对内，导致影像内容高度聚焦于军事动员。最终形成的风格呈现出一种双重性：既有冒死换来的、极度真实的战场抓拍，也有为政治理念服务的、日趋模式化的英雄摆拍。正是这种直接图解、服务于政治需求的模式化风格，奠定了新中国摄影的视觉范式。

2025年9月13日 下午场

本次论坛下午场的第一场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祝帅教授主持。演讲嘉宾分别是：《装饰》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周志；中国美术学院何振纪教授；清华大学中国设计学研究所副所长、艺术史论系副系主任郭秋惠教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典藏部高原主任。

《装饰》杂志社周志主任

周志主任以《器艺之道与技工之理:福州漆艺考察与发展路径反思》为演讲主题。基于对福州漆艺的产业考察，独创性地运用“器、艺、技、工”四维框架，深入剖析了福州漆艺在商业逻辑与艺术追求间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他指出，福州漆艺的崛起得益于其商业驱动下的技术创新，而当代从业者则面临着“做产品”还是“做艺术”的“内卷化”难题。研究最终呼吁，“器”的实用性与“艺”的审美性应是相辅相成的整体，而非二元对立。

中国美术学院何振纪教授

何振纪教授以《无问西东——1935年与赴日前后的沈福文》为演讲主题。他将沈福文置于1935年的关键历史节点，论证其赴日更像是一场政治压力下的“流亡”，并对学界长期流传的“弃画从漆”说法提出修正。研究认为，沈福文的漆艺是融合其西画、木刻功底与时代精神的独特创造，真正体现了“无问西东”的开创性，为理解这位艺术大师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历史视角。

清华大学郭秋惠教授

郭秋惠教授以《中国现代设计的全球化视野与地方性实践》为演讲主题。她系统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的诞生与发展，强调必须在“全球化视野”与“地方性实践”的互动中理解这一进程。她指出，从“世博会”到“实业救国”，设计观念被多方力量引入并本土化，其核心在于以文化自信的态度，将国际经验与在地需求和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高原主任

高原主任以《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中的中国现代设计收藏体系建设：以建筑设计为例》为演讲主题。他分享了该馆通过展览策划、文献发掘与口述史整理，系统构建中国近现代设计收藏体系的探索。以建筑设计为例，展示了对人民大会堂图纸、援外项目档案等珍贵史料的抢救性工作。此项工作旨在建立中国设计的实物档案库，阐明中国现代设计的本土探索路径，并在世界设计史中讲好“中国故事”。

本次论坛下午场的第二场由江南大学王敏教授主持。演讲嘉宾分别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祝帅教授；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谢玮教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曹汝平教授；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颜勇副教授。最后由四川美术学院视觉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黄厚石教授对本次论坛做学术评议。

北京大学祝帅教授

祝帅教授以《外贸设计——新中国设计制度史的一条自主创新之路》为演讲主题。他指出，研究新中国50-70年代的设计史，必须关注服务于出口创汇的“外贸设计”这一独特路径。此外，结合具体案例论证，在内贸设计相对沉寂时，外贸系统的广告与包装设计从未中断，并保持着高度的商业化与专业化。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更揭示了外贸设计是连接民国设计与改革开放后现代设计的关键桥梁。

扬州大学谢玮教授

谢玮教授以《承古开新：江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造物设计演进脉络》为演讲主题。她将研究聚焦于16至20世纪，探讨了江南地区在没有西方大工业背景下的内生性“早期工业化”进程。通过构建“造物设计四阶段”理论框架，她论证了设计如何经由“文本化”（经验总结）与“数理化”（科学引入）的关键跃迁，实现了从传统经验向科学理论的转化。研究强调，这是一个“外引内发、内发主动”的过程，揭示了中国设计走向现代化的自身逻辑与独特路径。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曹汝平教授

曹汝平教授以《从尺到米：1929年<度量衡法>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制度起点》为演讲主题。他提出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度量衡法》是中国现代设计的“制度起点”。他论证，该法案通过在法律层面统一“米制”计量标准，为设计的标准化与批量化生产提供了根本的技术与制度保障。这项制度建设直接催生了建筑的模数化、工业的标准化和教育的科学化，标志着中国设计从传统经验正式迈向现代科学的转型。

广东工业大学颜勇教授

颜勇教授以《从几幅粤地画报插图看清末民初的视觉现代性》为演讲主题。他通过解读粤地画报插图，探讨了清末民初视觉现代性的复杂面貌。他指出，现代性是精英试图理性“理解奇观”（如火车）与大众热衷于“观看奇观”之间的一场张力互动。通过分析百货公司等现代公共空间的出现，他论证了现代性既包含启蒙的努力，也包含商业的妥协与大众欲望的释放，这种复杂的观看与被观看，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独特视觉经验。

四川美术学院黄厚石教授

黄厚石教授以《多元与竞争：抗战时期延安设计组织研究》为演讲主题，从延安时期设计实践切入，他指出延安在概念、机构与体制层面为新中国设计奠定基础，特别是“工艺美术社”体制的延续与扩散。通过梳理史料与报刊广告，他将延安设计组织分为三类：一是与鲁艺及高校体系相关的美术工厂，后转变为更专业化的“鲁艺美术供应社”；二是由张仃等创办的延安工艺美术社，首次明确“设计师”概念，并面向大型会议与展览需求，创作出整体视觉识别系统；三是商业型设计组织，虽资料稀缺，但从《解放日报》可见报社自设“文化供应部”、“美艺服务社”及“延安玩具工厂”等，业务涵盖广泛，展现了市场化与专业分工的趋势。他强调，延安时期虽未形成新中国建立后那样完备的体系，但已具备体制化、机构化与品牌意识，其组织类型在新中国被系统承袭并成为主流。最后，他倡议以延安经验为关键视角，将设计组织的多元化与竞争机制纳入中国设计史叙事，进而理解制度延续与类型建构的内在动力。

会议总结 / 黄厚石教授

会议结束，论坛召集人黄厚石教授做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本次论坛以“转向与新生”为题，各位专家的精彩演讲恰好从制度、观念和方法三个维度，共同呈现了中国近现代设计研究的多元“转向”。他认为，这些“转向”的背后，共同指向了“新生”的核心——即对“中国的现代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设计史学源问题的深刻回应。论坛上各位学者以扎实的史料与新颖的视角，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思想盛宴，引发了深切的启发与思考。最后，黄厚石教授代表四川美术学院视觉艺术研究院，再次对各位演讲嘉宾、主持人和所有与会师生的支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期待来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