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浙江雅佳豪2024首届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
2024.12.25—2024.12.27
AM 9:00 - PM 20:00
拍卖时间
臻玉良璞—古代玉器专场
2024年12月28日
Lot 1001 - Lot 1306
AM 9:30
吴越长物—江南遗珍专场
2024年12月28日
Lot 3001 - Lot 3070
PM 13:30（顺延）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2024年12月28日
Lot 3071
PM 14:30（顺延）
藏古见眞—古董珍玩专场
2024年12月28日
Lot 2001 - Lot 2204
PM 14:30（顺延）
展拍地点
杭州中科久泰饭店三楼
杭州市上城区五星路65号
电子图录
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图录浏览拍品
浙文物许准字〔2024〕第245号
精品欣赏
臻玉良璞—古代玉器专场
此躯遒劲灵动，尽显高贵气质，具有鲜明的清代宫廷风格，品级甚高。
如意，顾名思义，即如人之意，多以金、玉、竹、骨等制作，供指划用或玩赏。如意首形状如心、如云、如芝，长柄宛曲，一柄在握，赏心悦目。明清两代，如意更是被赋予了驱邪祈福的吉祥寓意，成为了承载祈福禳安等美好愿望的贵重礼品，凸显了其陈设珍玩的价值。而灵芝历来被视为仙草，其学名叫紫芝，寄生于枯木之上，质地坚实，不易腐朽，为中国人心目中的长生不老之药。此柄如意以灵芝为造型，琢刻细致，打磨圆润，形态柔婉舒展，构思奇巧，雕琢古雅，妙趣横生。
乾隆时期是我国玉器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碧玉制作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繁盛。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2006年4月出版的《故宫珍宝》中列出的《故宫珍宝目录》，“礼制文物”共有30件，其中碧玉文物就有10件，玉玺23方，碧玉就多达7方。“礼制文物”历来是朝廷“重器”，碧玉在朝廷“重器”中大量使用，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碧玉在众多玉石中的重要地位。
此件如意出处明朗，为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New York Brooklyn Museum）释出。布鲁克林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是一座综合性的艺术、历史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与大都会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并驾齐驱，在纽约众多博物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大都会博物馆，其馆藏中国文物大多来自于清代宫廷，此件碧玉如意便是其中之一。
出处：
1.1904年之前，H. Deakin 收藏
2.美国艺术联盟，纽约，1904年4月25日，编号 1056
3.美国艺术联盟于1951年赠予布鲁克林博物馆，布鲁克林 (馆藏编号 51.249.1)
记录：
021年3月17日，纽约苏富比「溢彩流光：布鲁克林博物馆藏中国艺术珍品·宫廷掐丝珐琅及玉器」拍卖专场”Lot11
参考：
清 碧玉灵芝形如意（英国V&A博物馆藏）
玉佩为白玉质地，细腻莹润，光气纯熟。器型呈微弧长片状，以一面坡阴刻技法雕琢人龙纹装饰，纹饰组合抽象生动。
人为侧身蹲坐状，五官刻画清晰，圆眼、长鼻、双勾卷云耳，头戴冠帽，身躯与龙纹相合，躯体蟠曲翻转，幻化之间，似飞跃于天际。三组龙纹分别位于神人冠后、腰部及臀部。同类器物在山西省晋侯墓地63号墓中有出土，造型、纹饰相似度极高。
此佩纹饰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为西周时期经典的人龙合体纹，
它的产生与武王统一天下，华夏民族的形成，以及民族大融合的政治局面有密切关系。
整件线条流畅优美，深刻体现西周时期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带有浓厚宗教色彩，是王公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和象征。
来源：
台湾藏家珍藏
记录：
中国嘉德香港2024春季拍卖会 玄礼四方—中国古代玉器专场 Lot 272
参考：
山西省博物院藏“西周 人龙组合玉佩”，见《郁郁乎文哉·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P220
古代玉鱼的制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玉鱼的出现，反映了人们生产生活的自然状况和对动物的崇拜，象征了物质的富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鱼”谐音为“余”，素有“有余”的吉祥含义。
本组玉鱼共六件，皆为商周时期器物，形象生动，或直或曲，或细或宽，张口圆目，其身体背脊和腹下用齿脊或短阴线琢出鱼鳍，部分尾分叉，在脊背、尾部或口部有钻孔，以便佩戴或悬挂。整组玉鱼刀法利落，沁色斑斓，造型简练古朴，为亚瑟 M.赛克勒博士（Arthur M. Sackler，1913-1987年）旧藏，来源清晰，值得珍藏。
赛克勒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企业家和慈善家，在医学领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赛克勒从三十年代起开始收藏艺术品。他不喜欢单件单件的购藏方式，他喜欢成组成系列的购买，强调艺术品的完整性。1950年他开始收藏并深入了解中国艺术品，后来成为国际最知名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
来源：
赛克勒美术馆旧藏
记录：
北京瀚海 2011年5月中国玉器专场
玉箍呈矮圆筒形，玉质细腻温润，表面局部受沁呈红褐色，沁色深入肌理。
圆箍器型较为规整，上下边缘各刻一道弦纹，其余部位皆为素面，整体内外精磨抛光，器表光泽熟润，古朴庄重气息扑面而来。
箍形器通常位于人的臂腕处，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别，可能为臂环和腕镯之类。
此件器物沁色美艳，具有鲜明的殷商时期风格特征，殊为难得。
玉熊采用上等和田白玉籽料圆雕而成，玉质莹润细腻，皮色及沁色融为一体，色彩斑斓。玉熊呈蹲踞状，体态壮硕浑圆，高额，枣核形眼，鼻略尖，口微张，双圆耳后抿。背部隆起，线条圆滑，宽短尾贴于臀部，四肢短粗有力，一后肢向上伸起，意欲挠头，十分具有动感，局部以短阴线琢饰毛发。整件作品雕琢手法简练，将熊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实乃一件不可多得的玉熊精品。
记录：
2018年5月17日 英国Lyon & Turnbull(礼昂腾博) 亚洲艺术精品拍卖会 Lot117
此山子以大块和田白玉籽料随形整雕而成，形体硕大厚重，质地细腻温润。全器作山形，玉工利用原石所带的瑕疵及绺裂，将山体分为前后多层，雕饰苍松翠柏，并以琥珀烫技法做山岩及树木之色，氤氲缥缈，宛如置身苍山秋林间，绝类仙境。整器布局疏朗有致，层次分明，实与传统山水画意境暗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面山巅空白处以隶体划刻御题诗一首：“御题翠微峰，山深含湿翠，翠滴山承之。彷佛谪仙人，幽壑横琴时。”且字迹有明显的填金痕迹。此诗为乾隆御题允禧作《黄山三十六峰图》其七翠微峰。由此可见，乾隆御题后，又由玉工以翠微峰造型雕成玉山子，并将诗词题记其上，可谓典型的宫廷器物。
玉璜，在中国古代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此璜以青黄玉为材，带红沁，光气精良，温润细腻。整器呈扁平扇面形，弧度弯曲自然，外援两端分别有三处出戟，内援两端则为两出戟，璜身顶端有圆孔，为佩戴所系之处，璜身双面工雕琢纹饰，通体浅浮雕谷纹，线条流畅优雅，排列紧密有序。此玉璜造型规整，雕工精细，尺寸属同时期玉璜中的超大号，十分少见，极具收藏价值。
此件玉炉以和田白玉整料雕琢而成，器型硕大，玉材上乘，质地白润细腻，外表如凝脂般莹洁通透，宝光盈盈。圆盖隆起似碗型，倒扣于炉上，盖顶高浮雕花卉钮，四面装饰龙纹，下连活环。器身敦实饱满，口部起一周折沿，与盖口扣合，均阴刻回纹。丰肩弧腹，下承三兽首蹄足。肩部两侧对称装饰镂空龙形扳耳，下衔圆活环，别致灵巧。器身通体光素无纹，古朴肃穆。整器抛光极好，各方衔接得体，浑若天成，平整细致光滑如镜的打磨技艺尽显美玉之天姿，内壁掏膛匀净规整，昭示出技艺的高超精湛，下承红木器座，实为收藏陈设精品。
此套清代满绿翡翠塔珠采用老坑满绿翡翠制成，材质莹润细腻，翠色辣艳，打磨精细，宝光熠熠，按形制推断，应当为清代时期的朝珠。翡翠如今属于高档宝石之一，但其真正的价值是在清乾隆年间才逐渐被认可，纪晓岚在《约为唐草笔记》中讲到:“记余幼时，云南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干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通观此物，选材精良，色泽匀净，珠粒饱满，流光溢彩，实为不可多得之老翡翠珠链精品。
注:附国检证书
无量寿佛，又名阿弥陀佛、无量佛、无量光佛等。大乘经载，阿弥陀佛在过去久远劫时曾立大愿，建立西方净土，广渡无边众生，成就无量庄严功德，为大乘佛教所广为崇敬和弘扬。鸠摩罗什译本《阿弥陀经》说，因为他寿命无量、光明无量，故又名为阿弥陀佛。
此尊无量寿佛取材奢侈，以整块硕大的上等和田白玉籽料圆雕而成，玉质洁白细腻，晶莹温润。玉佛结跏趺坐，双手施禅定印。发髻高束，面容饱满，额头饱满，白毫凸出于额面，两耳垂肩，眼帘低垂，法相静谧，似为入定状态。肩披帔帛，腰束长裙，衣褶起伏，自然流畅，塑就庄严法身。面部五官、发丝、衣纹、手部等细节极具写实性，衣服褶皱雕琢如曹衣出水，转折起伏流走自然，使整尊佛像显得颇为洒脱优雅。
清代藏传佛教的兴盛始于康熙一朝，先是恭迎哲布尊丹巴一世，而后成立专门制作法器的机构，甚至在晚年，在哲布尊丹巴的指导下，接受长寿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可以说，对无量寿佛的崇拜是当时清代宫廷中最重要的信仰活动之一。乾隆皇帝在诸多事物上常承祖父康熙大帝之志，无量寿的信仰上尤甚，其母孝宪皇太后生辰之时，不仅制作和供奉了多种形式的无量寿佛作为寿礼，还组织喇嘛108名于五台山诵《无量寿经》和《药师经》三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值乾隆帝五十岁万寿大典，宫中一次就装裱九九八十一轴无量寿佛唐卡，可见其对无量寿信仰之深；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在颐和园万寿山珐琅塔上欢门内供奉无量寿佛72幅，应是8组九无量寿佛；可以说，乾隆帝对无量寿佛极为推崇。
本尊造像造型典雅，法相庄严，工艺精湛，品相一流。取玉之美者塑佛祖法身，施以巧工，是为至虔至信之举，宗教文化与工艺美术相互交融的魅力亦独具在此。充分展现了乾隆时期宫廷佛教造像的艺术风采，不仅有着重要的艺术和收藏价值，而且有着极高的宗教价值，对于信仰者来说，是难得一见的供奉佳品。对于收藏家来说，亦是难得一遇的尊胜妙宝。
此瓶由整块上等和田白玉雕琢而成，洁白温润，局部带有皮色。宝瓶呈四方觚形，带长方形盝顶盖，盖顶凸出长方形捉手。盖及瓶身外采用高浮雕及镂雕等技法琢成山石、梅树等，梅树枝叶交错，花朵俏丽繁茂，数只喜鹊立于枝头，或展翅欲飞，或低头觅食，姿态各异，活灵活现。盖内带一活环玉链与瓶内相连，设计十分巧妙。
古人以喜鹊作为喜的象征，“梅”与“眉”同音，借喜鹊登上梅枝，寓意“喜上眉梢”。整器选料上乘，碾琢细致，纹饰精美，寓意吉祥，甚为精妙。
玉马采用和田白玉圆雕而成，大面积红色沁深入肌理。马伏卧于方台之上，体态丰满，具有写实风格。头低垂，口鼻怒张，神态威武。前足弓起，后足蜷卧，骨骼转折处骨节清晰，表现出强劲的肌肉感及力度感，更显马之雄健。马尾以细密阴刻线琢饰，分缕贴体，刀法细致，有飘逸之感。身侧立一拴马桩。
以马为创作题材的玉器，最早见于殷商时期。到了汉代，出于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对马十分重视，在这一社会背景的影响下，有关马的圆雕玉器逐渐增多。唐代作为继汉代以后的又一大一统盛世王朝，同样对马十分重视，这一时期马的艺术形象频繁出现在诗文、绘画、石刻及唐三彩作品中。唐代玉马所见甚少，均承袭汉代玉马的写实风格，饱满圆润、结构分明、气质优雅，充满了大唐贵气，是大唐盛世的真实象征。
本件圆雕玉马之卧姿颇具汉唐时期玉雕风格，其表现手法与茂陵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及卧马石雕极为神似，雕刻者努力复原了战马身体的细节，以浑厚有力的线条，勾勒出尖厚的双耳、圆瞪的眼球、张大的鼻孔，以及略弓的后腿，写实与写意并重，力求形神兼备，着重表达骏马波澜不惊、沉着冷静的精神气质与神韵，体现了雕刻师所倾注的力量感。
记录：
2017.04.04 香港佳士得 古今专场 Lot0001
参考：
1.陕西省兴平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
2.陕西省兴平茂陵霍去病墓石雕卧马
刚卯和严卯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上，得名于开首铭文：“正月刚卯”、“疾日严卯”。是汉代贵族随身系挂用以祛除疫病的吉祥佩玉。此件刚卯呈小方柱形，和田白玉质地，局部红沁，沁色深入肌理，皮壳包浆厚重。上下穿孔贯通，四面皆阴刻有铭文，字体类似鸟虫篆。
汉代以后刚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难觅踪影。在宋、明、清时期，由于历史学与金石学发达，古人出于对汉文化的景仰，也曾对玉刚卯进行过一定程度的仿制，此件便为典型的宋代仿制器物。整体形制古朴，精工细作，保存状态良好，实为难得。
玉璧承载了与玉琮类似的宗教信仰，《周礼》记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玉璧与玉琮配合使用，是祭天礼地的法器。又把璧、琮、圭、璋等玉器分为为“六器”、“六瑞”。既是权利等级之标志，亦可用于随葬、佩戴及馈赠，是为贵族专属之礼器。
此件玉璧形体硕大，通体光素无纹，侧边微内凹。玉质致密，呈灰白色，古朴温润，纹理斑驳，古韵盎然。表面抛光打磨十分细腻，经过历史的沉淀，表面皮壳泛着绸缎一般的光泽，神秘而内敛。
虎形玉佩为黄玉质片雕，玉质温润，局部受沁，造型古朴典雅。玉虎作匍匐状，用简单有力的线条表现出虎的各部位轮廓，昂首张口，口内有对钻穿孔，“臣”字眼，云纹角，背部下弓，卷尾上翘，肢爪粗壮，这种造型和挺拔刚劲的纹饰特点体现了充足的力量感。
参考：
商代玉虎（山东省博物馆藏）
此组串饰由玉璜、玉管、玉珠链组成。玉质细腻，表面布有红褐色及白色沁斑。玉璜为半圆形，形制简洁古朴，弧形美观，两端打经典的马蹄孔，两个勒子呈柱形管状，两端对钻孔，器表光素无纹，局部隐见切割痕。璜与玉勒子以小桶珠相串连。整组搭配协调，皮壳熟润，予人一种古朴庄重之感，高贵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
带板为和田白玉质，晶莹温润，器为长方形厚片状。正面剔地浮雕狮子与驯狮胡人，胡人身着长袍，头戴圆形橄榄帽，手握驯狮绳。狮子则呈立姿，形体矫健，身上的毛发根根可见。人兽情态生动，其工艺、造型及纹饰线条舒展流畅，恰到好处。
胡人戏狮纹是唐宋时期带饰中的一个重要纹样，也称为狮蛮纹。其流行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狮子舞的发展。唐段安节《乐府杂寻》中说：“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唐代诗人白居易《西凉伎》写道：“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娱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长在目。”生动描述了当时胡人舞狮的情景。
西域戏狮杂技与中国傩舞相结合而产生的狮子舞，使这一看似简单的纹样变得复杂和富于含义，狮子舞所包含的驱疫避邪性质和吉祥寓意以及在唐代成为宫廷乐舞的背景，促使这种纹样成为带制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流传久远的装饰纹样。此件胡人戏狮带板，玉质细腻，雕工精良，为同类题材带板中之珍品，实为收藏精品。
银质带板，器形规整，呈“U”形，中间饰胡人纹饰，胡人刘海、发髻卷曲，高鼻深目，络腮胡，面带微笑，正注目前方，双手高举头顶合握，单腿立地，肩披绶带，作舞动姿态，脚下铺有草席。
胡人舞乐、伎乐为唐宋带板中颇具特色的主题纹饰，展现出当时中西文化之融合、交流之盛况。此件胡人舞蹈纹带板，刀法简洁有力，纹饰精细生动，十分精美。
炉以上等和田白玉为材，玉质莹润细腻，光气纯熟。器体仿商周青铜鼎造型，炉身浑厚敦实，顶设龙纹抓手，龙身盘曲，威严霸气。盖、身子母口相合，两侧装饰朝冠形双耳。炉盖浮雕螭龙纹，口衔灵芝穿梭于祥云之中；炉腹圆鼓，表面浮雕饕餮纹，面目清晰，生动形象。炉足为兽面三蹄足，略短。
饕餮此兽是古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兽的面部巨大而夸张，装饰性很强，常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整件盖炉掏膛规整，打磨光滑细腻，抛光极好，各方衔接得体，构思巧妙，仿古却不泥古，于富丽中增添古雅之姿，实为精彩。
吴越长物—江南遗珍专场
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带动了宋人对于青铜器物的研究，铜质文房也随之出现于文人的书案之上。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形容古人所用铜笔架以“奇古者为上”。在这种思想风潮的影响下，宋代铜制笔架也甚为流行。
笔架因样式不同，多有别称，如笔山，因呈多峰山形而名。造型一般为五峰，中峰最高，两边侧峰渐次之，平底。真正意义上的笔山在宋代才出现，宋代笔山既有作为文房用具的本质属性，又有着象山造型的外在特征。在笔山造型出现之前，在传统景观艺术中，山是重要的内容和题材，具有“仿造真山”和“象山造型”两种表现方式。
这件铜山形笔架宋代风格，内部中空，其堆栈如自然峰峦，错落别致，嶙峋叠嶂，方寸之间万里山河尽显，置于案上，可观赏亦可实用，实为文房佳器。
参考：
1. 南宋 铜笔架（浙江省湖州博物馆藏）
2. 南宋 青铜山形笔架（浙江省兰溪市博物馆藏）
3. 宋 铜笔架（福建省福州市博物馆藏）
4. 宋 山形铜笔架（江苏省无锡博物院藏）
孔雀石是一种古老的玉料，也是人类开采最早的经济矿物之一，在距今约4600─4000年的石家河文化邓家湾遗址中，就发现孔雀石已用于冶铜业。据《本草纲木》载：“石录生铜坑内，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绿，绿久则成石，谓之石绿。”故称为“绿青”“石绿”或“青琅轩”，现代因其石质绚丽优美，色如孔雀羽毛璀璨，故得名为“孔雀石”。唐代出现了象山造型艺术于文房用具中的应用，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和大唐西市遗址出土的山峦形陶砚，同时期山子摆件也成为书房常见装饰物。
这件孔雀石山子表面色泽绮丽，纹理跌宕起伏，若卷云连绵，灵动宛然，奇幻至极。经雕琢修磨，山形雄浑厚重，似苍崖百仞。其功能应为山形笔架，扬之水先生认为：笔山造型便是从砚山而来，因此笔架又有笔山之名。置于案头，古雅苍劲，供文人雅士所赏。
1981年，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唐代史思明墓出土一件山形玉摆件，此件玉山子不论造型、雕琢风格特征等均与本间孔雀石山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参考对照，不难发现此件孔雀石山子为唐代时期物件的可能性较大，值得珍视。
参考：
唐代 山形玉摆件，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现藏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此件玉洗采用上等和田白玉整雕而成，玉色洁白，质地致密，凝润如脂。其用料硕大，洗体作一木盆造型，椭圆形侈口，直壁浅腹，水浪纹底。洗边高浮雕莲花及荷叶，洗内及外壁立体圆雕三个孩童，一童于内，两童于外，互相嬉戏，神态各异。童子圆头鼓脑，弯眉细目，面带笑容，憨态可掬。整体造型独特，雕工更是一丝不苟，生动欢愉，活灵活现，具有极强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充分地展现了江南地区孩童嬉水的情景。
这类的上等和田玉料大多来源于乾隆二十四年，乾隆皇帝平定准格尔后，出产和田玉的新疆正式归入清政府的直接管辖，和田玉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对此，乾隆皇帝非常得意，在御制《和阗玉》诗中写道：“和阗昔于阗，出玉素所称，不知何以出，今乃悉情形。”并说：“回城定全部，和阗驻我兵，其河人常至，随取皆瑶琼。”随着乾隆帝这种推崇备至，及宫廷玉器生产体制的加强与扩展，中国古代玉器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乾隆时期的宫庭玉作多以器皿摆赏件为主，无论是在数量上及材质上，历朝各代都莫为其能。
钤印
1. 王永宁印鉴：太原。
2. 汪士元印鉴：向叔心赏。
拙政园，中国四大名园之一，被誉为“江南园林之母”今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三国时期东吴郁林太守陆绩在此地开地建宅。唐末诗人陆龟蒙也曾在此修宅。北宋时，山阴簿胡稷言在此建五柳堂，其子峄又取杜甫"宅舍如荒村"句，名其居曰如村。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在此创建寺院。元延祐间（1314—1320年），奏赐大弘寺寺额，又尝别创东斋。元末寺毁，而东斋独存。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据苏，此处属其婿潘元绍的驸马府范围。
明正德四年（1509年），因官场失意还乡的御史王献臣，以大弘寺址拓建为园，取晋代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一作“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意，名为“拙政园”。中亘积水，浚治成池，弥漫处“望若湖泊”。园多隙地，缀为花圃、竹丛、果园、桃林，建筑物则稀疏错落，共有堂、楼、亭、轩等三十一景，形成一个以水为主、疏朗平淡，近乎自然风景的园林，“广袤二百余亩，茂树曲池，胜甲吴下”。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文征明依园中景物绘图三十一幅，各系以诗，并作《王氏拙政园记》。王献臣死后，其子一夜赌博将园输给徐氏。清兵入苏，园为镇将所占。当时园主系徐氏第五代后人，不得已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以二千金将园廉售于大学士海宁陈之遴。清康熙元年（1662年），拙政园没为官产，被圈封为宁海将军府，次第为王、严两镇将所有。之后，园被发还给陈之遴子，卖与吴三桂婿王永宁。
此赏石为太湖孔穴石，黄褐色，上尖而下阔，质地细腻坚密，石表苍润嶙峋。正面浅刻自在观音憩息图，右下侧刻印鉴“太原”，下左侧刻印鉴“向叔心赏”。
右下侧所刻印鉴“太原”，即清早期收藏家王永宁。王永宁，字长安，山西太原人，生年未详，卒于康熙十年辛亥冬末( 1672年），时任苏州拙政园主人，吴三桂女婿。清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吴三桂与王永宁的父亲同为将校，曾私约娃娃亲，后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被晋封平西亲王，王永宁得知遂书婚帖诣府上求亲，“（吴三桂）命备一公馆 ，授（王永宁）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妆奁甚盛。一面移檄江苏抚臣，为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今郡城齐门内拙政园，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
明中期以降，造园风尚还伴随着书画、古物鉴赏和演艺活动的盛行。园林不仅是文人士绅营造理想生活的必要空间，也是社会活动的重要舞台，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吴中第一名园的王永宁自然也融入了这一潮流。王氏是吴中著名大藏家，善搜集名画古董，蓄养昆曲家班，常邀江南文人雅士到拙政园中雅集聚会，园内建有斑竹厅、娘娘厅，为三桂女起居处，又有楠木厅，列柱百余，石础径三、四尺，高齐人腰，柱础所刻皆升龙，又有白玉龙凤鼓墩等众多名贵收藏。其友太仓画家王时敏在康熙五年的家书中提到他“广收书画不惜重价……吴儿走之者若鹜”，说明他此时已大规模地介入收藏活动。经他所藏的法书名画包括王羲之《瞻近帖》、颜真卿《鹿脯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宋徽宗《六高士图》和米友仁《潇湘图》等，都是赫赫名迹。
赏石上刻的“太原”印鉴为王永宁的私人收藏印，同类印鉴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王氏在成为吴三桂的乘龙快婿后，并没有依仗权势，而是携妻居住在远离云南的拙政园，尽享人间的荣华富贵。
此件赏石来源清晰，是为拙政园之故石也。王永宁死后两年（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反清，拙政园遂没收官府，雕龙柱础及楠木柱石等尽输京师，其余收藏也基本散落官府民间。根据下左侧“向叔心赏”印鉴可知，本品后为向叔递藏，向叔，即晚晴民国收藏家汪士元。汪士元（1877—1935），字向叔，属直系津保派，为曹锟亲信。汪氏工精诗文，通书法，擅山水，在京、津为官多年，一生喜好收藏古代字画、古玩，广为搜罗，斋号麓云楼，眼光独到，所藏多为精品，包括宋徽宗《晴麓横云图》、倪瓒《静寄轩诗文》轴、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湖山春晓图》、郭畀《青玉荷盘诗》，共藏宋元明清名人书画一百三十八件，著有《麓云楼书画记略》。
此太湖赏石，周身凹凸有致，形韵妙绝。观之如夏云奇峰，又如灵岩古穴，幽深不可探究。闲来于石下焚香，香烟遂于石穴中盘桓缭绕，缱绻若云霓，恍若置身灵山妙境之中，尘念顿消，唯余清幽与静穆。
来源：
苏州户出
参考：
1. 宋 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 元 郭畀《青玉荷盘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花文化自古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的一朵奇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对岁时花草有审美意识，把花草植物作为象征意义，传达自己的感情，表露自己的志向。到了宋代，宋人爱花可谓到达了一个顶峰，受理学观念影响，宋朝的花艺构图突破了唐代的富丽堂皇，转而以“清”“疏”为主题风格，追求线条美，这种清雅脱俗的设计理念被宋人完美运用到了器物身上。
这件银六曲秋葵式盏，宋代风格，盏作七瓣六曲葵形口，盏心錘鍱花卉，弧腹高足。整体线条流畅，足胫处锤鍱莲瓣纹一周，富有韵律。器表带有自然氧化痕迹，宝光内蕴。花形盏银质者甚难一见，以纯银捶打而成，工艺难度大，造型雅致，且保存完整，颇为难得。
秋葵，即蜀葵，文献记载最早在四川发现，故得名“蜀葵”，是中国最古老的草本花卉之一。宋代插花艺术达到历史顶峰，各种《花谱》著作、诗词歌赋频出，其中都能见到蜀葵的身影。宋人不仅仅只赏花，花品与花性才是宋朝人所青睐的审美体系，得益于朱熹所谓“人在物中，以物观人”的说法以及“须知器即道，道即器，莫离道而言器可也”的道器观，使得诸如此类“寓理于象”的仿生物器型在宋代得到蓬勃发展。
参考：
1.宋 银葵花盏 （四川彭州金银器窖藏）
2.宋 银鎏金六曲秋葵花纹盏（江苏省镇江博物馆藏）
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梦梁录》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由此点出了宋代“四事”：焚香、点茶、挂画和插花。香文化在中国流传久矣，历代不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皆惜香如金、爱香成癖，更有甚者感叹“无香何以为聚”。
苏东坡晚年与弟子就是以沉香为伴，终日焚香作赋，度过晚年。宋人之所以喜欢焚香，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焚香能够营造出一种缥缈出尘的氛围，此外袅袅幽香沁人心脾，也能带来精神上的宁静致远。
拍品折沿小盘口，长直颈，垂鼓腹，圈足，通体施米黄釉，造型周正秀雅，胎体厚薄均匀，这类长颈瓶在宋代又称箸瓶，由香炉、香盒、箸瓶组成宋人的“炉瓶三事”，多作书房案头陈设器，兼用作插花。此外，还可和箸搭配在宴席上作餐具使用，简明典雅却不失活泼。
参考：
南宋 龙泉窑米黄釉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炉体仿汉代博山炉，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三短足，通体施青白釉，色如白玉，这类的青白釉博山炉常流行于宋代。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是中国汉、晋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博山炉的得名源于外形，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炉中焚香时，轻烟飘出，缭绕炉体，自然造成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
参阅：
《龙泉集芳·第1集》[日]茧山顺吉编，茧山龙泉堂，1976年，页150，编号440
参考：
1. 宋 青白釉博山熏炉（广东省博物馆藏）
2.2017年香港保利春拍「得吾所藏·古韵专场」Lot 3217 宋 湖田窑博山爐式香薰 HKD330400
在古代，大寒过后的第一个辰日称为“腊日”，朝廷举行盛大的腊祭活动，期间会有赏赐官吏之举。唐宋时期，皇帝会赏赐官吏“化妆品”、“医药”等，大臣则会撰写谢上表以示感谢。从唐人谢上表状看，口脂、面药、紫雪、红雪、澡豆是其中的主要赐物。由于是皇帝的赏赐，这些护肤品通常会被装进珍贵的容器中。杜甫在朝中做拾遗时，第一次在腊日收到朝廷赏赐的护肤品，专门写了一首《腊日》诗，其中特别说到“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在《全唐文》中，有不少感谢皇帝在腊日赐物的谢表，从中可以看出，腊日赐予的护肤品，除了口脂面药之外，还有洗澡用的“澡豆”和增加身体香气的“香膏”。而获得赏赐的大臣在每次使用这些护肤品时，“龟手既沐其芳馨，香膏又沾于唇吻”，自然会时时感受到皇帝的恩泽，只觉得“泽浃肌肤，恩深骸骨”了。
拍品铜质鎏金，球形，外部由上下两个半球组成，子母口，中间由合页相连，另一侧装有锁扣，以便开合。皇帝赏赐给大臣的口脂面药之类，大约都是皇宫中自制的，特别是宋以前的金属工匠多由朝廷垄断。《新唐书·百官志》载殿中省尚药局有“合口脂匠二人”，一年四季帮助皇帝生产唇膏，生产出来以后，储存在皇帝的私人仓库“少府”中，等到腊日的时候，再由掌管御用器物的中尚方署颁上，算是皇帝私人之物，因此十分珍贵。
贯耳壶器形源自高古青铜器，反映宋时至为风行的慕古情怀。
本件拍品八方口，双贯耳，垂腹圈足，八方器型烧制难度极高，流传至今实在难得。两宋统治阶级从贵族世袭转变为文人菁英阶层，促使新儒学盛行，汲古鉴今，从历史经典中寻求隽永美感与真理。如此美玉般的釉色，搭配古青铜器形，本品巧妙结合古物之美与当朝制瓷技艺，体现宋代美学精髓。
参考：
1. 南宋 龙泉窑青釉八方贯耳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 南宋 龙泉仿哥八方贯耳瓶（天津博物馆藏）
洗敞口，折沿，腹成弧形收敛，平底，圈足修足极其规整。器型简洁自然，通体施粉青釉，釉色古韵淡雅，莹润似玉，薄胎厚釉，为典型的南宋龙泉窑精品。
北宋末年，女真攻入国都汴京，宋室南渡，于1135年定都临安，是时文艺发展甚为蓬勃，为供应南宋朝廷所需用器，南方制瓷工艺突飞猛进，前所未见，龙泉窑即为其中显例。龙泉窑位于龙泉县，以大窑为中心，烧造之器多为文绅、显贵及朝廷所用，质精雅致，尤以胎质、造形、做工为尚。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当时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此洗宁静雅致，意境深远，完美的呈现了宋代极简主义的美学追求，流畅的轮廓与淡雅的釉色使任何其它装饰都显得多余。造型敦实端庄，气息古拙浑厚，恰好体现了宋人清雅简洁的生活美学。
参阅：
《宋磁》[日]东武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山口县立萩美术馆、浦上纪念馆、朝日新闻社，1999年，页 108，编号 71
参考：
2019年3月纽约佳士得拍卖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 Lot 1742 南宋 龙泉窑青釉洗 RMB 3,322,935
飞天最早诞生于古印度，后传入中国，为佛教艺术中的典型代表之一。“飞天”一词出自于北魏时期的《洛阳伽蓝记》，卷二载：“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唐代《维摩诘经讲经文》中叙述天人听法之事：“这日地摇六振，天雨四花…… 乾闼婆众，吹妙曲于云中。”乾闼婆，又称香音神、寻香行。是佛教“天龙八部众”之一，是佛教中欢乐吉祥的象征。大多被描述为少女形象，体态丰满，飘带飞扬，凌空飘荡，极为优美，此处所指亦为飞天形象。
此件飞天采用和田白玉籽料立体圆雕而成，质地润白细腻。红皮部分俏色雕作祥云，飞天横卧于祥云之上，腰部下弯，昂首翘腿，造型十分优美。圆面丰额，头束高髻，五官刻画细致入微，神色自若，十分清秀。双手曲肘前伸，身着褒衣博带，体态轻盈，衣带飘逸，线条婉转，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唐代 玉飞天”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主要差异在于衣带未镂空，综合各方面特征判断，此件飞天应为宋金时期产物，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参考：
唐代 白玉飞天（上海博物馆藏）
铭文 :
普慈禅寺。十方三宝，四众弟子，众姓人等，乐缘喜功，住持道慧、监院闻达铸。光绪六年九月吉立，杭城费俊泰造。
普慈禅寺，即杭州普慈寺，今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旧址的前身，现址仅存主殿与偏殿，现为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元明两朝皆毁，最后一次重修于清光绪年间。明《嘉靖仁和县志》曰：“普慈寺在蒲场巷，宋绍兴中，僧思净建。元至正间，僧元忠修，明季毁，僧智珏募葺”。
据《武林坊巷志·第六册》记载：“普慈寺弄，光绪己丑（十五年，1889）辛卯（十七年，1891）间，释闻达募资重建，殿宇崇宏，为东城梵刹之冠。”到了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时，当年的监院释闻达可能已经是一寺之住持，负责主持募资重建普慈寺。文字记载人名、寺名、地名与拍品款识互证，可知拍品为当时杭州普慈禅寺旧物。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二十一日，时任杭州知府林启将普慈寺改造成求是书院的武留学堂，下令招集生徒，课以格致有用之学，与夫洋操行阵制胜之策。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城的书院都称为“大学堂”,求是书院也改作了“浙江求是大学堂”，此件拍品或为此间流落民间。往后求是大学堂更名多次，直到 1920年才更名为“浙江大学”。
佛教的“磬”，是佛教呗器中的一种，形制与青铜编磬不同，大致有“圆磬”（即“大磬”）、“匾磬”、“小手磬”（即“引磬”）三种。“圆磬”形如钵状，多用铜铁等金属所造，《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记载：“磬：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时，大众看诵经咒时，直（值）殿者鸣之。唱衣时，维那鸣之。行者披剃时，作梵阇梨鸣之。”以桴敲击，梵音绕梁不绝于耳，唐代诗人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中就有：“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的记载。
本件拍品即佛教呗器中的“圆磬”，圆口深弧腹，精铜铸造，口底弦纹，下腹部分别铸有一圈几何、莲瓣纹，造型沉稳古拙，身铸铭文：“普慈禅寺，十方三宝，四众弟子，众姓人等，乐缘喜功，住持道慧、监院闻达铸。光绪六年九月吉立，杭城费俊泰造”
这件铜磬器型端庄，铜质精良，字体饱满，来源清晰，体型硕大，极有可能是放置于普慈寺主殿内的礼仪呗器，是一件研究浙江大学校史、杭城历史、江南寺院沿革极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附件：
《武林坊巷志·第六册》[清]丁丙著，潘一平整理，199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普慈寺旧影
求是书院旧影
持莲童子是宋代玉雕流行的题材之一，这类题材源于宋代民间习俗。北宋都城东京汴梁，每年到了七月初七，荷花盛开之时，大人就会带着小孩到湖边或荷塘边采摘一朵荷花扛在肩上，象征着莲（连）生贵子，多子多福。《东京梦华录》记载：“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少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
磨喝乐乃当时流行的民间所供养的婴孩像，这种供养习俗可追溯到唐代的“化生”风俗。据《渊鉴类函》引唐《岁时纪事》云：“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本出于西域，谓之摩睺罗。”
宋代以降，文化出现了向世俗化的转变趋势，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从唐代的蜡作婴儿到宋代的泥孩儿磨喝乐和民间童子采莲的习俗，都是宋代文化雅俗兼备、蓬勃发展的充分体现。
本件持莲童子采用上等和田白玉制成，玉质极佳，细腻温润宛如羊脂。整体呈厚片状，通体镂雕。童子双脚叉开侧身站立，旁边置一花盆，将原为衣服装饰的双线“米”字纹刻饰于花盆之上，盆内满栽荷花。童子一手持莲枝，一手扶花盆口沿处。面部五官聚拢，八字眉、枣核眼、口鼻相连、分叉发髻，身着马甲及阔腿裤，所有细节皆为典型的宋代玉童子特征。
常见的宋代持莲童子大多是手持荷花扛于肩上，如此类身旁放置花器的持莲童子造型十分少见，馆藏同类亦十分稀有。仅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持莲童子及上海博物馆藏宋代持莲童子身旁放置有花器，但二例均为花瓶，在造型、纹饰方面和本件虽有所类似，但论件品的稀缺性，此件价值应在所举二例之上。并且在现存传世的所有宋代玉童子中，与之相比玉质之精者无出其右，因此这件器物不论在各方面比较，确为宋代玉雕持莲童子中的极品。
参考：
1.宋代 白玉行走童子（故宫博物院藏）
2.宋代 白玉持莲童子（上海博物馆藏）
3.宋代 白玉持莲童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梅瓶圆唇，直颈丰肩，肩部向下收窄，平底卧足，成一个典型的梅瓶形状。通体施黑釉，乌黑润泽。前后方各以剪纸贴花的方法饰折枝梅花纹，露出偏黄色胎骨。上有褐彩贴花蕊，简洁有力。
吉州窑始建于晚唐，兴于五代、北宋，极盛于南宋，而衰于元代末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据《东昌志》记载：永和镇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到宋时，瓷业兴旺，辟坊巷街三市、锦绣铺有几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连殿峻字，呈现出“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繁荣景象，永和镇也成为“天下三镇”之一。剪纸贴花是吉州窑其中一个特色，以贴花方式留白以后，再以毛笔漆加细节。同以此技巧装饰的剔花折枝梅花枝纹梅瓶。
本拍品与故宫博物院藏吉州窑黑釉剔花梅瓶大小相近，如出一辙。
展览 :
2017年《雅趣·匠意—中成堂藏宋代器物展》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
出版 :
《雅趣·匠意—中成堂藏宋代器物展》，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编，2017年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页 13
参考：
1. 宋 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剔绘梅纹梅瓶（江西省博物馆藏）
2. 南宋 吉州窑梅花纹梅瓶（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3. 宋 吉州窑梅纹梅瓶（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
越窑是南方青瓷著名窑口，窑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上林湖地区。越窑青瓷因其釉质温润如玉，青绿中闪黄的色彩韵雅至极，故受文人雅士的追捧。四系罐在汉代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唐宋仍有烧制，其名称来源于肩部设有的四个耳系，这些耳系通常用于悬挂或提起容器。
此罐直口，折肩，筒形身，底内凹成圈足。肩部置四兽首形系，甚为古雅美观。腹部瓜棱形开光，以刻划花技法装饰花卉纹，刀工流畅，纹饰舒雅。
来源：
浙江浙东陶瓷博物馆旧藏
展览：
2011年首届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节—瑞色青青·越窑青瓷艺术展（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局、慈溪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出版：
1.《瑞色青青》，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页 174，北宋 划花四系罐
2.《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越窑》，耿宝昌、涂华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页 85
本品圆唇直口微敛，短直颈，溜肩，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微撇，线条起伏流畅，造型俊秀优美。通体施青釉，釉色均匀纯正，色泽深沉凝重，与线条优雅的造型结合得天衣无缝，造型规矩，当属明永乐处州龙泉官窑之佳器。
龙泉古称处州，窑业久负盛名，明初更是深得宫廷的赏识，成为与景德镇御器厂并立的贡御窑场，从而获得空前发展，成就其历史上最后的辉煌。《明宪宗实录》有「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瓷器……」的记载。《大明会典》与《明实录》中也有天顺八年（1464）以前，明王朝多次派内官到处州府监烧龙泉窑青瓷供皇室使用的记载。
明初洪武窑梅瓶体形宽大，外形有欠和谐，封泥痕的问题仍然存在。只有永乐一朝梅瓶才臻至完美，瓶腹最宽处为上半部，与短口及束底的宽度达成悦目的比例，加上器形修整细致，不见封泥痕，这与其对御窑控制手段的加强不无关系。
本品体量较大，器型优美，线条自然流畅，釉汁浓郁，极具龙泉窑厚釉青瓷的独特魅力，为当时进御之品，极为珍罕。
参考：
1. 明 龙泉窑青釉梅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 明初 龙泉窑青釉梅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3. 明早期 龍泉窯青瓷梅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绦环以和田白玉整体镂雕而成，玉质细腻，皮壳熟润。整体为椭圆形，呈厚片状，采用多层镂雕技法单面雕刻海东青捕天鹅的题材。天鹅占据了画面主体，身体俯冲，细长颈弯曲上扬，躯体饱满，双翅伸展，穿梭于莲池之中。莲花盛开，枝叶繁茂，疏密有致，一只细身长尾的海东青伏于荷叶之中，作攫捕天鹅之势，其雕刻对象的瞬间情态惟妙惟肖，可谓形神兼备。海东青捕天鹅这一题材的玉器在辽金时期非常盛行，玉器史中称之为“春水”玉。
“春水”玉是辽金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题材，其内容主要为在湖泽水草边狩猎苍鹅。渊源于金代女真族乃至更早的辽代契丹族流行的 “春猎” 习俗。春水又称作 “春捺钵”，金人这一习俗直接从辽代契丹族“四时捺钵之制”承袭而来。《辽史・营卫志》记契丹族 “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并详细记述了辽代契丹族春捺钵的过程。
参考：
元 白玉镂雕春水纹玉饰（国家博物馆藏）
参阅：
《中国传世玉器全集 3·宋辽金元明》古方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 82，辽金 鹘攫鹅玉饰
骆驼由整块黄玉圆雕而成，宋代风格，色泽黄中闪白，局部带褐色皮沁。骆驼呈卧状，回首，整体神情恬静，驼背双峰呈尖状、略矮，分别倒向左右两侧，线条流畅，两侧有两只小獾攀附其上。骆驼背部、尾部以及底部都带有大面积沁色，恰如骆驼之棕黄色毛发，颇具美感。黄玉在古代产量极少，对于黄玉的品评，《格古要论》提到 “黄玉如粟者为贵，谓之甘黄，玉焦黄者次之”，高濂也认为 “玉以甘黄为上，羊脂次之”，甘黄即形容玉色如蒸熟的板栗色泽。此玉骆驼，其发色近于 “甘黄”，足见材质之珍贵。
玉琢刻骆驼早在汉代就已出现，这反映了自汉代以来，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诞生的 “骆驼” 这一特殊动物题材，也是对丝路文化交流互鉴的物证。
本拍品为美裔瑞典知名收藏家威尔弗里德·弗莱舍 (Wilfrid Fleisher，1897-1976)旧藏，随后于1970年新年之际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挚友Greta。
威尔弗里德从小跟随父亲在日本长大，他的父亲本・弗莱舍 (Ben Fleisher) 从美国移居日本后，于 1908 年创办了日本第一份英文报纸《Japan Advertiser》，很快就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威尔弗里德曾在其父创办的广告商报担任总编辑，并很快成为美国驻日本友好大使。正于此时，其对亚洲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很快积累和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艺术品。而他的大多收藏均来自于当时日本最著名的藏家茧山龙泉堂（Mayuyama）、壶中居（Kochukyo）、山中商会（Yamanaka）等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弗莱舍一家离开了日本，与家人在瑞典定居。他在瑞典期间持续迷恋东方艺术品，并时常与包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和约翰·冈纳·安德森等爱好中国古代艺术品的藏家互相交流。
来源：
瑞典实业家威尔弗里德·弗莱舍 (Wilfrid Fleisher，1897-1976)旧藏
记录：
2021年瑞典 Uppsala Auktionskammare 拍卖行。
附件：
Greta and Wilfrid Fleisber于1970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送给朋友的新年礼物贺卡
参考：
宋 白玉驼獾（天津博物馆藏）
藏古见眞—古董珍玩专场
此水盂圆口瓮形，口沿微翘，圆腹卧足，整体形态丰盈雅致，比例协调。器物内外施白釉，釉面青亮细腻。整体装饰以青花为主，口沿饰以如意云头纹，腹部则以缠枝莲纹为主题，布局和谐，青花发色纯正，浓淡层次分明，局部点染尤显细腻，笔触流畅自然，纹饰繁复而不失条理。整器端庄秀美，兼具实用性与艺术美感，为案头雅玩之佳品。
此碗敞口，弧壁深腹，配以小巧圈足。其盘壁巧妙模拟菊花瓣状，线条活泼流畅而又不失规整，布局舒朗匀称。通体施青釉，釉色匀净莹润，触感柔滑细腻，开片纹交织如网，妙趣天成，尽显自然之美。整器模仿花朵之姿，又融入巧妙工艺，浑然天成，这既展现了瓷器工艺的精湛，又体现了古人对自然之美的崇尚与追求。
来源：天津文物旧藏
参阅：《玫茵堂珍藏中国陶瓷》，[英]康蕊君编著，伦敦1995年，页206，图860
妙音天女也称妙音天母、妙音佛母，在印度最古老的经典《梨俱吠陀》中就有对她的记载。她是梵天的妻子，妙音天女在印度教中是作为学问、智能、艺术、音乐之神，通常受到学生、艺术家、音乐家的虔诚供奉。佛教将其收入自己的神祇之后，其作为藏传密宗的智慧本尊供奉。
此尊造像秀美文静，宛若妙龄少女，头戴宝冠，双目微闭，面露笑意，安详自在，宽肩细腰，体态婀娜，手持乐器，下承莲，莲座旁立有侍女，整体铜合金制，做工精细，时代与地域特征明显。
参考：
2016年古天一秋季拍卖会缘起—藏传佛教艺术专场 Lot 2074 十七世纪 铜合金妙音天 RMB 437,000
达摩乃佛教禅宗祖师，对佛教的禅宗有很大的影响。于禅宗传统中，达摩被认为是第一位将禅宗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人。其禅宗被称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主张彻底超越语言、文字、概念等外在形式的束缚，直接体验“如来本性”，现代常说的“心就是佛”道理便由此得出。
明清时期的木雕以福建最为卓越，其高度的造型能力及精妙细腻的粉线描绘工艺将人物神态表现尽致，此尊达摩像即为一例杰出的闽工造像。闽工造像拥有南方的精细，又不失北方的神韵，艺术造诣至鼎盛之期。每尊的表现形式皆有独到之处，线条刻画繁复却不显杂乱，人物写实而又雅致。达摩双目圆睁，眉眼突出，眼神刻画细致入微，脸部结构刻画准确，写实地表现出人物的脸部特征。达摩身型略后仰而坐，身材魁梧，左手扶膝，右手向后撑，动作生动传神，活灵活现。其身着通领垂肩式僧衣，衣纹柔软自然，下摆迎风摆动，营造出飘逸流动之感。木雕造像，古拙、厚重，带着温存的旧日气息。一道道斑驳，刻画出时间和生命的历史轨迹，乃光阴流转千年赠与的不朽勋章。
款识：御制 卉谱有时传蜀种 春风无处不唐花 臣于敏中 以写我心
此双壁瓶，以半瓶之姿展现三面之美。敞口，束颈修长，折肩，斜弧腹，下腹内收，圈足外撇，底端延伸出虬枝形台。整器以白瓷胎为基底，用珐琅为靛青色勾云纹饰，边缘金丝掐制，细节之处尽显精致。器底座与颈部缠绕着山茶花卉，枝干缠绕，似器身双耳。口沿、底部及山茶花卉均以鎏金装饰，璀璨夺目。腹部中心开光，内书御题诗：“卉谱有时传蜀种，春风无处不唐花，御制。”此诗出自清代皇帝弘历的《偶作风候写生二十四册各题以诗·其二茶花》，并钤有“臣于敏中”、“以写我心”两方印章。乃清代乾隆时期臣下进贡的作品。
于敏中（1714—1780），字叔子，一字重棠，号耐圃，江苏金坛人。清代名臣、学者。乾隆二年状元及第，历任内阁学士、军机大臣，深得帝宠，是乾隆朝执政最久的汉臣首揆之一。
来源：
法国藏家旧藏
记录：
2017年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御工美器·私家藏明清工艺精品专场Lot5978
参考：
清乾隆 掐丝珐琅勾莲回纹开光诗句壁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附图
此件铜鼎器型庞大，敞口有盖，盖上分设三环钮，可倒置为盘。通体范铸法制成，器腹呈圆形至底渐收，口沿两侧设朝天式附耳，下置三修长的蹄足。铜鼎纹饰极为繁复华丽，盖顶由中心装饰涡纹，并像外辐射出多层纹饰。外壁中部起一周弦纹，上下装饰排布有序的窃曲纹，十分华丽。双耳装饰蟠虺纹，十分密集繁缛。整体包浆浑厚，皮壳熟旧。下承原配清代如意形红木底座，纹饰起线流畅，雕工十分精美。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在诸侯纷起的背景下，代表王权的青铜礼器不再受周王室控制，各诸侯国开始制作新的器型及纹饰，演变出了不同国家的艺术风格，表现出自由性和多样性。尤其是装饰纹饰的变化象征意味更加深远，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审美取向。此件铜鼎尺寸硕大，造型端庄霸气，纹饰精美绝伦，具有鲜明的楚式艺术风格，在当时应有着极高的地位。由于传世时间久远，皮壳包浆已十分熟润，由底座可见清代时藏家已十分珍惜，能流传至今实属难得。
来源：二十世纪末法国回流。
这是一面以嫦娥玉兔月宫为题材的唐代铜镜，形制为八出菱花，镜钮圆润，中央内凹，寓意满月。镜背中心，一株苍劲古朴的大桂树挺立，其盘根错节，树干虬曲，巧妙地将镜钮融入其中。右侧，玉兔双耳挺立，前肢紧握药杵，在圆方容器中奋力捣药，下方一蟾蜍跳跃，活泼生动；左侧，飞天嫦娥头梳角鬓，衣襟随风飘曳，姿态飘逸。两者与繁茂的桂树共同构成了一幅清丽脱俗的月宫画卷。镜缘八瓣菱花内，祥云缭绕，更添几分仙境之感。整镜黑漆古韵，铸造精良，纹饰设计寓意深远，既展现了大唐铜镜艺术的精湛技艺，又寄托了唐人对神话故事的无限遐想与向往，实为盛世艺术之瑰宝。
参考：唐 月宫纹铜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盘体型较大，胎壁厚实，展现出沉稳大气的风格。其敞口设计，配以浅腹与圆弧腹壁，底部承以小圈足，足墙宽且旋削规整，整体造型端庄大方。釉面施以黑釉，内壁满釉，外壁则施至下腹，圈足露胎。釉色漆黑光亮，温润晶莹，其上布满银灰色油滴状结晶，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晶莹而迷人。金色斑点零星点缀其间，与黑色釉面相融，更添几分雅致。釉面玻化程度高，于光线下更显沉稳内敛之美，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附件：热释光检测鉴定证书
十一面观音是六观音之一，主救济阿修罗道，为除恶导善，引众生入佛道之菩萨。十一面观音的十一张面孔分三层排列，每个面相各具含义。一面化恶有情；二面慈面，化善有情；三面寂静面，化汇出世净业。三面教化三界便有九面。第十面为暴笑面，表示教化事业需要有极大威严和极大意志方能无懈而有成就。最上一面为佛地，象征功德圆满。
此尊十一面二十四臂观音铜制，细节都刻画得十分到位。此尊造像面容丰润，耳坠圆环，是明代标准的菩萨面相。身体比例结构精准，腰间垂挂璎珞，两臂胸前合十，前六臂中的四臂弯曲，后十八臂分散展开，各具法器，法相极其庄严。飘带绕肩过臂，于裙襬边垂折，两足并列站立，下方有莲花圆座，整像金水锃亮，奢华异常，造型规整，无丝毫纰漏，观音面部刻画毕工毕细，身姿曲线把握之淮，衣裙之华丽，做工之细，难得一见，为明代宫廷造像之佳作。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