郄家伟｜“以文传书，书蕴史心”--祁小春教授的书学理论与书法实践

　　郄家伟｜“以文传书，书蕴史心”

　　--祁小春教授的书学理论与书法实践

　　摘要：当下书法界表现出的书法研究与书法创作脱离的倾向没有被充分重视。本文以祁小春教授的书学研究和书法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治学路径、书写实践和教学方法来探究其多学科融合、打通古今和融合中日的书学研究路向，为书学的知识再生产和书法作品的重塑提供了可能，有着现实的意义和多重的价值。

　　关键词：祁小春、王学研究、问题意识、旧学新知、书史互证

　　在当下书界乃至艺术界，创作与理论的关系一直是被长久关注的问题，当下的书人试图用不同的路径去探寻，但多有偏颇，而祁小春教授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书法扎实的知识结构，作出了坚实的回应。

　　一、历史优先，问题意识：

　　祁小春教授的治学路径

　　在历代书法的研究中，王羲之是书学史研究不可绕过的问题，因研究者的立场、态度和方法的差异，其观点不尽一致，甚至是对立，当然这都是正常现象，书法学正是通过学术的论争，书法艺术才得以推动，而祁小春教授的书学研究，则是迎难而上，潜心入笔，追溯本源。

　　祁小春教授对王羲之及其书法研究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打通”二字。具体表现有二：

　　第一个层面的打通，是指将书法家、书法作品及书法理论三者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形成的知识体系。在这方面，祁小春教授设计了长期的、持续的研究计划，做了绵密细致的历史知识考察。

　　首先，通过年谱确定王羲之的生平事迹，以及与其相关的人物关系，对王羲之的氏族有了清晰准确的把握[1]。在此基础上，祁教授对王羲之晚年生活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综合考辩。

　　其次，他对几乎已成定论的“官奴”为王献之小名说提出了质疑，并通过举证大量材料论证了“官奴”非王献之小名。又如，通过对王羲之家族道教信仰的考察，阐释了其书论自然观的思想及王羲之轶事所可能包含的道教背景。对于道教的画符写经与书法的关联做出了大胆的推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理路，其治学路径深受京都学派的影响，“亦即所谓‘京都汉学’既非陈腐之汉学，亦非过度追逐时髦之浅薄的学问宗尚。”[2] 已具备了当代考据学的学风和研究方法，对于书作、书家、书法现象等的研究，没有夸大研究对象及印象论批评的弊病。

　　打通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多学科的考查视角及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进而获得全方位的估量，在社会历史语境下对材料进行解读。

　　书法艺术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祁小春教授的研究中，可以窥见他充分地运用了历史文献、考古辨伪、典章制度、名物训释乃至宗教学、人类学等相关知识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的诠释。

　　如，其对王羲之尺牍的研究。通过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简牍文献的大量统计、归纳与比较，分析出王羲之简牍在文体、书式、用语、记述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在阐明其渊源所在的同时，对其传世书帖中难以索解的词句进行了释读，提出了合理性的见解。

　　又如，在讨论“《兰亭序》真伪”这一学术界曾经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时，祁教授分别从《兰亭序》的由来传说，《兰亭序》文献文本与传世摹本、拓本等比对，又由《兰亭序》中文字涂改现象、《兰亭序》中文字的避讳等几个方面分别对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虽然这一问题一时间难有定论，其实在祁小春教授充分的证明过程中，已提出了自己扎实可靠的观点。

　　祁小春教授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丰富立体而又相对真实的“王羲之时代”，及在此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一件件作品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鲜活的、生动的书法作品，生成了新的艺术场域。

图1 祁小春：《集楚王孙遗者钟字“鸣鼓斜阳”联》，篆书，33cm×133cm×2，2021年

图2 祁小春：《五岳一生联》，篆书，34cm×138cm，2021年

　　二、推本溯源，纳入新知：

　　祁小春教授的书写实践

　　晚清学者陈衍曾说：“论诗必须诗人，知此中甘苦者，方能不中不远，否则附庸风雅，开口便错……”[3]其实对于艺术的理解与研究，离不开具体的艺术实践，书法艺术的研究尤其如此。祁小春教授在书法研究领域成果斐然，不仅源自他根植传统学术的博大深厚的学养，更展现了他几十年临池不辍、技进乎道的高超书艺。

　　他编撰的《王羲之〈十七帖〉汇考》，曾被王玉池先生评价他是在“王学”研究领域“最认真、最专注、工作也最细致和深入、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他出版的《柳斋篆素》《古鼎龙腾》《柳斋篆意》三部作品集及其他作品，呈现出书写形式首以篆书为主，兼及行楷书、行草书和篆刻的书体态势。由于其童蒙阶段受到康殷先生的指导，祁小春教授精研篆书，篆书作品以集字为手段，他的篆书糅合了大篆、小篆和金文于一体，可见他的书法作品形式上有对古人的继承，又上溯临习上古三代文字，文字中传达厚重的文化内涵。

　　早在20世纪80年代，祁小春教授尚未而立之年就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时在今日也是前所未有的，后又毅然决然选择赴日留学，几十年来对中日书法深刻的认识，书法已经有了个人风貌。其实往往一种风格的形成都有着漫长的过程，在不断地探究、考量中，才使得自己的书风具有独特的风格。

　　在祁小春教授的书法作品书写中，他有意识地加入行草书用笔方法，这也是长久研究王羲之书法作品，通过揣摩书迹中获得的心得，以魏人为基础，将行草书的提按、使转、节奏、速度的变化、笔断意连所产生的牵丝连带都加入篆书之中（图1），习篆力求写出自己的风貌，增加了篆书的书写性和流畅自然之感（图2），亦如王羲之书写篆书。其实，在魏晋以来有很多人模仿右军的书法，有的效仿效果刻意呆滞，有的则在此基础上创作也是描其形，这样的书写与“院体”并无差别，而祁小春教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用古人神韵传达自己的神，正所谓心神合一，如若把他的篆书放之清时期的篆书之列一比高低也不为过。

　　近期可以看到在四川杜甫草堂边上的浣花溪公园旁屹立的碑刻，由祁教授集文《后出塞五首》（图3）并撰写的篆书，其所蕴含的神采、气韵、品格皆来源于作品背后之人，来源于作者身上所持有的坚守传统的文化态度和文化使命，当飞白线条与石质的结合，触碰出笔尖对石犹如刀作笔的出锋（图4），在篆书中表现出节奏实数不易，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文人个性和书卷之气。

图3 祁小春：《后出塞五首》其三，篆书，石刻，68cm×138cm，2018年

​图4 祁小春：《后出塞五首》其三，篆书，石刻局部，2018年

　　三、教学为先，书史互证：

　　祁小春教授的教学方法

　　（一）书法史的回溯及正确理解

　　书法的学习离不开对碑刻尺牍的临摹，离不开对书体、书风流变的整体把握，自然离不开对整个书法史的回溯。但往往学习书法的人限于某种书体或某一时代的书风，不能做通盘的观照，这必然导致自身眼界的局限及对书法认识的不足。如，有的书人谈篆隶只强调对周秦金文及两汉碑刻的学习，一味追求高古，而忽略清代以来书家对篆隶的承续与发展。

　　祁小春教授则认为：与汉代以后篆书多用于装饰性书体不同，清代书家真正将篆书变成一种可以自由书写的字体，增强了其书写性，对于清代书家的学习，人们更容易推寻出金文大篆的书写方法，并在此之上对这种书体进一步提高改造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

　　（二）现实的清醒认识，艺术创新的自觉

　　祁小春教授认为：“凡是背离传统，背离中庸和高雅的，随波逐流的，偏激的书法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走不远的。”[4]祁小春教授的书法崇尚文人雅致和书卷之气，在教学中也要求学生与古为徒，不要受当代展览文化的局限，也就是说书家水平的高低一定是建立在对古代经典的深入理解之上的。同时，他也强调不能一味墨守陈规，在充分学习古人的基础上与其风格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书风出现美术化倾向。

　　（三）不局限在书法本身，更要提升自身的学养

　　读书给人带来了技法训练所不能给予的见识和眼力。书法艺术的研究是对艺术审美的探索，同时也是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审美认知能力。在书法研习中不仅要“描其形”，更要“写其骨”，在提高书写技术能力与水准的同时，从研习者自身的学养中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书法作品。在书法研究和艺术创作中，书法艺术的研究成果与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形成了他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祁小春教授在书法艺术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正确地反映了书法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书法创作与教学是书法艺术研究的基础，完善系统的书法理论研究成果对书法创作及教学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而错误、偏激的理论也会有阻碍作用。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一方都不可，不能随意地割舍和片面地强调一方面的作用。因此，祁小春教授在努力学习和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将其运用到实践教学中来，在教学中发现、验证自己的理论使其完善。这是祁小春教授身为艺术家、史论家，所具有的负责、严谨的研究态度和治学精神。

　　注释：

　　1.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增补修订版）〉代序--我的王羲之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Ⅲ页。

　　2.[日]町田三郎：《文史哲学集成248：日本幕末以来之汉学家及其著述》，连清吉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203页。

　　3.钱钟书：《石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8页。

　　4.祁小春：《柳斋素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前言。

原文发表于：《艺术工作》（2022年第五期）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