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 | 张辉：汉代以前的“非跪坐”-中国家具史⑰

家具史是身体解放史，是人之秉性与礼教的对抗史。

“跪坐”作为礼教的法定体态，主流而强大，由周代至汉代，延绵千年。算到唐代，竟然两千年。跪坐是“礼坐”，需要训练，很痛苦，很伤害，也很残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叔向御坐，平公请事，公腓痛、足痺、转筋而不敢坏坐。”“腓痛、足痺、转筋”，就是久跪之后腿肚子、足部麻痹疼痛。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亦云：“危坐一时,痹不得摇。”

“非跪坐”体态也一直存在，有箕踞、盘腿坐、垂足坐（倚坐），都是人类自然而然的姿势，是本能，代表人性的自发而为，不教自会，难以克制。经验告诉人，自然的坐态更舒服，虽然有违礼教，却是身体自我的需要。天性的潜行，比任何社会规则更本质和重要。

本文试着说明汉末之前的“非跪坐”体态。

秦代 箕踞陶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一、蹲踞与箕踞

在秦始皇帝陵七号坑，出土了一件陶俑，臀部着地，双腿前伸，经过考古学家考证推测，陶俑可能表现琴师在演奏。这种体态称为“箕踞”“踞”。箕踞是屁股落地、双腿随意前伸的体态，因腿微曲的形态像簸箕而得名。它自然舒适，就是像今人放松地坐在地上。

礼制中，箕踞被视为“无礼义”。在夷夏之辨观念中，它又被视为是东夷之俗。

史学典籍中，挂一漏万，并且努力矫饰主流观念。但是其中仍能看到箕踞记录，多以谴责面貌出现。最著名的与孔孟庄子相关，《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夷俟就是以箕踞接待孔子，圣人怒而动手，“杖叩其胫”。孟子的故事是其见妻箕踞，欲休之。“孟子妻独处，踞。孟子入户视之。向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

庄子当众箕踞，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跪坐历史幽暗隧道中算是一缕幽光。“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篇》：）这貌似任诞放达，实为公开反对礼法，“换以庄子的立场，儒家对于个体身体姿态的规定，则显然太过严苛，大悖于人之性情自然。”“儒家和庄学对箕踞之态所持的不同看法，其实质是两种迥异的思想价值取向的对立和冲突。”（邓联合：《“箕踞”的思想文化解析》《中国哲学史》2013年02期）

尤好老庄的晋代阮籍，以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回应了庄子。“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世说新语 任诞》），今天的学者赞美这是“对抗礼教的一种方式”，“裸袒箕踞这样的洒脱之举可以得到高妙的哲学解释。”（宁稼雨：《《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帝王诸侯也时有箕踞，《吕氏春秋》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於堂而与之言 。”《史记·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论衡·率性》：“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五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

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中，更有成群结队而踞者，《后汉书·郭林宗传》：“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谈到一群人在树下避雨情景。东晋葛洪说到汉末：“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暑夏之月，露首袒体。……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

《史记·游侠列传》说：“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可见，生性放达的人也会在他人面前箕踞。《三国志·蜀志·卷八·简雍传》：“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言简雍在刘备旁，也随意箕踞。

应该注意，礼制要求，人与人在一起，要跪坐。但是一个人独处时，可以大大方方地箕踞。实例如孟母，有同理心，设身处地地理解孟妻一人在家（“妻独处”），责备孟子“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饮食男女独处，都可以伸开两腿休息，不违教条。还好，礼制没有赶尽杀绝。两人之上共处时，箕踞才成为失礼和罪恶。

这样，舒服的箕踞以及其他舒适的坐法一定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家内家外，各个角落。日常生活中，人放松下来，会自然选择伸开两腿。下肢舒适的体态，适合人类自然的休息。

除孟子妻独处而踞之外，这类实例，史书上着墨极少。倒是将屡屡将独自在家跪坐视为道德楷模，树碑立传。《后汉书·向栩传》：“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言向栩恒读《老子》，跪坐长久，木地板上留下了膝盖、脚指的摩擦痕迹。还有，裴注《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引自《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长期跪坐，膝盖把老木榻板都坐穿了。以上“板床”“木榻”都是指木质坐榻（床）。《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说陶侃：“终日敛膝危坐”。《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讲萧藻：“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

这些人似乎不愧礼教楷模。跪坐楷模的在场，表明伸开两腿做法“不在场”。反向证明，社会上，芸芸众生，独处时多是箕踞。当然，他们悠然舒服地坐着时，突然有人过来，应该马上改成跪坐，心理、生理瞬间经历变化，由自然到克制，由为自己而活到为礼制而活，由人的需要改变为社会需要。可能长期习惯后，他们可以淡化不适感。

二、盘腿坐

屁股落地、两腿弯曲相对或交叉平放，为盘腿坐。佛像上称为双跏趺，俗称双盘腿。这个坐态，也自然舒适，在汉画像石表现上，人物正面跪坐时，腿部窄小。而盘腿坐，腿部宽大，两端上翘。

东汉  山东省微山两城镇小祠堂出土西王母画像石

专业人士说：“到东汉中期（公元90年左右），西王母画像已经盘腿。”山东省微山两城镇东汉西王母画像石、陕西绥德东汉墓门楣汉砖上的西王母画像，都是盘腿坐。 当然，西王母画像更多见跪坐。

东汉 陕西绥德墓门楣汉砖上的西王母画像（左侧）

山东省安丘县王封村东汉墓画像石《拜谒图》上，男女主人盘腿而坐，与来宾一同欣赏表演，家庭宴会中一派富贵幸福。山东省东汉武梁祠西壁《曹子劫桓》画像中，曹沫拿刀要挟齐桓公，齐桓公盘腿坐。

东汉 山东省安丘县王封村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上的盘腿坐

画像石画像主要表现，当然是礼制，当时的主旋律。但是，偶然地会折射、反映现实。人性的坐盘腿坐常有，而画不常有。以上诸类资料，史上所记毕竟太少，常常是不经意的记录。而在文献中，它们还被视为违礼害俗，起码是随意散漫。

东汉 山东省武梁祠西壁《曹子劫桓》（复原图）

一般认为，盘腿坐是佛教文化的产物，随同佛教传到中国，其实，佛教传入之前，坐盘腿已经使用，这个本来就是人的姿势，天性使然。佛像仿人而人佛共用。此后，在佛教文化外的许多场合，坐盘腿一直伴随着古人，《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盘腿坐在椅子上。《雍正帝画像》中，雍正帝盘腿坐于炕上。

清雍正《雍正帝画像》

三、垂足坐

臀部坐在物体上、腿放松向下的姿势为垂足坐。又要说一遍，这是人的自然休息体态，而且它比箕踞、盘腿坐更舒适，还方便站立而起。垂足坐并非等到汉末胡床传入后才有。

西汉  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墓画像石《聂政自屠》图

河南唐河县针织厂西汉墓南北主室西壁上部，各有一幅《聂政自屠》，为聂政刺韩傀场面。两图中，被刺的韩傀都是坐于栅足几上。有人认为，是表现“倒于榻上”，不确。所坐器物明确为栅足几。

西汉 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墓画像石《聂政自屠》图之二

栅足几为坐具也见于其他画像，如河南唐河县阳湖辛庄汉墓画像石《厅堂人物》上，两个女子跪坐在栅足几上。

汉代 河南唐河县阳湖辛庄墓画像石《厅堂人物》图

《聂政刺韩王》是另一个刺杀故事，与《聂政自屠》版本不同。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聂政刺韩王》图上，韩王一腿垂下而坐。

东汉 山东武梁祠画像石《聂政刺韩王》图

东汉 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聂政刺韩王》图 （复刻本）

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董永侍父》图中， 董永之父垂足坐于独轮车把手上。

东汉 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董永侍父》图

东汉以后，四川出现西王母龙虎座画像，四川彭山东汉一号石棺上的西王母图、四川郫县新胜 东汉石棺画像上，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下肢很长。也有学者认为是西王母倚坐在龙虎座上。神仙坐法一定是人间现实的投射。

东汉  四川彭山一号石棺上的西王母图

东汉  四川郫县新胜 2 号砖石棺上的西王母图

徐州陆井乡庞口村墓画像石《牛车会友》图中，儿童坐在直腿小凳上逗牛。此图让人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直腿凳子的起源，二是老幼病残是否要跪坐，有何样坐姿。器物何时起源重要，但是否普及更重要。

东汉 徐州陆井乡庞口村墓画像石《牛车会友》图

（张道一：《徐州画像石》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末以前，箕踞、盘腿坐、垂足坐（或倚坐）一直存在。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其基础逻辑是人性的必然。在其他文化圈，这都是正常的坐姿，近有东夷南蛮风俗，中有西域民情，远有古埃及、希腊文明。

汉代之前，尽管礼制跪坐绝对是主导，但是发乎自然、人性的休息姿态一直存在。跪着与坐着，两条主线一直纠缠。一个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性、后天附加；另外一个代表着底层边缘、人性、身体自然的需要。

本文还要说明，尽管舒服的箕踞和垂足坐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但是，最终，它们没有催生出普及的垂足姿势、普遍使用的高座坐具，没有完成向舒适坐具的转化。如儒学无法催生现代文明。

舒服的体态与礼仪化、神圣化的跪坐相抵牾，是礼制的对立面。它在礼教逻辑中徘徊，无力穿透、超越那悠久而厚重的门槛。

激荡和突破来自汉末的胡人胡风胡床。大时代之胡族进入、佛教空前的传播，馈赠给华夏生活的礼物之一是坐具及垂足坐，并导致千年的礼制规训一步步失效。这也喻示任何文明的发展都需要从其他文化圈获得到养分，包括中国。

“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上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40页，中信出版社）这次器物的引入，殊为重要，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破坏和重建。

那些生生不绝、人性和生理要求，也是胡床进入华夏后一步步发扬光大的潜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