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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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二十周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逍遥座——名藏中国明清古典家具
【预展时间】
2025年12月5日至12月7日
【预展地点】
新保利大厦
【拍卖地点】
北京亚洲大酒店
备注：北京重要私人收藏
出版：
1.《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王世襄《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页72-76，96-100
2.《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王世襄《王世襄自选集·锦灰堆》，三联书店，1999年8月，页26
3. Tian Jiaqing《Zitan and Zitan Furniture》（田家青《紫檀和紫檀家具》），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季刊》，1994年12月，页193
《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
王世襄《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页72
《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王世襄《王世襄自选集·锦灰堆》，三联书店，1999年8月，页26
Tian Jiaqing《Zitan and Zitan Furniture》（田家青《紫檀和紫檀家具》），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季刊》，1994年12月，页193
此柜有四个突出特点：
一、刻有铭文。以多达33字的铭文叙述制作时间、制者、制作地、成本等信息齐全。制者冯履谦（号鹤庵）为文献可查的清代官员，纪晓岚为之撰墓志铭。
铭文
二、结构奇特。一物多用，外观为一顶二式顶箱大六件柜，侧山板拆下后变为透格窗式碧纱橱，可作书架用，为中国家具史之孤例。
侧山板拆下后变为透格窗式碧纱橱，可作书架用
三，用料极精。通体选用上好金星紫檀大料制成，边框素混面，门心落膛起鼓，为乾隆时期代表工艺，但去繁华而示素朴，不以雕饰为能，体现制者非凡品味。
四，传承有序，出自北京重要贵胄之家，秘藏至今，曾经王世襄、田家青等学者引证。
顶箱柜秘藏至今，首次公开
顶箱柜为一顶二式，一对合为六件柜，外观素朴大方，除牙板点缀古朴的勾云纹外，周身无饰。柜框、门框起素混面，柜门、侧山板落膛起鼓，皆是圆润起伏的造型变化，与紫檀高贵内敛的质感相得益彰，制者手艺高超，看似简单的造型，处处用心，手法纯正。此柜所用紫檀皆是上好金星紫檀宽板为之，时隔二百余年，依然金星闪烁，显现高贵气质。
此柜所用紫檀皆是上好金星紫檀宽板
柜侧内藏碧纱橱，拆去侧山板，则露出侧面的五抹式透格门，两侧通透，可作书架、古董架之用。冬则为柜，储纳物品；夏则为架，通风透气。这种一柜两用的形式，暂未见第二例。侧面的五抹式透格门，实际以横枨界为独立的四格。上、下方为绦环板，横向四抹，内镶落膛起鼓板，其中上方绦环板可活拆。中间两格为透格，以横竖打洼材攒为灯笼锦式格，做工谨严，疏朗通透。透格上方有栽榫插入横枨，下方有活销，可以活拆。
一柜两用的形式，暂未见第二例
柜侧山板拆装结构的玄机在于底柜上方的横枨，其下方开双排榫眼，前后错落，外侧榫眼纳入侧山板边框，内侧榫眼纳入绦环板。横枨内侧有凸沿为抠手处，拆卸时需将顶柜挪开，从内侧抠手处往上抬起横枨，侧山板框脱出，摘下后将横枨落下，卡住内侧绦环板，完成拆卸过程。再复原顶柜，压住底柜横枨，层层如锁，稳定坚实。
层层如锁的榫卯结构
余处结构亦甚具特点。底柜的中柱以大格肩榫与上下横枨相接，与一般活拿做法不同，概在于为了维持整体框架的稳定。顶柜则不再设中柱，硬挤门式，概是为了避免一顶二形式后顶柜造型太过琐碎。打开顶柜柜门，又见惊喜，设“T”字形券口牙条，如果多宝格样式，其券口牙条横向者附于枨下若牙板，雕古朴简练的勾云纹，恰到好处，竖枨既划分空间，又充中柱之用，使得柜门关闭时保持稳定，相当于内置式中柱。顶柜内部这种券口牙条设计，使得此柜有了第三种用法，可拆下上方柜门为亮格，下方为柜，成为陈设、展示与储纳为一体的亮格柜。可为柜、为书架、为亮格柜，一物三用。
局部细节
柜附铜面叶，色黄而沉稳，与柜体深邃紫檀色互相映衬，颇显高贵，下方柜门合页设有三组，防止启闭时变形。
铜件细节
两个底柜右侧柜门的内侧左下方，皆刻楷书铭文两行，约略上下居中，内容为：
“大清乾隆岁在乙巳秋月，制于广东顺德县署，计工料（后另起一行）共费银叁百余两，鹤庵冯氏识。”
此乙巳即乾隆五十年（1785），是年乾隆皇帝曾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工料钱三百余两，据王世襄先生考证相当于四百石米，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开支，显现此柜成本之不菲。由于资料之阙如，关于古代家具制作成本相关问题的信息极少，清宫档案虽可见一部分记载，但很难与实物对应，此例刻录于实物，且明确制作地为广东顺德，重要性不言而喻。
清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六《广东顺德县知县鹤庵冯公合葬墓志铭》
鹤庵冯氏在之前的研究中尚未明确，查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六《广东顺德县知县鹤庵冯公合葬墓志铭》：
“公讳履谦，字令闻，先世由山东寿光迁代州，以衣冠科第……公承藉旧业，以乾隆丙子举于乡，丁丑成进士……旋实授安邱……盖公之莅事，随地制宜，不以姑息纵奸顽，亦不以严酷伤和气，故后以安邱旧案牵连致罢。山东人至今惜之。乾隆辛卯，恭祝万寿蒙恩复原官，丙申授广东海丰县知县……己亥，署南澳同知。庚子，兼署善县，俄调顺德……丁未，缘事镌秩…遂不复出。至乙卯十月病卒，年六十有八…余与公之伯兄鹤窗同以甲戌登进士，余先兄懋园又与公同以丁丑登进士，知公素稔，谊不得辞。乃撮述行状，佐以平日所见闻，叙次如右，铭曰：公之治理可拟龚黄，又值圣代，登崇俊良，而坎坷以终，殆才与命妨抑，不于其身蓄，而为子孙之世昌。”
据此可知鹤庵为冯履谦，其于庚子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兼署善县，俄调顺德”，正是任顺德县署之时，与刻款时间相符。
冯履谦兄弟一门五子，皆负名当时。据清钱泳《履园丛话》记， “五人俱中进士……代州冯履咸、冯履豫、冯履泰、冯履丰、冯履谦亦同中甲科。”清光绪《代州志》卷九记“乡人荣之，起五桂坊纪其盛”，并有《冯履谦传》：“履谦，字鸣斋，幼警慧，从诸兄授学，试为诗，下笔惊其长老。年逾冠，举进士擢第，历官安邱、寿张、海丰、顺德知县。所至以经术饰吏治，并有政绩，好为古文，诗歌宦游及三十年，足迹遍东南，既陟岭逾海，文益汪洋奇肆，有《琢璞斋稿》《寤言斋诗》及《冯氏五子集》。子步昆、肇崧、起嶲、绍崘并诸生，而肇崧有丈夫子五，以文章擢科第者四人，世称为后五子。”鹤庵当为冯履谦之号，其字鸣斋、令闻，则均与鹤的语义接近。
广东因口岸地利之便，水路而来的材料汇集于此，名匠辈出，是明清时期家具重要产地。故宫博物院藏有“崇祯庚辰仲冬制于康署”款铁梨木象鼻纹独板面翘头案，是一个制作于广东德庆县（康署）的重器。清代时宫廷造办处家具制作工匠，档案可查者，均来自广东，甚至有时将木作称作“广木作”，而作为造办处分支机构的粤海关，则承接内廷大型活计制作，尤如大案、大柜等。
如《养心殿造办处成做活计清档》载，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奉旨：粤海关与其进此俗巧紫檀木几格，莫若将大柜、大案做些呈进，着造办处画样呈览，准时发去成做。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画得大柜样八张，大案样八张，持进呈览。奉旨：照样准交粤海关成做，随年贡、节贡陆续呈进”。
《养心殿造办处成做活计清档》记录
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重华宫翠云馆内着做雕龙柜一对，先画样呈览，准时发往粤海关成做，钦此”。诚如记载所述，至今所见，大部分优秀的清宫紫檀家具皆为广作。此例亦可体现广作家具之精湛水平。
侧视
此柜制于乾隆五十年（1785），距今恰好为四个甲子240年。清乾隆时国力极盛，清代宫廷家具尤其是紫檀家具也发展至顶峰，代表了清式家具的最高水准，此柜正好制作于此期，是清代紫檀家具中的卓越代表。
作为中国家具史上的重要孑遗，其内容丰富的铭文是我们研究中国家具乃至清代物质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而独特的结构是中国小木作工匠之智慧体现，使其在数千件传世家具中脱颖而出。紫檀大型家具甚为少见，可流通者更少，此件以素朴面貌示人，高档华贵。
附
王世襄《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
（《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节选）
……另一种款识不妨称之为购置款，多出定制者或购置人之手，往往是为了记岁月和造价而刻的。实例如铁力大翘头案，面板底面刻“崇祯庚辰仲冬制于康署”十字。
又如一对双顶柜紫檀六件大柜，在一扇门内刻款识两行“大清乾隆 岁在己巳秋月制于广东顺德县署，计工料共费银三百余两，鹤庵冯氏识”……紫檀柜连顶柜通高240厘米（上高63厘米，下高177厘米），宽140厘米，深60厘米，全身光素，只柜门及两侧板面中部起约半公分的高台，四周去薄，以便装入板槽，即北京匠师所谓“落堂晒鼓”的做法。在明代或更早的家具上它虽已出现，但至清而大盛。今见在乾隆柜子上熟练地使用，和我们的认识是相符的……紫檀柜在顺德，说明广东是硬木木材的产地。
制地的确定，使人得知该地、该时匠师的手法。一对柜子费银三百余两，如折合当时米价，约相当四百石，可见价值之昂。这些有关古代家具的知识可能我们本来就知其大略，但从这两个款识至少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按：
从王世襄先生的文字看，只见过其中一件的款识拓片，应该没有见到顶箱柜实物，不然作为学者，对于带碧纱橱式两用这一极为特殊的结构不可能只字不提，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也并未详述冯鹤庵其人。
后据收藏家后人所述，此柜确实多年秘藏，从未示人，仅提供款识拓片给王先生，故得如此。之前读王世襄先生文章，皆为何以一个顶箱柜费工钱三百余两之多，见其实物，方知内里乾坤，一物二用（甚至三用），且选料、做工如此之精，名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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