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 | 朱浩云：画中之龙石涛的艺术及市场走向

石涛（1630～1724年）是明末清初最富创造性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既是绘画实践的探索者、革新者，又是艺术理论家，与朱耷、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高僧”，又与梅清、弘仁为清代“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同时被后人尊称为“画中之龙”。石涛自称苦瓜和尚，原名朱若极，更名元济、原济，又名超济，小字阿长，号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老人等，晚号瞎尊者，别号还有很多。石涛是明代皇族，为明朝靖江王府的一位侍奉朱亨嘉的孙子。广西全州人。刚满10岁时即遭国破家亡之痛，削发为僧，改名石涛。

康熙年间，他不甘寂寞，从远离尘嚣的安徽敬亭山来到繁华大都市南京，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之后到北京又与王石谷、王原祁等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尤值得一提的是，石涛在南京时，结交了满清宗室辅国将军博尔都。博尔都在康熙皇帝面前，称赞和推崇石涛的诗文书画。于是，康熙在两次南巡时，他曾两次到扬州接驾，并奉献《海晏河清图》。晚年定居扬州，筑室小秦淮河畔，开始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开始了他人生与创作的鼎盛期，石涛多数作品及不少重要创作，几乎都产生于扬州。

石涛工山水、花卉，兼工人物，用笔高古。精释、道、儒三教，早年受梅清影响最深，后脱出传统藩篱，师法自然，曾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脱胎于山川”“法自我立”“我自用我法”等一系列主张。名言有“一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这些主张和名言对后世影响巨大。

在创作中，石涛善意于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来表现名川大山。在技巧上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的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出，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花卉潇洒隽朗，天真烂漫，清气袭人；人物生拙古朴，别具一格。工书法，能诗文。

与石涛同时代的摹古派领袖人物王原祁评曰：“海内丹青家不以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郑板桥说：“石涛画法，千变万化，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贴，之八大殆有过之无不及。”

齐白石老人题石涛画诗云“下笔谁叫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梦想愿下师生拜，昨晚挥毫梦见君。绝后空前释阿长，一生得力隐清湘。”

也有评论家认为，石涛是一个僧人，他从禅门转入画道，因而他的画风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走兽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淮扬洁秋图》《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清湘书画稿卷》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此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

需要指出的是：在画坛盛行摹古风气时代，石涛勇于探索革新，冲破藩篱，脱胎换骨，达到“似董非董，似米非米，雨过秋山，光生如洗。今人故人，谁师谁体？但出但入，凭翻笔底”的新境界，实属难能可贵。但中国山水画从“清四王”诞生起一直因四王画派陈陈相因，并以其无可动摇的正统性地位统领着近300百年的中国山水画坛。

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海上山水画坛兴起了一股师法格调清新、重师造化的石涛、八大及野逸派的热潮。这股潮流最初由曾熙、李瑞清等清末遗老首倡，之后，康有为、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徐悲鸿等文化维新人士，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绘画，康有为甚至还发出了“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等振聋发聩的呼喊。但是，要扭转这一局面绝非易事，毕竟四王统治画坛近300年，当时不仅有众多崇拜者、学习者，而且在收藏界藏家也是以流行收藏四王为时尚。为此，那些文化维新人士的呼喊仍然无异于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而泛起阵阵涟漪。而张善孖、张大千的介入，彻底扭转了四王统治，尤其是张大千在曾熙、李瑞清两位恩师的点拨下，不蹈四王一笔，率先精研以变取胜的石涛和以简取胜的八大，不仅研究他们的作品，临摹他们的作品，而且收藏他们的作品，在画界和收藏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如果说曾熙、李瑞清是首倡学石涛和八大，但真正把师学石涛和八大的取向转化为艺术潮流的，张大千无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这股潮流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横扫了画坛的陈腐局面，并直接影响了傅抱石、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石鲁、潘天寿、吴湖帆、郑午昌、高剑父、陈半丁、钱瘦铁、李可染、李苦禅、唐云、钱松岩、赵云壑、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吴冠中等一大批明星画家，其中对石涛顶礼膜拜的不在少数，像现代金陵画派创始人傅抱石为了表达对石涛的崇拜和继承其艺术精神，将自己的名字（原名傅瑞麟）改为“抱石”，并取斋名“抱石斋”，生前还著有《石涛上人年谱》；同样，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也是如此，他原名叫冯亚衍，由于他最崇拜画家石涛和文学家鲁迅，于是将自己名字改为“石鲁”；而岭南画派四大家之一的赵少昂对石涛语“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尤为钟情，并将其刻成闲章，经常盖在他的画幅上‌……由此可见石涛对近现代画坛影响之大和深远。从某种角度讲，这场潮流改变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走向。对此，这场潮流的见证人、已故著名美术史家俞剑华先生在《七十五来的国画》中作了有力的证明：“自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这十年期间……上海方面，则于吴派消沉后，代之而起的是石涛、八大派的复兴时代。石涛、八大在“四王吴恽”时代，向不为人重视，亦且不为人所了解，自蜀人张善孖、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石涛、八大，搜求遗作，不遗余力……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人所重视，价值日昂，学者日众，几至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连类而及，如石溪、瞿山、半千，均价值连城。”

在艺术市场上，石涛的作品甚多，但目前流传民间的作品大多是一般作品，精品主要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其它博物馆。民间以张大千收藏最多，1921年至1930年间，大千曾在上海先后出版过《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仿石涛山水金陵胜景》《仿石涛山水册页》《大风堂藏画》《大涤子山水册（三册）》《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集》（中华书局出版）等画册，这些是大千最早出版的古字画收藏图录。他曾请著名篆刻家方介堪为其刻治“大千居士供养百石之一”印章，专为钤印石涛真迹之用。张大千晚年曾对友人说他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有500幅，美国的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中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词，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石涛的作品主要在美国纽约市场上交易。1988年石涛的一本《山水杂册》在纽约市场上以13.2万美元成交，创当时石涛作品市场最高价。90年代国内艺术拍卖兴起后，石涛作品也时常在拍场上亮相，1996年《行书》扇面在中国嘉德以5.72万元成交；1997年《江清霜色图》被北京翰海拍至60.5万元；2000年《花草灵石》在中国嘉德以68.2万元售出；2001年《山水十开册》在北京翰海以55万元移手；2002年石涛八幅巨册《溪山逸兴图》在上海崇源以550万元成交；2003年石涛1684年作《松壑听泉图》在苏富比获价577.44万港元。之后，伴随着古字画行情的大幅攀升，石涛精品价格开始越过千万甚至亿元大关。2005年《竹石图》在浙江皓翰以1925万元成交；2006年《莲社图》在中国嘉德以1177万元拍出。2011年北京匡时国际推出张大千的旧藏《剩山残水》，成交价达3565万元；同年，《闽游赠别山水卷》在南京经典估价1000—1500万元，上拍后出人意料地以1.36亿元成交，轰动拍坛，此价不仅创造石涛作品新的天价，而且价格突破亿元大关；而在另一场北京保利的拍卖中，石涛1666年作的《五百罗汉图四屏》获价6670万元，价格也十分可观。近几年，因受疫情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艺术市场呈现出崩盘的态势，市场上无论古今大名头还是小名头，价格打二三折或是拦腰一刀的比比皆是，而石涛作品在市场上却表现出坚挺态势，若遇精品价格能过千万元，如2025年北京保利春拍会上，一本民国地产商程霖生旧藏的石涛《墨梅12开册》以1069.5万元成交；最有意思的是石涛的《番人秋狩图》。此件为张大千的旧藏，钤有“大风堂珍藏印”“敌国之富”“别时容易”“大风堂渐江髡残雪个苦瓜墨缘”“球图宝骨肉情”“大千居士供养百石之一”“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张大千七方鉴藏印，并题签“番人秋狩”，足见大千对此作极为珍视。这件画作2010年北京保利曾推出过，上拍后各路买家竞投踊跃，最后以3248万元的高价成交，创当时石涛市场最高价。今年上海嘉禾再推此作，估价1200—1800万元，尽管估价还不到原来成交价的一半，但真实反映了当前市场极其疲软，没有想到上拍后以3450万元拍出，远超估价，也高出之前的成交价200万元。当然，如果要扣除佣金，原藏家还是有一定损失的。笔者以为，这件石涛精品若是遇到市场回暖，藏家应有不错的回报。

从目前市场表现看，清四僧作品中，市场表现最好的当推石涛和朱耷、其次为弘仁和髡残，后市仍将维持这一格局。

注：文中图片来自网络和拍卖图录

2025年6月28日写于上海五栖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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