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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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晚，永樂2025春拍“览胜——现当代艺术夜场”举槌，本场拍卖会领衔拍品来自：关良唯一有详实史料记录、市面上最早被刊载油画作品《挚爱》，此幅作品是关良为其未婚妻顾卓英创作的油画人物，于艺术家而言，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品以在当晚以966万元成交。
签名：L.Kwang March 1929
出版：
1.《文华》1929年8月创刊号，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有限
公司，1929年，P9
2.《中国名画家全集—关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P112
3.《十二世纪中国西画文献—关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P111
4.《关良》，上海美术出版社，2009年，P19
5.《艺术巨匠—关良》，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P57
6.《美术学报》，广州美术学院，2016年04期，P51-59
来源：西泠印社2018年12月15日，Lot 0733
说明：画中女子为关良妻子顾卓英，原藏家直接得自艺术家家属。经艺术家家属确认此来源。
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基调之一，发端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洋画运动”便是其中的重要思潮。所谓“洋画运动”，即众多留洋艺术家在接受西方艺术的熏陶与系统训练后，将西画的技法、语言、观念与中国本土艺术基因相结合，从而改良和革新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运动。而关良，作为这一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画新形式的探索者，堪称此中翘楚。
1917年，十七岁的关良东渡日本学习美术，拜于日本西画团体重要代表中村不折门下。期间，他深受野兽派、印象派等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尤其推崇高更、梵高和马蒂斯三位艺术大师。后者所带来的现代性艺术因子成为了后来关良绘画风格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与后期大量创作的水墨戏剧人物画不同，关良的早期油画无论是创作还是存世量都非常稀少因此极为珍罕。但恰恰是这批早期油画创作，生动而鲜明地展现了关良对于中国绘画以及艺术现代性的深度思考。
1929年的夏天，《文华》创刊号刊登了关良的油画作品《挚爱》。作为民国广受欢迎的期刊之一，《文华》在国内外发行量巨大，众多的读者通过传阅杂志欣赏到这一佳作，深深震撼于其大胆革新的艺术面貌。进入二十一世纪，此作亦出版累累展览不断，进一步奠定其卓越的艺术史地位。
刊有关良油画作品《挚爱》的民国杂志《文华》创刊号
《文华》创刊号目录页（左）和本拍品著录页
在中西碰撞，传统、现代交汇之际，关良通过《挚爱》一作，将秘不示人的私人空间置于公共视野之中，对中国现代绘画的内容题材和观赏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突破。更为难得的是，画中少女恰是关良彼时的未婚妻顾卓英：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斜坐于圆凳上，微卷的短发，裁剪得体的蓝绿色绸缎旗袍和黑色高跟鞋无不展现出民国女性的现代生活品味；左侧的圆桌、瓶花和时钟则暗示出高度私密的画面场景。少女略显忧郁若有所思的神情，看似延续了中国传统仕女画的柔美与闲愁，实则象征着彼时中国人在时代巨变与现代性冲击下的困惑与迷茫。
《挚爱》局部
关良与夫人顾卓英（少女原型）
“洋画”作为一种新兴的视觉文化形式逐渐被中国人所认识，有两大基本要素——“有专修之学校，有观摩之场所。”依据《上海地方志·虹口区志》，《挚爱》创作的同时，1929年2月27日，关良发起成立人文艺术大学。校名为“人文艺术”，不局限在美术，除设绘画科外特别开设戏剧音乐科系，从中可以发现关良的美学视野和身份自觉。那是否可以说《挚爱》仅仅是美术创作变革中的一件代表作而已呢？远不止。因为“洋画运动”从一开始便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
《申报》1929年7月2日 对现代作家洋画展览会的报道
1929年6月，关良的人文艺术大学组织“现代画家洋画展览会”，展品百余幅，关良、谭华牧等均有出品。同年更早些时候，上海美术图书印刷有限公司的《文华》艺术月刊创刊，创刊号特约多位艺术家作图画撰述，关良亦在受邀之列，并挑选了近期所绘佳作——也就是这幅《挚爱》。从已有大量的研究表述，民国的期刊和画展一样，与近代中国“洋画”的发端交织在一起。根据《申报》上的广告，当时《文华》杂志在国内二十二个城市有代售处，南洋群岛六处代售，发行量在两万至三万份，《文华》与《良友》画报两家独大，其创刊号受追捧的程度可想而知。正是通过展览和期刊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包括《挚爱》在内的大量现代文艺作品才能从精英的文人圈层，一步步走向社会，走向群众，并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塑造和推动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挚爱》局部
从关良的知交倪贻德《艺苑交游记》、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略记》、张亦菴的《关良先生访问记》这些民国一手文献所记载的关良谈艺论画文字可以发现，至少在二十年代末期，良公已经对中西绘画的影响互动、融合有了清晰独立的看法。而在1929年，全国美展的展开也拉开了“二徐论争”的序幕，其根本上而言是对中国绘画乃至文艺现代性何去何从的探讨。作为油画本土化的先行者，关良在《挚爱》中展现了对中西结合的尝试，他始终认为“艺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恰恰也决定了关良一生的艺术道路始终是超越写实主义的，始终在“模仿”之外追求现代化的新颖表达。
1930年9月22日，《申报》图画月刊，刊登关良、顾卓英订婚消息
1930年第645期《上海画报》刊登了“武昌美专教授艺术家关良先生与新字发明家顾宪成女公子卓英士女之俪影”，亦是公布了关良结婚成家的喜讯。对比《挚爱》与新闻照，画面中的女子可不就是关良当时的未婚妻顾卓英！倪贻德曾在书中“抱怨”关良成家以后成了“老婆奴”，这当然是玩笑话，另一方面也隐讳地透露出良公从洋画转向国画的另一个暗因，可能洋画在中国艺术市场的认可度太低且无成熟的市场机制，这反而成为我们如今通过拍场重新发现早期关良油画的重要意义所在。
《创造周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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