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保护人类遗产就是传续文化的种子

​近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及“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四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专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2023“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潘鲁生。

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基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承载着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习俗仪礼、技艺与知识，表达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遗产项目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道德修养，促进家庭和睦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文化创造力提供了持续不竭的动力。

潘鲁生表示，春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放眼全球，约五分之一人口都在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2023年 12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应该说中国年正在逐渐变成“世界年”。

他认为，“春节”这一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项目申遗成功，是对文化传播的有效回应。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着手推动春节申遗。同年8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为中国2024年度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唯一项目。在此次申遗成功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传统节日研究保护仍然存在紧迫性。冯骥才先生曾撰文《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遗》提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救山村乡野里那些有失传危险的古老艺术，也要救人们不经意中可能丢失的“年味”。因为无论是文化价值还是精神内涵，春节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潘鲁生民艺博物馆中，有很多与春节有关的藏品。潘鲁生表示，特定时期的民艺品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包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生产工艺技术的变迁以及民众审美兴趣和追求等，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一支可见的、活态的文脉，非常直观和生动。如年画、剪纸、门笺、面塑、灯笼等民艺藏品，其实是春节守岁、祈福、团圆、祭祀等重要非遗民俗活动的见证物。我们能够在这些物件中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更有着对美和善的一种期待。如今，“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们保护传统文化，留住传统生活方式，传承特色年俗的一种方式，是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的开始，可以说，申遗成功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2023年，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及“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项目的申请材料，申请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上述3个遗产项目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来，保护成效显著，存续力持续提升，委员会经评审，决定将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转入代表作名录。

潘鲁生认为，这反映出我国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承诺取得了显著进展和成效，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及“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因为这一系列项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也意味着当时面临传续发展的某种困境。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例，由于历史上黎族人民没有文字，纺织活动是记录其文化历史的主要方式，其以口传身授的方法代代相传，是生活方式、生产经验、审美观念和社会历史的重要载体。

他认为，保护的核心是传承。近年来，海南省把握传承的关键，投入大量资金开办黎锦技艺传习馆，并建设培训基地，建立传承村、鼓励家庭保持或恢复母女传承方式，培养了一批批黎锦传承人。同时建立纺染原料基地、建设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档案和数据库，为该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提供服务。201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成为我国首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几年，海南黎锦亮相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被作为“国礼”赠予海内外嘉宾。海南五指山市建起了黎锦技艺传习场馆，还开办了黎锦技艺项目培训班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班，一方面促进黎锦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当地组织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技能交流大赛，促进技艺传承的发展。在发展中仍然需要注意过度商业化对遗产保护的影响，从而以防止其可能的去语境化，关注保护计划中因市场需求而增加的风险，这也离不开传承人自身对文化使命的坚守。十几年来，保护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体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能力建设、生态化系统化发展方面积累了中国经验、贡献出中国方案。

潘鲁生表示，从整体上看，我们的保护行动和传承方式是及时而且必要的。从急需保护到转入代表作名录，意味着我们在传统技艺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传承人群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曾经几近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已经能够自然地传续和发展。这种转变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可参考的经验。对作为地域文化鲜明象征、展现传统文化特性、蕴藏着中国传统造物智慧的文化遗产，我们要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和保护。现在的各个层级的文化遗产名录每年都在更新，保护制度和相关的条例也在不断完善，社会整体的保护环境已经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也越来越好。保护的核心是传承，技艺有人传承和使用就能不断层，在这种口传心授的传习中，传统工艺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就有了后继人，这样才能够活跃在现代生活之中。在此基础上要做好创新，带有时代和历史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与现代的科学技术、人文环境、生活需求相适应才能有生存的空间，才能适合现代社会的审美和精神需求，才能更好地回归生活。

潘鲁生认为，对于相关技艺的传承人来说，非遗项目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有助于进一步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的发展环境；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传承人的文化使命感和自觉意识。以“羌年”为例，2008年6月7日，四川省茂县、汶川县、理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申报的“羌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年是羌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它集历史、歌舞、饮食于一体，从节庆活动中体现出羌族人民崇拜自然和先祖的民族个性，具有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成果展暨2024羌年庆祝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过羌年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要继续致力于保护这一遗产项目，需要鼓励当地居民共同振兴传统节日活动，培育和繁荣其生活的氛围和广泛的心理文化基础。作为代表性项目，在已有的经验和成果基础上，这样的培育和发展还将更繁荣、更有生命力。

他认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本身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与关注，有益于技艺的传承保护，从濒临失传到再次回归到人们的生活视野，传统工艺本身的工艺属性与文化意义再次被人们所关注。一代代传承人的培养和他们自身的专业能力都得到了提升，社会组织力量对项目发展进行帮扶，支持和帮助传承人培养，由此就形成了传承的良性循环。传承人的技艺更易被社会认可，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形成了一定的传承人带动效应。传承方式变得更加多元，传承人进校园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大众开始了解和喜欢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动欣赏和喜爱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传承人的传承热情和积极性得到激发，主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者，尤其是相关展示和表演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一种多样化的姿态回归到现代生活，传统工艺的影响力，传统文化的力量也随之体现。

潘鲁生表示，近二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首先，各级政府管理组织更加科学化，从关注具体项目拓展到关注文化生态，从重视名录立项拓展到推进可持续传承，进一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出发，从文化生态环境、文化传承主体、文化传播作用等方面系统地开展保护，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努力，相关保护成效具体显现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进一步提升。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们开启了抢救性保护，留存文化样本，甚至请进博物馆，通过普查式的调研，广泛发掘和保留文化的火种，让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的传承不断流；后来，我国针对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了生产性保护和研究；发展到今天，我们开始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工艺技艺、应用场域都需要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是从文化遗产本身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全面塑造，需要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在大众保护意识提升中才能更好的实现。

他认为，当今，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深化，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传承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文化自觉。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从宏观上的保护，随着相关制度的颁布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社会认可等方面都获得了发展。传承体系也越来越健全，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再到各类的传习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多样化的传承形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些古老且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与全社会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层基础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体现了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只是代表性传承人个体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推动。

他观察到，近年来，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学科，学术范式、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进一步建立，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共同体”，大大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构成、实践路径、目标追求的本土化阐释，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及其传承规律、保护主体的深入研究等，也为相关保护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

潘鲁生认为，在当今社会环境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难点在于找到与生活的连结点，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对话和融合。技艺类与节庆活动、仪式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方式应该有所区别，在回归生活、关注时代中发挥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特性，通过创新性转化来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新媒体短视频等技术和平台的发展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渠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的价值，但认识和保护的意识还不够，我们要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高度开展这项工作，而不仅仅是看“热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活态的文化，需要配合文化发展政策，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现代社会文化与精神需求相适应，找到合适的回归形式，保持其发展活力，也要探索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培养是保护传承的重中之重。加强传统工艺专业建设，包括强化相关职业教育，需要更多配套举措和落地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协同推进，政府、学校和相关行业、企业共同参与，才能落地见效。传统手工艺作为匠心文脉的续写传承，不能停留在博物馆，也不能停留于学院课堂，回归生活是其时代使命，也是根本目标。从根本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文化创造力的尊重；其传承创新和推广传播，正是通过激发创造力，更好地发展生产，建设生活，服务社会，传续文明。

他表示，要牢牢把握文化遗产本身的规律，既不僵化保守地为了保护而保护，也不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所谓的效益，而是从人类文明发展、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上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规律，以更深沉的文化自信去沟通历史、面向未来。对于非物质属性的文化遗产，不论是经验技艺，还是思想智慧，我们还是要努力构建其与当代生活的衔接点，重视生活之“用”，在今天的实践中融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和贡献。其中包括基础性的教育和培养，保留和传播好文化的种子；做好专业性的研究，不断深入地去认识、去阐释、去发展；做好原真性保护，保持其核心构成和属性；同时，一定要深入贯彻落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理念，在今天的中国设计、中国美学、中国生活中发挥作用，以开放的视野、开阔的胸怀和新时代的创造力去传承和创新，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努力。

（记者 靳铃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