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不在大小,在乎气局要大。
有的画咫尺有千里之势;有的画尺幅再大,气是散的,也形不成气局,琐碎而凌乱,是散的。因此画要讲构局、经营、位置。
中国画本来就讲舒卷开合,舒放开来,气盈六合,卷合起来,可藏于密处。
这种气局、气运之妙,就赋赋予了中国画的生命活力,产生了画中的动感、局势。
中国画除了三度空间外,还有四度空间,即时间性。
中国画不是纸上的平面,空白处已隐喻了天地自然,而且画的四周和内在形成了时间的顺序和延伸。在高帧巨幅中是如此,在长卷或古代壁画看得更为分明。
中国画从来就没有如后来西方形成的“透视”概念。有一种“散点透视”的说法,但“散点”如何“透视”?完全是以西方概念硬套中国画,胶柱鼓瑟。中国人讲的是,“三远”或“六远”(“三远”见于郭熙《林泉高致》,即“平远、高远、深远”。“六远”则是韩拙著作《山水纯全集》中,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引申,补充了“阔远”、“迷远”、“幽远”三法),并不讲透视。中国人讲的是气运、气局。
中国画对时间的重视远甚于对空间的凝视。
中国画中空间的连属,呼应开合,完全顺乎气运的流走,是“气”在驱动一切。明白了这些,对中国画也许就思过其半了。中国画的构局,关乎气运的变化,气的流走。“六法”中有“经营位置”之说,因此“位置”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古人并没有“对角线”或“对角构图”的说法,但这种意识是远从先古就存在的。《河图》、《洛书》,就是关于对角、对边的数理的敏悟,成了《易经》的来源。画中之气,充乎沛乎,在运转着,回旋着,不可随意旁泄。
画中的四个角,极为重要,是“气”进出之处,可以称为“气口”。四个角,一般有两个或三个角须守住,封住气口,不让“气”随便泄漏出去,而留一个角,透“气”,气有吞吐、开合,这样画才可“呼吸”,才如生命一般,活起来,这就是气运生动。对于中国画而言,右下或右下角对于画中气运是尤见重要的。这个部位,也可名之为“亥”位。画中各个部位,如用《河图》、《洛书》之意,或者紫薇宫盘之标志,从画下部自右而左顺时针而转,以十二地支标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至右下角正是“亥”位。这个位置,可举李迪《风雨归牧图》为例,画中的一切风雨动势、气势,均由左上向右下压来,而牧童的一顶竹笠正好被风雨吹下,落在“亥”位。这是全幅气机的结穴,气之流走运势汇结于此,全幅都在动观风雨之中,尤见生动。
李迪《风雨归牧图》
为什么画的右下角尤见重要呢?想来其中蕴涵着极深的中国哲理,或易理。另外一个原故是因为这里是人的视线习惯性游走的落点所在。比如以中国文字来说,每个汉字都可看成一幅画,其中空间疏密流走,其最末收笔处往往是向右或右下,正是气之收局“呼应开合”之处。这样比较就会明白,这一“亥”位的重要作用了。在古典名作中,此例也极多。比如李迪的另一名作《枫鹰雉鸡图》,鹰踞于左上枝头,俯窥右下,一只雉鸡,急速逃窜向“亥”位而去。全幅的“势”与悬念,在左上至右下大的对角之间戏剧般地展开,振起全图,用现代话说,正是极具“张力”。再简单说说“气局”。画幅的大小与画的气局并无定式。画幅虽小,气局却可大,如宋人册页团扇,咫尺山水,却令人如感千里之遥。反之,亦有其例,画幅很大,气却是散的,显得柔弱无足观。
李迪 枫鹰雉鸡图
“气局”一说,可以这样定义:画中空白,与画的布局、构体之间的虚实关系。画中结体有一种饱满的张力,布局空白处令人觉有气之充溢,气势有一定方向感,在画中流布,趋势相生,形成了画中风水。不空再添一笔,再减一笔,增减皆有损益,不可移易。气局之充溢,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圆通的“气场”,令人几不可伸手触摸画中构局之诸结体、笔墨之间能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的律动与气势的流走,并且有极其生动的方向性和相生、相反的诸多关系。气在画中之四角、四边有封有守,有趋有溢,有气口出入,正是气局得以灵动的必由之处。画外之四周,有气逸出,有一定方向趋势,产生一种流动性,延伸至画外。如画无真气内充,形式感上无气的流走趋美,则画局、气局为败弱,衰萎;反之,真气内充,外形流美,趋势跃动,有气口自如出入,如人之呼吸,则气局为佳,小则顺畅通达,大则磅礴,撼人心魄了。空白,虚实,无笔墨处也藏着深厚感情。守住气口,连贯和谐,构建中和之美。
李迪 枫鹰雉鸡图 局部
一幅画的气机,要有守有放。画幅四个角,一定要有封守,有开流。形成气势、气运的流向,画才会透气,不板不死,自然灵秀,生生不息。看中国画,要追寻的就是流势(而不是看块面、三角对称、透视等洋玩艺儿),这是中西画审美评判的差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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