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体演进与书法的发展

　　在书面语言表达形式，象形字及其组合起来的合体字都是“词”的单元符号，形象美和图画式构形的完整性很容易被忽视淡化，而用字之普遍的假借尤其能加重这一倾向，这就是造字与用字的矛盾。但实用是目的，关于文字形体的任何设想都必须接受实用的检验，被改造也是很自然的。这里，甲骨文的契刻方式起到至关重要的媒体作用。

　　我们知道，在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上刻写文辞，是激发人们的想象而发明创造文字的直接原因，字形如果像图画一样繁难，并以契刻方式在甲骨上完整地表达，将是十分艰巨的。因此，契刻的第一步就是使所有的字形做“线条式简化”。它可以明确、轻易地抹掉许多在约取物象时可能存在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同时，由于甲骨的坚硬和以刀代笔，使得契刻无法像软毫毛笔那样挥洒自如，不得不多做一些简便的直线刻画，并省略摹示物象的某些细节。此二者都是降低图画式仿形特征的重要步骤，只要审视与其对应的象形金文即可明了。接踵而来的是把字形中无关宏旨的部分去掉，例如表示动物腹部轮廓的线条、指明动物足部的线条等。这种“省略式简化”的意义，是使所有的字形在式样特征上协调一致，是对线条式简化的补充，而后来陆续发生的一些诸如减少偏旁数量的简化现象，亦均根源于此。

　　上述两种简化方式只涉及部分字形，属于局部的量变，还不能全面改变文字形体的图画式仿形特征，于是在用字的过程中，发生了极有意义的“书写性简化”。这种简化涉及到所有的字形，其始可以追溯到契刻之初的线条式简化，这里指后来持续进行、在刻和写**有的一些现象。具体地说，一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简化省改仿形线条的完成方法，以达到快速契刻或书写的目的;二是通过改变笔顺和线条的连结方式与位置，使之便于书写，从而造成一些字形或局部式样发生讹误。

　　其中“马”“鹿”二字都是在书写性简化时使头部讹为“目”，其余部分改造象形写法也很明显;a”字头部简化一次完成，剩余部分则陆续省略，书写性简化最后消除了字形与物象对应的痕迹。从这三个字例不难看出。书写性简化对全面改造字形式样的重大意义。此外，有些字如“牛”“羊”“人”等都是在线条式简化时一次到位。正代表了文字形体改造发展的不同步现象。

　　所谓书体，即体现某些既定书写规则、式样的文字体系的符号形式。书写规则如遭到破坏，就会使字形式样改变，而唯一的破坏性根源来自书写性简化。也就是说，在日常通行的文字中，书写性简化是促使书体演进的基本动力。作为书写，是最为经常、连续和普遍进行的事情，书写性简化则蕴含其中，随时都可能会因为书写的简便率意而发生，哪怕是任何一种极其细微的改变，都可能会因为日久天长积微至巨，酿成字形式样的阶段性变化，这就是书体演进。

　　书体演进的前期，主要表现为书写性简化对既有书写规则和字形式样的破坏，而后期的发展，却不是单·的线索。一方面，文字的社会性需要标准正体，其形成基本I 。是接续书写性简化而来的美化和规范，如大篆书体的图案化式样。另一方面，草体还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例如，从西周到战国，有“钉头鼠尾”式线条之古文一系，有“解散篆法”之秦文隶变一系，二者在书体式样特征和性质上，都是很不相同的。

　　在正、草两类常用书体的演进之外，还有各种美化装饰性书体，它们的数量最大，品流也最复杂，归纳起来约有以下情况。一、对既有书体做单纯的美化改造，式样比较稳定，体现某种特殊之文化的与艺术的涵义。例如，商代至西周中期的象形装饰文字、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东南各国的鸟书、凤书、龙书之类，汉代以后虽然也有如鸟书等同名书体，但装饰物象与手法既异，字形基础也大不相同，应予以区别对待。二、有清楚之产生、发展变化线索者，如虫书，主要特征在于线条式样、笔法的变化与传承，连续性较强。三、仅限于对既有书体的局部之改造变化，如悬针篆、垂露篆、倒韭篆之于小篆，1斗书之于古文等。四、一名而异实，如飞白书本出于八分隶书，后亦用于篆、楷、行、草诸体，还有增饰鸟形者。五、汉唐间向壁虚造的各种象形书、花体书，总数多至百种，大都类同文字游戏，为历代学者和书家所病垢。

　　在常用的正、草两类书体之间：彼此相辅相成，联系颇为紧密;在常用书体和美化装饰性书体之间，也不是界限分明，了不相涉。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各类书体互相影响和促进都比较明显，其中正体和装饰性书体的借鉴始于西周，草体和装饰性书体的借鉴始于东汉，它们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书体与书法艺术的繁荣，而且对后代的书法审美和书法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