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的官钧瓷器：雅具秘玩讵所尚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钧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最著名的窑场是在禹州旧城北门内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传说大禹在钧台传位给儿子启，从而建立了夏朝。一般认为，钧窑之名即源于钧台。

　　钧窑瓷器素以瑰丽的釉色而著称于世，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烧造过程中产生窑变现象而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釉色。这种釉色变化万千、异彩纷呈且纯粹依赖自然天成，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称。

　　官钧瓷器

　　依据造型和质地，钧窑产品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碗、盘、碟等民间日常用器为主，数量众多，是钧窑的主要产品，习称“民钧”。相对应地，还有一部分钧窑为花盆、洗、尊等陈设类造型，做工考究，釉色精美，一般认为是专门为宫廷烧造的陈设用瓷，被称作“官钧”。

　　官钧瓷器，造型大雅、窑变美妙，被认为是钧窑产品中的最上乘。流传于世的官钧瓷器至为稀少，主要收藏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等处。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公私收藏的官钧瓷器仅仅百余件，可见弥足珍贵。

　　钧窑窑址目前已发现100多处，但对于这类官钧瓷器的具体烧造产地和时代，却一直颇有争议。

　　197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城北门内的钧台窑址、八卦洞窑址进行了全面探查和重点发掘，出土了出戟尊、各式花盆及花盆托等器物残片，与传世品对比来看，器型釉色基本相符，从而为传世的陈设类钧瓷找到了具体烧造地点，并通过出土材料得出钧瓷创烧于北宋初期的观点。

　　2004年4月至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旧城改造建设，对“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距“禹州钧台瓷窑遗址”较近)住宅楼小区建设工地发现的文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却得到不同结论。专家们初步认为此次考古发掘获得的陈设类钧瓷，比1974年发掘钧台与八卦洞附近钧窑遗址出土陈设类钧瓷器形大，工艺、胎质、釉色均有所不同，认为这批钧釉瓷器的时代应为元代(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两者对比来看，质地一粗一精，胎釉的化学成分也存在不同，故而业界将此分为精细型与粗放型两类。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又有学者对陈设类钧瓷的属性及烧造年代再生质疑，陆续提出“金代说”“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等不同观点，使官钧年代问题成了古陶瓷界的研究新热点，至今各方分执一词，莫衷一是。

　　2013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藏钧窑瓷器展”，100余件钧窑瓷器亮相展厅。其中，故宫旧藏的官钧瓷器几乎悉数参展，大多数都是首度展出。这些久藏深宫的“官钧”到底是何面目?与出土的官钧有何异同?对于确定官钧年代具有怎样的借鉴价值?相信观众在领略故宫官钧瓷器典雅之美的同时，也会因个人观感而对这些扑朔迷离的学界难题引发一己之思。

　　清宫旧藏官钧瓷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这类官钧瓷器28件，其中花盆及盆托19件，洗6件，尊3件。这二十余件器物与窑址出土相比，造型典雅规整，做工更见精细，体现了皇家贡器的精美绝伦。

　　从造型上看，19件花盆有海棠式、葵花式、菱花式、长方形、圆形、六方形几类。尊共3件，分为出戟尊、渣斗尊两种。洗共6件，均为三足鼓钉式。近年来，有研究者根据清宫档案的相关记载，认为这类“洗”的器型，应该是作为花盆托与花盆配套使用，并依照档案中的名称，改称其为“盆奁”。

　　钧窑的釉色，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莺歌绿)，茄皮子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的描述(明代高濂撰《遵生八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约成书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无名氏撰《南窑笔记》则说：“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清代无名氏撰《南窑笔记》，《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故宫这批官钧的釉色，与文献所记基本一致。其中，花盆类主要有玫瑰紫釉与天蓝釉两种，尊类器物分别有月白釉、天蓝釉两种，洗类则有玫瑰紫、天蓝、月白三种釉色。

　　有关这类器物的用途，传统观点认为与宋徽宗为装点皇家宫苑“艮岳”有密切关系。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佳花名木，类聚区别”(明代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些花木有的作为盆景陈列，因此，官钧之中的成套花盆和出戟尊之类器型，就是为了陈设这些从南方搜罗的奇花异草和怪石而烧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