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机构：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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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瓷器完成了两个嬗变，其一是技术上的突破，其二是典章上的跃迁。在技术上，由于元青花和釉里红等以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釉的出现，瓷器史突破了青白釉一统的局面，进入了青白釉、单色釉、彩绘瓷三分的时代。在典章上，瓷器成为皇权的偏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礼器，瓷器史突破了生活器、观赏器二分的局面，拓展了礼器的空间。明清两代，延续了元人的首创，单色釉与彩绘瓷大展其华美之新风，瓷器作为礼器也写进了明清的《会典》之中。故此，中古陶基于学术上的考量，把陶瓷版块的发掘重点聚焦到了元代，并按照典章上的等级、人文上的价值、烧造上的水平等标准，遴选出最具有价值的元代器物奉献给懂学术、有眼光的藏家。其中，历史地位最高、人文价值最大、烧造水平最精的的三件，以三菁为名，奉献出大乾元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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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拍卖三菁之首是一件极为特殊的器物，学术界尽管对其如何命名、具备何种功能尚有争议，但都注意到了它的特殊性和稀缺性，给了它最大的学术关注。2012年“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展”展出俄罗斯伏尔加河地区出土、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缠枝莲花杂宝纹蒙古包，提出“全世界仅见此一件”。施泳峰认为是元代军服“雁衔芦纹”，象征着尊严与忠诚，是赏赐给钦察汗月即别的御用之物，是带有伊斯兰元素的宴饮时用于掷骰子的器物。上海博物馆徐汝聪提出此件器物是施蒂格利茨学校1901年从某位私人藏家处购买的，其顶部的纹饰为“穿云飞鹅”，其造型是一种舍利塔，并提出宋元时代柱体覆钵形舍利塔比较多见，如仙宗寺海会塔、石松寺舍利塔。此次拍卖中，我们将一件釉里红剔刻龙纹的同造型器物上拍，并将其作为三菁之首、全场最高。我们按惯例仍将其命名为蒙古包形器，但我们首先意识到，其顶部的纹饰为雁，是与佛教舍利信仰紧密相关的一种符号，它象征着六道轮回。
在元代，舍利塔就有非常特殊的政治含义。《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记载，至元八年，燕京通玄关北永安寺遗址上辽寿昌二年兴建的释迦舍利塔“每于净夜,屡放神光冶”，发现“坚圆灿若金粟冶的舍利二十粒，忽必烈和察必皇后欣喜异常，认为是天降神瑞,于是迎舍利,命阿尼哥重建新塔供奉、帝师亦怜真装藏。这一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颁布建国诏，至元九年二月迁都，改中都燕京为大都，秋七月，忽必烈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敕建供奉舍利的释迦舍利灵通塔，以舍利塔为核心修建万安寺。宋恭帝于德祜元年一月向元朝投降,三月,忽必烈遣使迎奉明州阿育王寺的舍利至开平府华严寺供奉,九月迁供至万安寺，诏集僧尼十万于禁廷、太庙、青宫及各官署设十六道场，明州舍利大放祥瑞,贯照万安寺之塔,并向东照射忽必烈禁宫。中原统一的心情和元朝统治的正统性权威，通过一南一北两座佛陀舍利塔的宗教瑞祥和十万僧众的佛教道场得以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印证。元代的舍利供奉，直接导向忽必烈的天授地位和无上皇权。
我们知道，能被全社会认可的舍利子极为稀少，尤其是在元代社会的供奉舍利的政治氛围中，每一颗舍利、每一处供奉都会与皇权直接相关联。这一件舍利塔，采用了当时烧造难度极高的釉里红，并采用了极特殊的涂抹与拔白相结合的手法，用减地剔刻工艺塑造出了惊人的艺术表现力，让龙纹具有了呼之欲出的形象感与立体感。其龙纹昂首阔步，气势十足，展示出元政权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这样一件与元中央政权紧密相关、充满了政治隐喻的高规格器物，可谓是世所罕见，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收藏价值自不待言，是当之无愧的三菁之首。
此次拍卖三菁之二为元霁蓝釉金龙纹四系扁瓶，它集霁蓝釉描金的巅峰工艺、四系扁瓶的特殊礼器地位、金莲花的特定政治隐喻为一身，是非常特殊的高等级礼器，可谓是元代瓷器的天花板之一。霁蓝釉在元代瓷器中极为珍稀，其等级之高与存世之稀，每每让人惊叹。霁蓝釉有留白、描金两种装饰，相对而言，霁蓝釉描金更为华美、更为高贵、更为稀少。元代描金是在延续宋代北方窑口开创的描金技艺的基础上，改进了粘合剂与溶剂，描金沉稳而闪耀，与霁蓝釉的结合更是精彩绝伦，代表着当时的工艺下能够烧造出来的最高水平。《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二十日下令“今后诸人，但系瓷器上并不得用描金生活”，目前已知的馆藏元代霁蓝釉描金器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金折枝花朵云纹匜及与其同时出土于保定的小杯、小盘等不多的几件。上拍的这一件霁蓝釉金龙纹四系扁瓶，我们在专家分别鉴定的同时，对它进行了陶瓷釉质脱玻化鉴定，还以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进行了成分分析。
四系扁瓶的形制也极为罕见，它首先在察合台汗国的官方传教团中使用，再被黄金家族的子孙们接受。在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改信伊斯兰教，让额什丁和卓建立官方的传教团，他的大清真寺的墙壁上悬挂这种四系扁方瓶以供奉安拉。此后，大元皇帝烧造四系扁瓶赏赐察合台汗国，这些等级极高、数量极少的四系扁方瓶仅在察合台汗国宫廷的最高宗教场所使用。蒙古帝国的构成是复杂的，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他们彼此斗争，分分合合，最后忽必烈继承了汗位。“忽必烈”意为家族的继承者，以此为名，展示的是血脉上的和信仰上的核心地位，这才是最高权力的宣告。因此，忽必烈试图独占与祖先沟通、与天神沟通的权力。
四系扁瓶这种代表了皇权对安拉的供奉的礼器，自然就进入了忽必烈的视野，金莲花，就是忽必烈的象征。忽必烈从蒙哥那里继承汗位，其肇始和关键即在开遍金莲花的金莲川，忽必烈独掌漠南，开藩建府，成为大元皇帝后以金莲花为国花。当金莲花出现在代表了察合台汗国对安拉的供奉的象征之礼器的四系扁方壶上的时候，忽必烈发出了最强烈的信号：他是黄金家族的继承者。蓝色是天，是黄金家族对长生天的信仰。龙既是汗位的代表，也是忽必烈的化身，威严而气势恢弘，腾天而起，占据了整个画面。我们去看这一件霁蓝釉金莲花四系描金龙纹扁方瓶，它充满了象征的意味，我们能从它的幽蓝里看到黄金家族的几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和遍布欧亚、长达百年的战火，我们能从它闪耀的金色中看到忽必烈作为黄金家族最高继承人代天行事的雄心和荣光。
此次拍卖三菁之三为元青花“百花亭”人物故事纹大梅瓶，它为我们提供了近观元代文化的另一个视角。元代的文化是交融的共生的，元代的戏曲首先来自宋人传承，是以南方为中心，逐渐向北方传播的。南宋与元早期的戏曲中心是南丰，元代的戏曲中心首先是杭州，然后形成了杭州、大都双中心。注意到南丰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水陆交通，我们就能理解戏曲的演唱与瓷器的烧造之间的关系。南丰紧挨高安，最流行的戏曲故事绘制到最华美的青花瓷器上，从高安运到杭州，再从杭州运到大都，是元青花最自然的流传路线。百花亭的故事在宋代就已经到处传唱，在元代被曹元用改编后更是家喻户晓，是元代最流行的十来个旦本戏之一。曹元用与张养浩、元明善并称“三俊”，是翰林待制、陛值学士，《元史》有传。他做的曲、谱的词，在当时是最顶级的名家巨制。
“百花亭”展现了元人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独特的爱情观念，它的女主角美丽多情而智慧忠贞，这种形象作为主角，并且是经历了波折之后夫妻重圆，是南宋至元末的开放的市民社会下才有的文学形象，而它又以靖康年间为背景，让种师道在剧中出现，让文人在沙场上建功立业，让夫妻在乱离中真情相守，把个人的命运、家庭的遭遇和一个大时代巧妙的联系在一起，这又是一个家国意识在元代的巧妙表达。百花亭中百花展颜，一见倾心一生相守，最后化作元青花上的一抹幽蓝，在世事辗转之后流传到今天。元青花“百花亭”人物故事纹大梅瓶用最精湛的画工，把元人的风流写尽。德川家族旧藏、万野裕昭藏有一件王焕白花亭戏曲故事纹元青花大罐，但高度只有二十六点七厘米。两者相比，无论是在体量上，还是在画面上，此次上拍的梅瓶都更加精彩，也更为难得。
“大乾元”传世三菁集中体现着中古陶拍卖的征集实力和学术水平，无论是蒙古包形器体现着的元中央政权通过供奉舍利进行的权力宣言，还是金莲花隐喻着的忽必烈收神权于己身的无上地位，都是通过对元代国家礼仪、典章制度的深入研究，把学术往前推进一步，而对百花亭的深入发掘，也展现了元代戏曲与元代瓷器交缠在一起的流布路径，以及元代社会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元代是变革，元代时发端，它给我们留下了无限丰富、无上珍贵的文化遗产，等待着我们的发掘，期待着我们的赞叹。
回望中古陶的历程，从2022年品牌初创算起已24年，从2014年拍卖行成立算起已11年，期间风雨从容，唯真诚不变，唯学术是举。我们做的是为藏品发现价值、为藏家实现价值，这一信念贯穿着我们的每一场拍卖，也感染着我们的每一位藏家。如今，“大乾元”传世三菁已经延续到第三次，共为藏家们奉献出九件历史地位最高、人文价值最大、烧造水平最精的天花板级的元代瓷器珍品。它们是千年前窑火的闪耀，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闪耀。“乾元始天极，窑火耀三菁”，中古陶与您共赏大哉乾元、不灭窑火留给我们的最闪耀的瓷中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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