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堃(1912-1958)，中国近代纺织业巨子刘国钧长子。刘国钧(1887-1978)，幼名金生，号丽川,江苏靖江人。早年学徒经商，白手起家，在常州先后开设布厂、纺织染厂等，后合并而成现代化企业，又从海外引进新技术，生产力一度居全国之冠，蜚声海内外，有“中国纺织大王”美誉。四九年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工余之暇，勤笃向学，诗书并重，与同籍名儒钱名山结金兰交，时相切磋，既聘其任家塾教师，栽培子女，又设厂于钱氏“寄园”书院之邻。耳濡目染下涉足书画收藏，四十年代在沪上与钱镜塘、吴湖帆、孙伯渊、王南屏等往来频仍，不时重值购藏，其“敬修堂”藏宋、元、明、清名家精品，蔚为可观。他积极推动公益及教育事业，捐资办学，造福，部份藏品，慨赠南京博物馆及常州博物馆等机构。

伍朝枢10岁时与父母在旧金山合影

刘汉堃幼承庭训，师事钱名山，受传统文化熏陶。与钱氏堂叔钱越舲三女静愉结缡。长年主理家族业务。四一年与父来港，创大孚建业公司开拓南洋市场。香港沦陷，辗转赴渝，主理家族公司重庆办事处，胜利后迁沪，负责工厂全面复产，任大成纺织染公司总经理。四十年代末，将纺织业务扩展至香港，成立东南纱厂，获推为香港纺织同业公会副会长。五二年与夫人远赴南北美洲及日本，遍行考察，拓展业。他热心社会事务，捐资支持教育体育，任新亚书院理事、光华体育会名誉会长、南华体育会永久会董、苏浙同乡会常务理事及东华三院总理等公职。

刘汉堃受父熏陶，雅好书画，居渝期间，与艺坛时贤如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黄君璧等时有往来。历年收藏，古今广涉，自明清以迄近代，以乾隆到同光文人雅士、显宦名儒楹联书迹为主，内容主要围绕修身处世之道，又兼嘉道年间名家书作，旨趣高标，属心性所向。

2、上款人“梯云”

伍朝枢（1887—1934），字梯云，广东新会人，清末外交家伍廷芳之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伍朝枢随父赴美，就读于美京科士学校、大西洋城高等学校，后赴伦敦大学专习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1912年5 月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会长。1913 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

1928年初，伍朝枢（中）与孙科、胡汉民等人一同从上海出发赴中东和欧洲考察

1915年任政事堂参议兼外交部参事。1917年赴粤参加护法运动。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兼总务厅厅长。1919年春，代表广州政府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5月担任外交部次长。1923年6月后，历任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部长，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广州市政委员长等职。1927年5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兼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9年1月任驻美公使，6 月回国先后担任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司法院院长、琼崖特区长官。1934年1月病逝于香港，年47岁。蔡元培有挽联云：知宪法精义，在保障民权，以外交手腕，废不平条约，扬历多年党国勋劳真柱石；握使节美洲，是家门旧事，作公断海牙，亦先德良模，缵承弗替庄严堂构有光辉。

3、关于伍朝枢的史料及研究

1926年上海《真光》月报“时事”栏刊《伍朝枢到沪》，载“伍朝枢乘船由港抵沪，船票具名伍梯云，居戈登路二十九号本宅”

1925 年上海《国闻周报》报道伍朝枢交涉广州沙面案事宜

《伍朝枢与民国外交》张金超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4、伍廷芳、伍朝枢父子与上海

（1）观渡庐（爱文义路、戈登路）

1910年伍廷芳卸任称病寓居上海，并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94弄2号建“观渡庐”，自号“观渡庐老人”。

1912年清帝逊位时伍廷芳与唐绍仪、李德立合影于上海戈登路30号

（2）太平花园

太平花园地处“观渡庐”西北方向的陕西北路上，为伍廷芳、伍朝枢父子于20世纪初至20年代20年代陆续建造的花园里弄住宅。

款识：寿筵开。松浦先生大寿，为拟孟皋笔意。吴昌硕年八十有二。

钤印：吴俊之印、吴昌石、人书俱老

说明：

1.上款人“松浦先生”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家松浦厚。松浦厚（1864-1934）,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贵族、伯爵、贵族院议员。著有《国论》和《北海的宝库》等书。

2.即将出版于《宝蕴华章·北京荣宝拍卖三十周年精品集》，荣宝斋出版社，2025年。

吴昌硕八十二岁（1925年）所作的寿桃题材，已臻“人书俱老，画由心造”的化境。此时的作品，不仅是对传统吉祥寓意的延续，更是其一生艺术修为与生命精神的浓缩体现。此时的缶翁，人生步入暮年，但笔下桃实却愈发饱满、浑厚、热烈，色彩浓郁欲滴，仿佛凝聚了全部的生命能量。这不再是简单的祝寿符号，而是画家对生命本身的热烈礼赞，是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外化。其笔下的桃枝、桃叶，金石味达到巅峰。线条如屈铁，如刻石，苍劲老辣，将桃树的生命力表现为一种永恒、不朽的质感。

寿桃是通俗的祝寿题材，但他以金石书法的笔意和深厚的文人修养入画，使其脱胎换骨，拥有了高古、雄强的格调。他将文人画从孤芳自赏的案头清玩，拉回到充满生命热情的现实土地，使其具有了蓬勃的生机和热烈的感染力。

款识：翠条无力引风长，点缀银花玉屑香。韵友自知人意好，隔帘轻解白霓裳。乙卯秋仲，吴昌硕。

钤印：昌硕、雄甲辰

说明：即将出版于《宝蕴华章·北京荣宝拍卖三十周年精品集》，荣宝斋出版社，2025年。

款识：秦王庙后茶花,两崦高低绽雪。何人识此娇红，要与山灵争艳。丁巳七月，吴昌硕。

钤印：吴俊之印、吴昌石、缶无咎

说明：即将出版于《宝蕴华章·北京荣宝拍卖三十周年精品集》，荣宝斋出版社，2025年。

款识：

1. 宝盘红玉生楼台。润田先生属。丙辰春，吴昌硕。

2. 一品名花，得春最早。千年奇石，历劫不老。既大富贵，亦长寿考。老缶。

钤印：俊卿之印、昌硕、系臂琅玕虎魄龙、俊卿之印、吴昌石

说明：

1.上款人“润田”为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又名觉盦，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1900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供职于外务部，曾任清外务部左侍郎。民国以后获得司法部第一号律师证书，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要职。

2.即将出版于《宝蕴华章·北京荣宝拍卖三十周年精品集》，荣宝斋出版社，2025年。

出版：《朴珍抱精·近现代名家书画作品集》 P13，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年。

出版物封面

作品裱工

吴昌硕赠曹汝霖《宝盘红玉》考

曹汝霖（字润田）与章宗祥（字仲和），这两个名字在民国记事中往往同时出现，二人早在东渡日本留学之前便已相识，更是于留日期间相契。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戊戌（1898）以后，曹汝霖时在汉阳铁路学堂学习，暑期回沪，“适章仲和（宗祥）、吴止欺（振麟）、陈乐书诸君在沪，因王培孙之介，得以相识”。随后曹氏赴日留学，先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而后转入东京私立法学院（中央大学）。在日期间，参加了译书汇编社，开始翻译日文书籍，从而与章宗祥有了更深层次的接触了解。《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的社告介绍主要成员14 人，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名字同时在列。曹氏与章氏交往大半生，曹汝霖每每在其回忆录中着笔仲和，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了解好上述人物关系，有关吴昌硕与曹汝霖的故事就此展开。

1938年章宗祥（右）和曹汝霖（左）摄于曹汝霖北京寓所

资料显示，吴昌硕一生至少有两次北京之行。一次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京师谒见翁同龢。而另一次则发生在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由商笙伯、诸宗元陪同，自江上溯，直至北京，盘恒数月。在北京停留期间，他与京城雅好书画的满蒙贵族、清廷官员、社会名流皆有笔墨来往，诸如张弁群（增熙）、肃亲王善耆、贡桑诺尔布（夔盦）、吴保初等，现存世画迹中，吴昌硕创作于1910年秋的作品，可见到落款中有“客京华”、“客宣南”这样的字眼。有一件吴昌硕的《墨兰图》，图上绘有墨兰几株，背景衬上一块凸石，落款作“庚戌秋客京华，吴俊卿”，而上款人“仲和仁兄”，不是他人，正是曹汝霖挚友章宗祥，彼时曹汝霖、章宗祥同在北京任职。而后，此件作品由章氏转赠给了曹氏，最终被纳入曹氏家族的收藏。

1910年吴昌硕为章宗祥作《墨兰图》

曹汝霖于1905年自日归国，归国以前，商部已电调曹汝霖、章宗祥、吴止欺三人，回国后到部任事，故曹氏归国后不日便赴京报到，被派在商务司行走兼任商律馆编纂。据曹氏回忆，其初至北京之时，即寓章宗祥家，位于西城翠花街。而前文中所提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吴昌硕为之作画者，既是章宗祥上司，亦与曹汝霖认识。曹氏曾如此回忆：“肃亲王在亲贵中，最为开明，擅书法，性刚强，喜与汉文人交游。”在肃亲王任民政部任内，对于北京市政税收、治安方面多有贡献。看到自己挚友章宗祥与肃亲王善耆对于吴昌硕艺术的喜爱和收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曹汝霖与吴昌硕在六年后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

民国五年丙辰（1916），曹汝霖仕途步入顶峰，在北洋政府内身居要职，权重一时。是年春，经王一亭及秘书任传榜（莜珊）之介，曹汝霖联系到了时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吴昌硕为其精心绘制《宝盘红玉》并附双题赠之，截至目前为止，是作为吴氏画与曹氏的第一件作品，其历史意义非凡。画面上象征着富贵荣华的牡丹花团锦簇，含苞、盛放之姿各俱，笔墨苍润，干湿并用。一块千年奇石拔地而起，坚立其后，历劫不老，寓意“既大富贵，亦长寿考”。或是因为过于喜欢吴昌硕的艺术风格，在接下来的数年，二人多有互动，曹氏也陆续向吴氏发出订件。

时至己未（1919），吴昌硕与曹汝霖同受《湖广新报》创办人笹川洁之邀请，为报馆书写祝辞。吴昌硕所题为“史笔千秋”，曹汝霖则题“声溢同文”。《吴昌硕年谱长编》另指出，同年农历十月，吴昌硕曾为曹汝霖创作一字一画，篆书《棕桕柞棫八言联》及画作《老少年》。乙丑（1925）年，又作《篆书为润田临石鼓文四条屏》相赠，是作四屏分取四色花笺纸书之，极尽雅丽，现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民国初期，时局动荡，北洋政府各派系犬牙交错，政权更替频繁。曹汝霖就是在这样一个乱世里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五四运动”使得曹汝霖一生深陷舆论漩涡，人们争锋相对，计较着他的功过得失，有人唾弃，亦有人激赏，这让他也成为了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或唯有置身于艺术，能许其片刻安宁。

款识：唯鲯唯鲤，石鼓记之。鳣鲔泼泼，葩经咏之。四腮鲈鱼，又曹阿瞒所念也。甲寅新春，鹿叟属写鲶鱼，按鲶六书所无，江东人呼鲶为年，鲶与年同音，盖取年年得利之意。予姑笑

而沁笔成之，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安吉吴昌硕并记。

钤印：俊卿大利、昌硕、八十开一

说明：

1.上款人“鹿叟”为白石六三郎（1868-1934），号鹿叟，日本长崎市银屋町人，驻华企业家。1908年白石氏筑“六三园”于上海虹口一带，为日本政商界要员接待处，因其喜好书画，“六三园”亦为文人墨客雅集之地。1914年吴昌硕经日籍友人长尾雨山和友永霞峰之介绍，遂与白石六三郎订交。据《吴昌硕年谱长编》载及诸传世画迹，二人于1914年至 1926年间交往尤为密切。

2.即将出版于《宝蕴华章·北京荣宝拍卖三十周年精品集》，荣宝斋出版社，2025年。

出版：

1.《吴昌硕书画集》P41，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

2.《希斋集珍·二册》P42，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

3.《锦上华彩·吴昌硕绫本书画集》P44-45，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

吴昌硕赠白石鹿叟——《年年得利》考

1913年，自吴昌硕迁往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居住后，耙梳其在上海本地的活动行迹直至其逝世，期间出入最为频繁的一处场所，当属六三园，又名六三花园。六三园，园内设有高级日本料亭，是当时驻上海日本政商界要员接待场所，又是文人墨客雅集之地。《时报》1926年4月26日有篇报道对六三园有这样一段介绍：

“六三园者，日本名士白石六三郎之别业。白石君有兄姊各三人，合之为六人，故曰‘六三’。……吴昌硕比之为当代之沈石田，因沈石田号白石……”

报道中除了介绍六三园的主人是白石六三郎及园名由来以外，还提及吴昌硕有称白石六三郎为当代沈周，因沈周（明代）曾号白石翁之故，亦是有趣。

关于白石六三郎的生平，学者魏丽莎在其文章《吴昌硕与白石六三郎》中曾作如下研究：

“白石六三郎，号鹿叟，日本长崎人，生于1868年，殁于1934年，家境贫寒，少以卖橘为生，稍长，在赴上海、香港航线的外国轮船上洗盘，后定居上海。”

至于白石六三郎在沪定居后的情况，陈祖恩教授在其著作《上海：记忆的散步》中曾有补充:

“1898年在虹口文监师路（日本人称文路，今塘沽路）菜市场一角开设一家以供应日式拉面为主体的小饮食店，名为‘六三庵’，由于经营有方，获利颇丰。1900年，在文路26号，开设日本料理店‘六三亭’，……为当时上海唯一的日本割烹店……

作为日本式庭院的‘六三园’，是白石六三郎于1908年在虹口公园一侧设立的，土地6000坪。原址在今西江湾路230号。”

吴昌硕曾应白石六三郎之请，为撰《六三园记》，对六三园作了详尽的描述。

黄埔之西，吴凇之北，飞甍连宇无隙地；其能因地以为池沼，种树以安亭榭，是为白石鹿叟所筑之六三园。鹿叟日本人也。园之制一如其邦俗；游者未履其□，初不知其为园，盖建筑以朴胜，诚有异于世俗所谓园林者也。

园之四周，缭以短垣，其纡曲则篱落补之。入门有丛木、园膀在焉。循径折而西，为园之南隅，低阁小簃，错落其中。屋多以木制，或斫竹以代瓦，无待陶埴。一扉一椽，具有古致，盖即以竹木为之，未尝加以雕饰耳。唯中有一屋，涂漆以朱，则本其邦俗也。曰“蓼阁”，曰□□□□，曰“听鹤轩”，曰□□，此楹角可牓者。循园之西，由南趋北，竹树尤蔚然，聚水作泽。中有所谓“濠梁”，所谓“曲水流觞”者，则多慕袭我国之胜区。笼水以铁网，蓄水禽甚多；有二鹤，亦建樊以栖之。游者无机心，鹤渐近人。旁有亭，吾书牓曰“枯笠”。又有二亭则所谓□□□□也。

园中辟神祠，盖其邦俗祠祭之所在。扬幡竿于林表，境极萧寂，过者咸敬礼焉。越神祠导径往而东，逾一桥，桥以水泥治之，坚洁若石，傍水有壤，杂莳卉木，置铜鹤其中。再折而北，有楼翼然，揽全国之胜，吾友长尾雨山所题为“剪凇楼”也。

今年秋九月，鹿叟与友好为余开书画会即在是。楼之胜，不仅在园，朝烟夕雨，风景百变，市声虽挟风而至，不阻游者之观听也。

楼东为广场，草色劂碧，可聚千人。环场多佳木，场之东为菊畦，有松有枫，植以盆盎，位置咸得当。出菊畦不数十步，则园扉在焉。

余以鹿叟之招，数数游斯园，辄徘徊竟日不忍去。余亦有园，曰“芜园”，在吾里。丛篁古梅，不修治者久矣。以视斯园，广狭虽殊，然一丘一壑，皆在天壤。余魂梦亦思芜园也。

余念鹿叟勤力于斯园，故乐为记之。余之文，造语以朴，亦以写园之真趣云尔。

甲寅十月几望吴昌硕记

白石六三郎遗影

里面信息量极为丰富，仅凭吴昌硕的文字已能对六三园内的基本构造建立起一个初步想象了。六三花园，在筑造理念上追求天然古朴而不刻意雕饰，多种植，蓄水禽，屋舍亦多木制，一如天成。既有日式园林匀称、淡雅之特色，亦有参考“曲水流觞”所置的中国特色场景。水泽、亭榭、花圃、藩篱应有尽有，引得晚年的吴昌硕“数数游斯园，辄徘徊竟日不忍去”。

六三园旧照

1914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七），白石六三郎在六三园剪松楼发起吴昌硕个人书画会展，展出作品数十幅。是次展览是吴昌硕生平第一场个人书画展，也是其艺术推向日本的重要时间节点。白石六三郎在吴氏艺术在日本形成市场的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推动者的角色，其贡献不可估量。

白石六三郎与吴昌硕这样密切的联系不禁让人回望二人相识之初的境况，而是幅《年年得利》或为白石氏与吴氏订交的最早物证。从《吴昌硕年谱长编》看，吴昌硕最早为白石氏所创作的作品为《君子若钟》篆书额，创作于甲寅初春。而《年年得利》落款中记“甲寅新春”，盖一字一画创作于同一时间，共同见证着订交之始。

《年年得利》所绘鲶鱼一尾，正于数簇水藻间游梭。鲶鱼体态修长，侧锋扫出，墨有厚度，知其肥美。几段墨线，粗细、长短各不一，接连出鱼身，笔断而意连，肚留白；鱼尾呈从左向右摆动之姿；点睛处用极浓墨，乌亮而目眸炯炯。水藻于近处浓，于远处淡，鱼尾摆动周围水藻因波纹荡漾而草草。不画水纹，却有湿漉之感，全凭水与墨在绫本上自然作用，墨色清润，气息精纯，沁人心脾。

全幅少有刻意雕琢而多率性之笔，则多显质朴，其中自有用意。正如吴昌硕在《六三园记》中所言：“余之文，造语以朴”，《年年得利》此画亦如是。对于白石六三郎在“朴”的认知和追求上，吴昌硕是持认可态度的，并将之流露于创作之中。题款中写：“鹿叟属写鲶鱼……鲶与年同音，盖取年年得利之意”，可知此为命题之作，蕴含年年得利之企盼，具有吉祥的寓意。

从流传画迹推敲，白石氏堪称眼光独到，所得缶老之作俱非泛泛。吴昌硕享誉之花卉并非鹿叟藏品中之主力，反而少现其笔下的山水，甚至鹿、飞燕等。既反映了他慧眼有加，点题求画皆具独到之处。而画家不嫌所求皆冷僻之题材，俱一一应之，且写来无不戮力以赴，足见两人交情非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