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解读新中国绘画史上的刘勃舒（1）

一

20世纪中国绘画史是中国逾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特殊篇章。因为20世纪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绘画新风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绘画自身顺应潮流所发生的变革。1912年，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第二年，北京出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出现了“上海图画美术院”，新的公共文化事业和新的美术教育制度带来了新的文化发展。这之中，像徐悲鸿先生这样的留学归国的画家投入到新的美术教育之中，他们把从西方所学的技法和美学思想灌输到尚未启蒙的学子之中，从私家的画室转向集体的课堂，以素描和色彩的科学训练完全改变了过去通过画谱或画稿而获得基础的方法。徐悲鸿先生同时通过融合中西的画法以及在社会活动方面的积极作为，成全了他在那个时代中的人生传奇。而由他和他那一代画家所带来的现代中国绘画的变化则是一场具有颠覆性的绘画革命。

刘勃舒因为小学时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徐悲鸿画集，遂对其中的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临摹，还写信给徐先生求教，自此他因与徐悲鸿先生的通信而改变了人生，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历史传奇。“假如三年后我仍掌北平艺专，我很希望你来校用功，那时候我必极愿亲自指点你”。三年后的1950年，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立艺专变成了中央美术学院。这一年，出生于江西永新的刘勃舒来到北京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被破格录取，时年15岁。

徐悲鸿先生给江西南昌实验小学学生刘勃舒的信——“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写马必以马为师”，“真马较我所画之马，更可师法也”。“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的功。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的骨架、肌肉、组织。夫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乃能有得。”

刘勃舒先生12岁时的画

刘勃舒先生13岁时的画

1950年4月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不是简单的由国立艺专改名而来，这时候一大批来自延安和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正成为它的骨干。因此，像刘勃舒这样既没有过去国立艺专的背景，也没有革命文艺工作的经历，年纪轻轻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和艺术问题，其立身的艰难可想而知。起于传奇开始的刘勃舒与徐悲鸿先生的特殊关系，在中央美院这一多种势力胶着的空间中，无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刘勃舒与徐悲鸿先生的交谊因为先生1953年9月的突然去世而只有三年的时间，虽然他与其同门相比和先生相处的时间短暂，情感却异常深厚，这是他艺术人生的特殊背景。

在徐悲鸿先生去世的这一年，刘勃舒考上中央美院研究生班。他在美院前后受到了五年的系统训练，为日后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回眸新中国始初的这五年，新年画创作运动从发动到进入高峰，传统的中国画正在改造之中，油画以及美术教育正走向苏联体系，版画面临新时代的历史性转型，这一切都摆在了刘勃舒面前，成为他在艺术发展路途上的参照。

二

1955年3月23日，团中央和全国美协联合发出通知，征集美术作品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举办的“国际青年美术竞赛”。7月31日，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美术竞赛和展览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的国际美术交流活动，共有34件作品参加，其中有国画作品12件，刘勃舒当年创作的《套马》位于其间。同时参加这一活动的国画作品还有刘继卤（1918-1983）的《武松打虎》、石鲁（1919-1982）的《古长城外》、黄胄（1925-1997）的《出诊图》、周昌谷（1929-1985）的《两个羊羔》、方增先（1931-2019）的《和解》、刘旦宅（1931-2011）的《我要做一个和平鸽》、李宏仁（1931-2020）的《春会图》、汪志杰（1931-2016）的《赛马大会》、宋忠元（1932-2013）的《牧区医疗队》等。20岁的刘勃舒是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最年轻的国画家。这一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

刘勃舒《套马》，1955年

《套马》的一鸣惊人，不仅是初出茅庐的刘勃舒第一次以创作而公开亮相，也让九泉之下的徐悲鸿先生得到宽慰。从新中国美术的历史来审视刘勃舒这一60年前的作品以及其它同时参展的作品，则可以解读刘勃舒与这一时代的关系。参加这一展览的画家还有刘勃舒的研究生班同学李宏仁和汪志杰。而在题材上，李宏仁作品中一北方农村集会上有马的交易，而汪志杰的作品则是直接表现草原上的赛马，都以马为主题表现了在主题上的相似性，或者这也可以联想到与徐悲鸿的关联。另外，在非中央美院出品的黄胄的《出诊图》、方增先的《和解》与宋忠元的《牧区医疗队》也出现了马的形象，而且12件作品中有7件是少数民族题材。

1955年时值新年画创作运动进入到高峰期，一方面是像李可染、叶浅予等一大批从事其他专业的画家投入到新年画创作之中，另一方面是国画家们通过写生而实现对传统中国画的改造。自1949年11月23日***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之后，全国美术界掀起了新年画创作运动，中央美院继1950年李琦（1928-2009）的《农民参观拖拉机》获得甲等奖之后，1952年，林岗（1925年）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又获得第二届评奖的一等奖。英雄出少年在中央美院不断呈现，所给予刘勃舒的示范则鼓动了他创作的力量。但是，《套马》并没有表现当时社会所要求的政治内容和重大题材，只是把他擅长表现的马通过新的构图和新的形式而反映出新中国的时代精神。该画也没有运用新年画单线平涂这一基本的技法，而是在徐悲鸿中西合璧的新国画道路上迈进，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显然，刘勃舒和同时代的许多国画家一样，正在按徐悲鸿所倡导的新国画的理想方向前行。

充满动感和热烈奔放的《套马》，在整体上采用自左而右下坡而转向上坡的构图，平缓中内含奇险。其利用透视中的远近关系表现了草原的辽阔，运用水彩画法表现了草地的丰茂肥沃。《套马》吸收了新年画的审美趣味，它在时代中的折衷表现为刘勃舒获得了处女作的成功。

三

刘勃舒《大青山的骑兵》，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刘勃舒从1955年毕业留校以后，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在岁月的累积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于1958年创作了《采集民歌》，1959年创作了《大青山上的骑兵》（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初生牛犊，当他站立起来后发现四周举凡获得成功的创作都在表现现实生活，而且与现实政治相关联。因此，他很快融入到时代潮流之中，表现出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及政治上的觉悟。

新中国的大众艺术一直主导着艺术前进的方向，到了1958年，全民壁画运动和民歌运动则把大众艺术推向到了极端。中央美院的师生不仅参与其间，而且还有像吴作人先生那样表现农民画家的作品。刘勃舒在《套马》成功之后，继续着眼于草原，所创作的《采集民歌》以表现一专业音乐工作者在草原牧场采集民歌的场景，反映了文艺工作者下乡的主题。无疑，这也是他自身生活的写照。与之相关联的其60年代创作的《下乡图》，更是以自己熟悉的生活，表现了美院师生在时代中的作为，画面中的年轻画家们面对广阔天地的朝气蓬勃，是刘勃舒和他这一辈年轻画家在一个时代中的自画像。

在50年初期开始的革命历史主题创作方面，到了50年代中后期已是成果累累，出现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一批重要作品。刘勃舒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的《大青山上的骑兵》，是他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的第一次亮相。他好像依然围绕着马去寻找适合的题材，通过反映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骑兵，将革命历史和他的专长结合起来，其整体画法都可以看到徐悲鸿先生的影响，可以看到徐悲鸿传派中刘勃舒的坚守。在这类题材的创作方面，刘勃舒1977年创作的《亲密战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既表现了三位领袖人物的伟岸，又表现了在他们相继去世之后画家个人崇敬的心情，成为他一生在主题创作方面的巅峰之作。另一幅为白求恩纪念馆创作的《**与白求恩》（1979年）则反映了他在**后期重新燃起的创作热情，更重要的是他在拓展主题和表现方面突破了以马为中心的构思立意。

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生产建设主题一直是表现新中国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画家投入其中并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刘勃舒60年代创作的《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1960年）、《牦牛运输队》（军事博物馆藏）是这一类题材的代表作。其后于1963年创作的《人欢畜旺年丰》（中国美术馆藏），不仅放弃了他已然纯熟的技法，转向单线平涂的新年画的画法，而这一时期正是新年画的式微期。但是，这一年全国的美术创作都朝着表现新农村、服务农民的方向转向，全国美协为此提出了面向农村，加强年画、连环画创作的号召。因此，与其创作《下乡》相关的《人欢畜旺年丰》，是他响应号召而转向的一次尝试。尽管他在形式技法上不如那些擅长单线平涂的画家，可是，他对于马、牛、骆驼的造型纯熟于胸，加之人物穿插其间的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可以叙述的人欢、畜旺、年丰的新农村盛景。1964年，刘勃舒与何韵兰合作了《五好花开处处红》，进一步完善了新年画的技法，以更像新年画的风格而成为时代中的代表作。以上两幅均以独幅画的形式作为年画出版发行。这一时期他还为前苏联小说《阿穆尔风雪》作了插图。

刘勃舒创作草稿

刘勃舒 《人欢畜旺年丰》， 1963年

刘勃舒、何韵兰《五好花开处处红》，1964年

与许多画家不同的是，**时期的刘勃舒非常沉寂，仅1972年创作了《边防马场》，可是，并看不出**的风格和色彩，画面中也不见红旗招展或其他**符号。相反，却可以从中看到了他自60年代表现新农村的新年画之后的反拨。1977年的《牧马人》更是在回归传统笔墨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为他在擅长画马方面赢得了社会的声名。

刘勃舒《采集民歌》，1958年

2019年2月7日，刘勃舒先生作画中

（未完待读，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