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当代性”的话语构成与价值沉淀

　　一、从当代到当代性

　　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当代。众所周知，当代可以是当下、当前、现时代，这是一个中性的时间词。任何时代都有现时代。比如李白对自己的时代可以称为当代，这就是盛唐的当代。这个概念就是当时之意(就历史的当代而言)。就今天而言就是当下。但是，当代还是一个价值观的体现，不是任何存在于当下的事物都是当代的。由于作为时间的当代和作为价值的当代之区别，这给我们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困难。因此，需要区分二者。如果将当代作为一个宽泛的时间限制，则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于当下的艺术，它无边无际。如果将当代作为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比如创新、先锋、实验等)，那当代艺术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孟禄丁，张群《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1985年

　　当代的价值观的核心前提是“厚今薄古”，就是进步的线性时间观，拒绝传统和主流，新新向荣，注重原创性。这种时间观来自于西方进化论，也来自于西方现代性。这种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就是将过去牢牢钉在过时、陈旧、落后的耻辱柱上，而只有当下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此意义上，当代与现代并无实质差别。问题在于，当代比现代更为激进。在此，它也就和先锋(前卫)、实验(experimental)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逻辑。区别在于，当代是最新的概念，比先锋(前卫)、实验更新。比如先锋(前卫)艺术、实验艺术都有百年的历史，已不新鲜。当代概念的包容性远远超过先锋(前卫)、实验，它有一种取代现代的态势。

　　当代既是一种时间，也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即当代性，就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原创、创新等。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的讨论，是随着中国当代艺术日益成为固定术语之后才兴起的，尤其是近些年，有不少学者对此有所讨论，对其梳理、总结可以窥见中国当代艺术“当代性”的话语构成，并从中提炼其文化价值。

　　二、现实性与时代性

　　最明显的当代性话语是强调中国当代艺术应该表现中国的现实性与时代性。林木反对西方的当代艺术，而倡导有中国性的中国当代艺术。林木认为中国艺术的当代性不是对西方艺术的模仿，而是应该“反映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现代社会的生机勃勃的社会景观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感受和现代情感”，中国当代艺术要有“民族艺术的独立性”。[1]他指出中国当代艺术的诸多问题，即受制于新旧二元对立的创新模式、现代(当代)思维模式、全球化思维模式。这三种模式异于中国传统与现实，给中国艺坛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反思三大思维方式，立足于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当代生活的生动现实，自主地借鉴外来优秀艺术的有益营养，自信地进行创造，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必由之路。[2]

　　黄永砯作品《〈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1987)

　　林木认为，“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建立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它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应该以中国当代生活和当代中国体验为基础，来呈现中国真实的面貌”，二是“与西方的当代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体系性的区别”，三是“与中国传统艺术有明显的时代性差别，它应该表现我们今天的生活，表现我们今天的感受和体验”。[3]为此，林木将中国当代艺术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反映中国的当代现实”、“中国的传达方式”、“中国的当代样式”、“平等交流、互通有无”、“自然而自由的形成过程”。[4]

　　岳敏君 《开国大典》

　　林木还深入分析了中国当代艺术应该包含的基本特征：其一，“中国的当代艺术当然应该反映真正中国当代的现实，反映当代现实中的情感体验，现实中的精神观念及种种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反映中国的现实，应当以中国自己的艺术思维方式、观察方式和传达方式”，其二，“对此种当代中国体验的传达方式应当是中国式的，而不应该是或主要不应该是如‘波普’、‘装置’或‘行为’、‘观念’一系列方人早规定好的‘当代艺术’模式”，其三，“中国的当代艺术样式应当主要从中国自身传统中生出，但也要有着与古典传统明显的联系与区别”，其四，“学习与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国艺术，但这种学习与借鉴必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艺术根基的一种自主选择与学习;同时，这种借鉴与学习应当是立足中国立场上的自主创造的辅助与补充，是为丰富和完善民族个性而为”，其五是加强平等的、对等的国际交流，而不是被西方童话，其六，中国当代艺术是自主创造，“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生活与当代体验，立足于对传统的感受与研究，加上对外的学习与借鉴，在自主创造基础上自然形成其思潮、特征与流派”。[5]林木对中国当代艺术中国性、现实性、民族性、主体性、平等性、自主性的强调，对于形成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是有启发意义的，不过其民族性的内容更为浓重。

　　王度《时空隧道》裝置， UCCA，北京，2004

　　王端廷在《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一文中认为，在中国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1978年，一个新的时期开启了。这是一个在时代精神上具有一致性的时代。王端廷从时代性角度着眼，认为中国当代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三个特点。他认为，“那些传达了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普适主义的精神内涵、表达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理性与秩序、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倾向的艺术创作一定称得上是中国当代艺术;而艺术家成就的高低永远取决于艺术语言的独特与精致、人性探索的深度与高度”。[6]王端廷所定义的中国当代艺术是比较偏向于西方的，至少是放置在全球化语境中加以考量，但又要求有着强烈的当代性，并没有多少民族性的内容。这与他强调的“超民族主义”有一定关系。[7]中国当代艺术必须体现出应有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也是现代世界普世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比较折中的看法，可以视为中国性的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在中国并不一样。同时也与林木等人的民族性诉求有一定距离。

　　王广义《大批判系列》

　　陈池瑜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理解为“时代性”。他认为，“艺术表现的时代，既包括表现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主题，也包括表现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感觉与审美意识，二者都具有时代性或当代性，都是对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贡献。”这种将政治性与艺术性融合起来的看法是较为稳健的，这对于过分疏离政治、社会而一味追求你审美上的变化是有纠偏作用的。[8]

　　方力钧《打哈欠》/《系列二，2号》

　　殷双喜认为当代性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当代艺术要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敏感问题和重大事务做出积极的回应，其次要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尖端艺术课题做出积极的回答。”[9]225殷双喜对当代的解释是侧重于政治性与社会性，对于拉近中国当代艺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不过，这已经偏离了西方当代艺术本身的当代性内涵。

　　岳敏君 《处决》

　　栗宪庭认为当代性不分中国与西方，而是具有一种国际性的共时性，当代性消解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关系。在这一层面，中国和西方的当代艺术并无高下之分，而如果中国当代艺术模仿了西方当代艺术，则不具有当代性。栗宪庭认为将中国当代艺术视为西方当代艺术的模仿本身就是非当代的。在他看来，当代就是共时发生，中国的当代艺术就是世界当代艺术的一部分。[10]栗宪庭是坚持当代性的历史当然性的，他比较在意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也是这样一种当代性。

　　岳敏君《自由引导人民》

　　三、创新性与差异性

　　中国当代艺术“当代性”的第二个话语表现是强调创新性与差异性。巫鸿认为，“当代性”不同于“当代艺术”。一些当代艺术其实并不具有当代性。当代性是指艺术家“有意识地创立一种特有的主观性”，“把他面前的一切都当成为‘历史’，而他的方法是要用‘当代的’基准、语言和观点来使‘现在’——这是一个非间接性的时间具体表现出来”。

　　巫鸿以90年代的中国实验艺术为例，说明中国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当代性特征，即“艺术家们采用了对于中国艺术世界来讲全新的、新颖的艺术手法、素材和体裁”。这意味着中国艺术家不再局限于对西方的模仿，而“实现其当代性”。巫鸿所理解的当代性首先是一种范式的创新，是材料、手法的创新，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装置和行为成为当代中国艺术中最热门的两大艺术形式”。[11]而这两点在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装置和行为艺术也是当代艺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这实际仍然说明了中国在范式创新上仍然缺乏当代性。或者在全球化时代，装置、行为已经国际化了，也就无所谓本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了。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dangdaixing)的具体内涵，巫鸿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比如颠覆性、当代题材、视觉性、中国经验等。巫鸿所理解的当代性是“艺术家将社会环境因素内化的成果”。显然，外化(表面化)或者没有社会环境因素的介入，也就无所谓当代艺术了。社会环境因素不仅指全球化，也指与此相关的时间、空间、身份问题。[12]47-66

　　徐冰《天书》

　　朱青生在描述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时候强调差异性法则(对立发展)。差异性法则表现有三，一是“与已有的所有艺术(即‘有史以来’)有所差异”，“显现出此次创作和此件作品对于‘艺术史记录’的贡献”。二是“与正在创作的同时期所有艺术界之间的差异，即此次创作和此件作品不能与其他的个人和群组所作的作品相同或过于相似，即所谓‘撞车’”。三是“自我的作品和自己以前的作品以及自己以前所认同的观念和形式范畴内的作品之间保持差异，使每件作品具有独一无二的性状”。这种差异性体现了当代艺术的艺术史贡献(相对于历史)、时代贡献(相对于时代)、个体贡献(相对于自我)。这种差异并非是纯艺术的，而表征了艺术家的个体性，“只有当差异获得显现，尤其是被(当代)艺术作品和活动鲜明而清晰地显现之后，作为现代人的人格的独立性才能彰显出来，人的尊严才能有所着落，而这也正是当代艺术的独特性”。[13]这里朱青生强调差异、个性，但其基本内核可能更接近于现代艺术观念。当代艺术观念虽然强调差异，但更重视破除规范、界限，甚至是非艺术。自然，非艺术本身也包含着差异，但仅仅说差异(创新)则并不能表明是当代艺术。

　　徐冰《凤凰》 装置艺术

　　其实，朱青生还有对艺术的界定，即“艺术的本质是突破限制”，“只要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他一定会针对人现在所遇到的困难、限制和局限来进行突破”，“艺术的定位是消除在审美与天赋之间人与人的不平等”。[14]在这里，艺术就不止是创新了，而是自由的象征。朱青生之所以表现出艺术观念上的差异，主要基于前者是艺术史考量，后者是艺术本体论考量。不过，这固然强调了创新，但有可能忽视了政治、文化、历史的方面，而走向一种唯创新化，为创新而创新，导致深度不够。

　　肖鲁 《对话》 装置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