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谱编辑与收藏中的汪启淑（下）

《飞鸿堂印谱》

　　谈到印谱史，又须回到概论界定上来。

　　所谓“印谱”，本来就是收藏的结果。收藏的古印多了，钤拓成谱，即为印谱。端方辑《匋斋藏印》、丁仁辑《西泠八家印谱》、葛昌楹等四人辑《丁丑劫余印存》;再早的“三堂印谱”即张灏《学山堂印谱》、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周亮工《赖古堂印谱》，也都是收集别人印章，先收藏再钤谱的。即使是时人创作印谱如吴昌硕《缶庐印存》、王福庵《麋砚斋印存》等，所收诸多成千成百的印章皆本人为亲友宾客所刻，原印散落各处;但取走之前皆有印蜕留存，当然也不违“收藏”之义。乃至还有清代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是以已藏之大部，合二三朋好所藏之一部，辑成浩瀚大谱，但也未失“收藏”本旨而已。

　　偏好收藏编谱的“印癖先生”

　　偶然在中国书店看到一部清乾隆年间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钤印本，一木柜共二十册，四册一格。而其原辑共为五集，每集有四册，每册二卷，共四十卷。每一页钤录2一4印，均附释文。约收印3500方。据汪氏言杀青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耗时前后竟跨三十多年。我素知此谱完整版极难得，据各大图书馆目录，公藏亦只三五部而已。故而一见名物本尊，喜出望外，一打听，此谱乃是中国书店专门从日本回购者。

　　汪启淑为安徽歙县人，久居杭州，自称“印癖先生”，与厉鹗、杭世骏等过从甚密。在篆刻艺术圏则有林皋、丁敬、黄易、吴麐、董洵、张燕昌、桂馥、程瑤田、汪士慎、潘西凤等切磋风雅，出入浙派篆刻西泠诸家和扬州八怪之间，更藉家族经商而富，遂捐官，初为户部员外郎，迁工部都水司郞中、兵部郎中。因是捐官，貌似并不全力以赴，是否真到职视事亦未可知;但毕生兴趣在印章一道，却是有目共睹的。

　　最难得的是，汪启淑堪称是自古以来最专业的印谱编辑收藏家。过去我们看收藏印谱，或是金石学家收藏古玺印以便文史学术研究，或是篆刻创作家收集印谱以求前贤名家印蜕临摹把玩;而像汪启淑这样不刻印，只痴迷于印章收藏，且以大量编谱行世而得名的例子实在罕见。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无来者也不为过言。陈介祺号为“万印楼”，辑《十钟山房印举》，藏印7000余方，但他以收藏《毛公鼎》等重鼎大器在学林烜赫一时，终究还是先为金石学大家，兼及嗜玩古印，与汪启淑显然还不是一个路数。

　　古代印谱史上第一人

　　汪启淑一生编印谱无数，可举的如《讱庵集古印存》《汉铜印原》《汉铜印丛》《退斋印类》;甚至还有为了便于随身携带即时赏玩的袖珍本印谱(如《锦囊印林》)等各种新意迭出的印谱，约有成谱60余种，这个数量在历史上首屈一指。而作为专业的印谱编辑家，他甚至还为他人之不能为：比如，当时大多数人编印谱，是收藏收集到哪些古印即编出什么样的印谱;而汪氏还主动邀约在世篆刻家命题创作，先请知名篆刻家刻出新印三千方，再以这批宏大的时人新作辑成《飞鸿堂印谱》。清中叶以前的杭州，“飞鸿堂”又是浙籍名士诗客的荟萃之所，汪启淑甚至专门提供衣食生活条件，供养篆刻家门客以集中刻印。比如篆刻家周芬，居于飞鸿堂，为刻印章达176方;强行健被汪氏聘请来校勘书籍，又善刻印，亦有印作57方之多;今检《飞鸿堂印谱》均可查得。

　　这样的举措是无可比拟的——既是汇集乾隆一代时人名手纂成印谱;所收印章又是专门为编印谱而作，目的性很强，还是专题专人创作。在中国古代印谱史中，这样的集当代名家之作、专为印谱编钤之作、还是指定内容之作，数量又多达3500方，规模体量皆无与伦比。谓为专业印谱家第一之“创始记录”，不为过言。

　　更有意思的是，汪启淑家藏书宏富。于是他在编辑《飞鸿堂印谱》的同时，还编纂刻刊了一部《飞鸿堂印人传》，为同时的篆刻名家同好立传，留下了乾隆时期篆刻家们活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与印谱同时刊刻面世。后因清初周亮工有《印人传》，《飞鸿堂印人传》在年代上正续其后，于是有人将《飞鸿堂印人传》易名为《续印人传》以衔接于清初周亮工《印人传》之后，配套使用。今之坊间刻书，不知有《飞鸿堂印人传》而只知有《续印人传》矣!

　　为同时代篆刻家立传，又是一谱一传对应配套，还与前人同类著作配套相接，以这样的做派来看汪启淑，谁谓他不是古代印谱史上的第一人?

　　汪启淑家的藏书极富，由其子汪庚编有《开万楼藏书目》，后散落坊间店肆，有记载是在嘉庆十三年1808，曾为杭州城隍山“集古斋”书铺购去。今日杭州，不知还存有“飞鸿堂”旧址、与城隍山麓“集古斋”书肆的遗迹留痕否?